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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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礼》汉语拼音:Zhouli),中国周代后期根据周王朝系统曾有过的官制加工整理的王朝设官分职的书。汉代原称《周官》,又称《周官经》西汉刘歆始称《周礼》。全书6篇,分载天、地、春、夏、秋、冬6官:天官冢宰,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有属官63;地官司徒,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有属官78;春官宗伯,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有属官70;夏官司马,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有属官69;秋官司寇,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有属官66;冬官司空,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这一部分在汉代发现时已缺,当时取《考工记》抵充,有属官30。旧时常约言共有官360,实为376,每一官职皆有不少属员,合计数万人。《周礼》以官制的职掌联系各种制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组织民户,广征贡赋,充实府库,为治理统一的大国提供设计蓝图。这部书原是先秦旧籍。郑玄以为该书“乃周公致太平之迹”,遂被认为是周公的著作大行于世。贾公彦撰《周礼义疏》42卷,至宋时与郑注合刻为《周礼注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征引繁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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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周礼》,儒家经典之一,又称《周官》,有时也称作《周官礼》,细致详实地叙述了据称是周朝官职的结构和组织。关于《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与国别问题的争议甚大。其成书年代有周公制作说、西周说、春秋成书说、战国成书说、周秦之际说、汉初成书说、刘歆伪作说等不同认识,纷争不已,一直未得到切实的解决。又由于东周时期各诸侯国的制度多有不同,《周礼》成书之“春秋说”与“战国说”往往与国别问题联系在一起,仅战国成书说就有齐国说、秦国说、三晋说等区别。可以说,从未有过一部文献的时代及国别问题像《周礼》这样,歧见迭出,争论不已,且历久而不决。《周礼》具有十分明显的理想蓝图的设计性质,这是《周礼》作者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化设计。虽然包括有作者的主观设计成分,但书中的各项制度与职官不可能都是凭空想象,作者或多或少参考了现实中的职官与制度。所以说,《周礼》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关于上古政治制度的资料汇编。

  经文分六大部分,每部分都对应着周朝等级制度中六种首要官职之一,它们又分别相应地负责一大类政务,如下:

  (一)天官冢宰:首相(掌管全面政务)。
  (二)地官司徒:公众事务官(掌管教化)。
  (三)春官宗伯:负责祖先事物的族长(掌管祭祀)。
  (四)夏官司马:军事官员。
  (五)秋官司寇:掌管刑罚事物的官员。
  (六)冬官考工记:工艺审核记录。

  除第六部分外,每部分的开始都依等级从高到低列举各种属官及其爵级,如第一部分最先列举冢宰——其职权跨越于各专司之上的国家最高官员,最后列举宫廷的日常小官如阍人、缝人、染人和履人。接下来,是对爵位不同的各级官员职责的系统而详尽的记述。这类叙述的措辞显得公式化:先记述官名,后接动词“掌”,然后是所讨论只管的明确职责。显然,六部分分别被设计有60个官职,整个《周礼》的官职总数便是 360.郭沫若认为,这种6×60的官职结构具有春秋末及战国时代的天文学及宇宙论的意义。因此他力驳把此书的本源定得很早的观点。无论如何,根据司文· 布劳曼的列表统计,各部分官职的实际数字不是理想的60,而是都或是超过或是少于此数。

  原第六部分经文(《冬官》)本是关于司空(公共工程监工)官属的记载。《周礼》在西汉为人所知时,这部分经文就已经佚失,遂用《考工记》来替补。这一文献和前五部分的格式多少有点不同,它不列举属官及其爵等、职责,而列举并叙述隶属于宫廷的各色工匠及他们技艺的技术细节,例如,马车、武器、船只的制造等。它相当详细地描绘了所讨论器物的组成部件。它叙述不同类型的名称及尺寸大小,明确记载负责建造工程各部件的工匠。江永(1681-1762)认为,《考工记》是一本战国晚期齐国人编著的书。他立论的根据是书中发现了战国时代的地名和齐国的方言,参见他的《周礼疑义举要》卷六。

人法天的思想[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周礼》作者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儒家认为,人和社会都不过是自然精神的复制品。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勃兴,学术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风,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周礼》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积极奉行者。

  《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为间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周礼》六官即六卿,根据作者的安排,每卿统领六十官职。所以,六卿的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众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周礼》原名《周官》,此书名缘何而起,前人曾有许多猜测。依笔者之见,所谓《周官》,其实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为书名,暗含了该书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数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则。其后,刘歆将《周官》更名为《周礼》,虽然有抬高其地位的用心,但却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在儒家的传统理念中,阴、阳是最基本的一对哲学范畴,天下万物,非阴即阳。《周礼》作者将这一本属于思想领域的概念,充分运用到了政治机制的层面。《周礼》中的阴阳,几乎无处不在。《天官·内小臣》说政令有阳令、阴令;《天官·内宰》说礼仪有阳礼、阴礼;《地官·牧人》说祭祀有阳祀、阴祀等等。王城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也是阴阳思想的体现。南为阳,故天子南面听朝;北为阴,故王后北面治市。左为阳,是人道之所向,故祖庙在左;右为阴,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如前所述,《周礼》王城的选址也是在阴阳之中。所以,钱穆先生说,《周礼》“把整个宇宙,全部人生,都阴阳配偶化了”(《周官著作时代考》)。

  战国又是五行思想盛行的时代。阴、阳二气相互摩荡,产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世间万事万物,都得纳入以五行作为间架的体系,如东南西北中等五方,宫商角徵羽等五声,青赤白黑黄等五色,酸苦辛咸甘等五味,等等。五行思想在《周礼》中也得到了重要体现。在《周礼》的国家重大祭祀中,地官奉牛牲、春官奉鸡牲、夏官奉羊牲、秋官奉犬牲、冬官奉豕牲。众所周知,在五行体系中,鸡为木畜,羊为火畜、犬为金畜、豕为水畜、牛为土畜。《周礼》五官所奉五牲,与五行思想中五畜与五方的对应关系完全一致,具有明显的五行象类的思想。与此相呼应,地官有“牛人”一职,春官有“鸡人”一职,夏官有“羊人”一职,秋官有“犬人”一职,冬官有“犬人”一职。

  综上所述,《周礼》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的蓝图。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周礼》中没有先秦礼制的素地。恰恰相反,作者对前代的史料作了很多吸收,但不是简单移用,而是按照其哲学理念进行某些改造,然后与作者创新的材料糅合,构成新的体系。

  蕴涵于《周礼》内部的思想体系,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家本各为畛域,《易》家言阴阳而不及五行,《洪范》言五行而不及阴阳;儒家讳论法治,法家讥谈儒学。阴阳与五行,经由邹衍方始结合;儒与法,经由荀子才相交融。儒、法、阴阳、五行的结合,肇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周礼》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法、阴阳、五行诸家,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其精致的程度,超过《吕氏春秋》,因而其成书年代有可能在《吕氏春秋》之后,而晚至西汉初。

本源及真伪[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周礼》直至西汉才为人所知。《史记·封禅书》首先以《周官》为题提到它,然后,《汉书》卷三十著录了“《周官经》六篇”;《汉书》卷九十九下也述及它,书题为《周礼》。荀悦(148-209)认为,书名《周官》变为《周礼》是刘歆(公元前46- 公元23)所为。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叙》重申了这个观点。荀悦认为,刘歆还提议称此书为《礼经》,但对《周礼》来说,这一书题只是偶尔使用。刘歆也试图立《周礼》于学官。由于《汉书》著录时已题为《周官经》,据此可知从刘歆起,《周礼》已经被当为一种经书。

  《周礼》出现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这是传统观点,《汉书》卷三十、卷五十三、《隋书》卷三十二和部分保存在贾公彦(650年在世)的《周礼废兴》(一般视为《周礼疏》的序言)中的马融(79-166)的概述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这一看法。直至某一姓李的人将《周礼》献于河间献王(公元前155-前129在位),该书才为人所知。河间献王即刘德,汉景帝之子,汉武帝之弟。他还是古籍的热情收藏家。她得到《周礼》时,第六部分(《冬官》)已经佚失,因此,他以千金求购,但仍然未能买到,于是用《考工记》来代替。据说,河间献王后来又把它献于其兄武帝的秘府。

  那时,它不仅没有受到官方学者的认真对待,而且,实际上遭到了他们的批驳和蔑视,原因可能是它与其他占统治地位的经文表达的观念不同。这一批判的细节没有保留下来,但是可以推测,至少可以说它与很快就要被称为“今文学派”的官方学术把持了学术界这一事实有关。作为古文经,《周礼》不可能引起当时官方学者的多少好感,也不太可能得到他们的客观对待。

  马融说,秦始皇公元前213年焚书时,《周礼》是要特别留意销毁的一本书,因为它如此全面地体现着周王室的传统的、正宗的官制,因之是公然和他的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对抗的。这就意味着,无论谁胆敢有意收藏被禁止的《周礼》,他就有生命之虞。这可用来揭示它在河间献王之前失载的现象。

  河间献王将它献于秘府后,《周礼》好像除偶尔遭人蔑视外,一直躺在秘府,不为人接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王莽时期。到王莽时,由于他有意仿周公确立的政府模式设官以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也由于《周礼》已被视作周公的著作,它自然被当作记载国家机构的权威著作看待。在为王莽效力时,刘歆不仅提倡《周礼》,使它摆脱了湮没于秘府的恶运,而且,如前文所述,他还努力使其被确立为一种学官。

  随着王莽统治的终结,《周礼》失去了黄帝的青睐,这并不令人惊奇。但是,后汉正统的儒家学者,特别是郑玄(127-200)还极为重视它。这不是出于政治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古代文献,至少在某些人看来,它是周公所著,因此,它就处于正统观点的中心地位。刘歆的弟子杜子春曾准备为《周礼》作注。郑兴(30年在世)、其子郑众(83年卒)和贾逵(30-101)都曾编撰过《周礼》的注释,这是人们所知的事实,但是,除见于其他文献中的一些引文外,它们都失传了。

  王莽之前,已有人持周公撰写《周礼》的观点,但是,第一次正式表述的是郑玄《周礼注》。一直到宋代,这一观点都广为流行。但是,郑玄在世时,就有何休(129-182)等怀疑论者。现在,已经没有人坚持《周礼》为周公所著的观点了。这有许多明确具体的文献依据,其中最重要的两大证据是:(1)它的语言显然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的古典汉语,不是西周时代的前古典语言。(2)它多处出现确切具有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特征的概念和思想,如“五行”、“五帝”和“五岳”等就属此类,它们至早也不应该见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文献。这与它的西周早期的出处相矛盾再者,《周礼》记述的祭祀、法律、丧服、农业技术、分封过程和信仰等大体上与已知其为战国时代的而不是西周时代的其他原始材料相一致。

  关于《周礼》的年代还有另一个极端观点。自宋开始,有人主张,《周礼》是刘歆所伪造的,这是他给王莽统治披上合法性外衣而在文献方面所作的一种努力。早期倡议这种观点的是司马光(1019-1086)、洪迈(1123-1202)和苏辙(1039-1112),较近的拥护者则有改革者康有为(1858-1927)。这一怀疑的总依据是下述一事:《周礼》在刘歆校书秘府时发现它之前,它几乎不为人所知。实际上,在刘歆之前,全然没有关于它的资料。而《周礼》被刘歆所效力的王莽垂青也鼓励了关于刘歆伪造此书的怀疑。

  许多有名望的学者都反对它是刘歆伪作这一观点。陈振孙(约1190-1249后)指出,《周礼》使用了汉代罕为人知的古字及事物名称,者清楚说明其起源早于汉代(《直斋书录题解》《四库全书珍本》本,卷二,21b-22b)。毛奇龄(1623-1716)也反对刘歆伪造《周礼》的说法。他提出,《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魏文侯(前445-前396)时,魏国有一个名叫窦公的乐师就有一篇称作《乐书》的古书,此书在汉文帝(前180-前157)时献出。她被证明就是《周礼·大宗伯》中的音乐部分(《大司乐》章,见经文,《皇清经解本》,卷163,第12-22上)。

  为反驳康有为对许多汉代之前文献(包括《周礼》)真伪的严厉攻击,几位现代学者已论政刘歆并不像他们所攻击的那样是个大作伪家。就《周礼》而论,最重要的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当推高本汉的论文《〈周礼〉和〈作传〉的早期历史》。通过证明大量《周礼》文字见于刘歆之前的其他文献(即《史记》,《毛诗注》和《尔雅》),高本汉得出结论说,如果不会更早,那么,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周礼》就已经以现代人所知的形式与内容相近似的本子存在了,它不是刘歆的伪作。这个年代与传统记载此经首次出现的时间相合。

  顾颉刚(1893-1980)和郭沫若(1892-1978)同样认定《周礼》是战国晚期的真文献,他们甚至就其作者的具体身份和籍贯作了推测。郭沫若以高本汉所忽略的东周青铜器铭文为依据得出《周礼》可能是晚周荀卿的一位赵国弟子编著的结论。但与此相反的是,顾颉刚提出了它是齐国某人所作的看法,但没有与具体个人相联系。虽然此类假设仍属推测,但《周礼》是一部真正的前-汉代文献的结论仍然有说服力。

成书的时代和作者问题[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周礼》全书共有四万五千余字。它以记叙各种官职的形式来阐明制度,所以历来又称作《周官》。这本书中的官职,用天、地和四时划分为六个部门。在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个部门中,各有首长和下属官吏数十人,构成一个严密的官僚体制。据说这本古书在汉代发现时,就缺掉冬官这一部分,于是就用一本类似的书《考工记》补上,成为现在这样子。那么,这本书究竟成于什么时代?出于何人之手?历来说法分歧很大。

西周周公所作

  汉代刘歆宣传《周礼》是“周公太平之迹”,后来学者如郑玄等多信之。《隋书·经籍志》称:《周礼》是“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但是,这种说法可疑的地方很多。首先从文体上看,春秋以前不会出现如此洋洋洒洒,详密而有组织的巨制;再从官职名称来看,郭沫若曾作《周官质疑》,把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官职和《周礼》比较,发现很多矛盾;三从田制来看,《诗经》、《孟子》、《礼记·王制》中都说西周有“公田”,而《周礼》中根本没有;四从封国面积来看,《周礼》说“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显然太大,与周初情况不合;此外,《周礼》中常见“祀五帝”、“掌五刑之法”,这都是战国中期五行学说兴起后的说法。

西汉末刘歆伪造

  从汉代出现此书开始,到清代的康有为等许多学者认为:《周礼》是刘歆在王莽的篡位当国师时,为了配合王莽的政变处心积虑地伪造出来的。《汉书·王莽传》云:“摄皇帝(指王莽)遂开秘府,……发得《周礼》。”可见这是王莽当政时的产物。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如宋代陈振孙认为:“此书多古文奇字”(《直斋书录题解》),其他名物度数,也可与周制相参证,应该是先秦古籍。

战国策士的建国方略,或说是战国法家谋求统一、富国强兵之书

  《周礼》每一部分的开头都这样写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可见这是一部建国方略。战国时的游说之士,一定要有伟大的治国计划,方能打动诸侯国君,获取高位。《周礼》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国内分布着许多大小不等的诸侯,实行中央集权。《周礼·天官·大宰》云:“以八柄诏王驭群臣。”这就是说:国王可以用爵、禄、诛、夺等八种手段来操纵群臣的行动。《周礼》中又详细讲述了军队的编制、赋税的征收,特别讲到要用刑法来控制人民。《周礼·地官·族师》中说:“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使之相保相受”;《秋官》中又说:每年正月,“布刑于邦国都鄙”,“禁庶民之暴乱力正者。”这和商鞅的变法措施甚为接近。

战国时齐国人所作的记叙现实的书

  《周礼》和齐国的文献《管子》有密切的关系。《周礼》云:“五家为比,十家为联”;《管子·立政》也说:“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管子·禁藏》又说: “辅之以什,司之以伍。”《管子》有“相壤定籍”之法,《周礼》也有“乡遂分上、中、下授田”之制。《周礼·大司寇》说:“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这又是齐国规定的“足甲兵”的法令,见于《国语·齐语》。齐国是东夷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一直保持着氏族公组织和奴隶制的残余。这些在《周礼》一书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战国时儒家所编的政典

  它是以西周、春秋的制度为基础,经过整齐划一,加以系统化和理想化而编成的。《周礼》中记述农民有自己的份地,有比较完备的水利系统,但他们一无耕牛,二无铁器,生产工具是很原始的。《周礼》中的军队编制:“王六军,大国三军”,也与《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记的西周、春秋的军制:“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相当。从思想倾向来看,《周礼》中有浓重的儒家思想。《天官》中明言:“儒以道得名”;《地官》中又讲要以“六德”、“六艺”教万名。当然,法家思想也有想多的影响。所以有人认为,他的作者是接近法家的儒家,或许是筍卿弟子所编。

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

  西汉未公布时又经过窜改,因此,其中有不少抵牾的地方,彼此缺乏照顾,没有精密计算。如《遂人》中所“十夫有沟”,百夫有洫”是十进位制;而《小司徒》却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这如何能配合起来?书中还有上帝高于五帝的说法,南北郊祀之制,三皇五帝的史统,这些都是西汉时代热烈讨论的问题。

  《周礼》成书于什么时代,作者是谁,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约可以举出上述六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为近似,读者宜细心鉴别,反复思考而慎择之。

注释及版本[编辑 | 编辑源代码]

  现存时代最早又保存最完整的《周礼》注释郑玄注,其中引用了数种年代较早的《周礼》注的一些内容。所有汉代学者注释《周礼》的佚文都已经辑入马国翰(1794-1857)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王谟(1778年进士)在《汉魏遗书钞》也辑录了马融注。下一部现存的重要注解是贾公彦疏。这两种注和陆德明的《音义》和在一起是清代之前的此经的重要的注疏。

  清代对《周礼》的研究很广博,其中有三位学者特别值得介绍:阮元(1764-1846),他的成绩是其校勘记;江永(1681-1762),他除在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总体研究外,特别对三礼的经文感兴趣,结果是他撰写了《周礼疑义举要》;孙诒让(1848-1908),他编著了78卷本《周礼正义》。

  此经在汉末到唐之间的流传模糊不清。《隋书》(卷三十二,第919页)著录有15种书题包括马融注和郑玄注、王肃(195-256)注和干宝(320年在世)注,还有沈重(570年在世)疏40卷。受陈振孙的影响,孙诒让推测,沈重疏是一个世纪后的贾公彦疏的基础,因为,姑且不论其他,两者的卷数相同。藤原佐世的书目列有9种主要著作,分别冠以《周官礼》、《周礼义》或《周礼》等不同题目;还有《周礼音》1卷,《周官图》两种,分别15卷、10卷。

  除书目记载外,我们还知道,《周礼》是西魏时的重要书籍。当时,宇文泰(507-556)刻意仿照它记述的官制机构来组成政府。顾颉刚说,这是《周礼》所设计的行政系统第一次付诸实践。

  175年石经不包括《周礼》,只是在开成年间(836—840),它才和其他11种经典一同镌刻立碑,可见于现在西安碑林。

  《周礼》首次印刷是作为冯道932年下令雕版印刷的九经之一。此次印刷在953年完工,其底本是唐石经本。它通称为五代监本《周礼》。此后,《周礼》流传大致可以从成套儒经的印刷史之中寻找线索。第二次官方发起的儒经印刷在公元988至994年间。此次刊刻的底本是五代印本,此次印本称国子监重行校刻九经。

  根据《玉海》记载,李沆(947-1004)和杜镐在996年奉命校订贾公彦的《周礼》疏和《仪礼》疏。按照当时的惯例,注疏与经文本身是分离的。我们所熟悉的明清以来将《周礼》和郑玄注贾公彦疏一起印刷的习惯,首次出现在绍兴年间(1131-1162)。这一印本统称茶盐司本,或称黄唐本(这是用负责刊刻者的姓名命名的)。

  在它此后的流传中,其影响比茶盐司本还大的是稍晚的一个南宋本——十行本,它之所以称作十行本是因为它每面有十行文字。它可能印于福州,称《(附)释音周礼注疏》。所有后来的《周礼》注疏本的印本都源于十行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五种印本:

  (一)明(嘉靖:1532-1567):李元阳本,雕版印刷,每面九行,也称九行本。它统称闽本,以李曾作闽地御史而得名。
  (二)明(万历:1573-1620):监本,通称北监本,其底本是李元阳本。
  (三)明(崇祯:1628-1644):毛晋的汲古阁本,其底本是北监本。
  (四)武英殿本,1736年,底本是北监本,此本的经文曾用其他版本校订过,因此一些宋以来的文字讹误被改正,优于北监本和毛晋本。
  (五)清(嘉庆:1796-1820)阮元本。它直接依据的底本是十行本,但也参考上述版本(一)、(二)、(三)及其他版本校订。它以附校勘记而知名。它比十行本的派生本都好,但除武英殿本可能是个例外。参见加藤虎之亭《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东京:Kiyota Kiyoshi 1958年)。

  除上面已叙述的印本外,最著名的《周礼》的私人印本之一是岳珂(1183-1240)本,它是著名的相台九经之一。如果相信岳珂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他自己收藏有15中以上经书版本,他可以确定自己的经文时参照了不止一种本子。他的印本被视作最好的南宋私人印本之一。《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的《周礼注》的底本都是相台本。

学术与治术兼包[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儒叹为“非圣贤不能作”,诚非无稽之谈。所谓“学术”,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汉代经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称为“今文经”,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汉初在孔子府宅的夹壁中发现的文献,以及在民间征得的文献大多是古文经,而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记载不尽一致,因而双方时有争论。汉代古文学以《周礼》为大宗,今文学以《礼记·王制》为大宗。为此,《周礼》每每成为论战中的焦点,加之它传授端绪不明,屡屡受到今文学家的诘难,如著名经师何休就贬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则指斥它出于王莽篡汉时刘歆的伪造。相反,褒之者如刘歆、郑玄等则誉之为“周公之典”。

  尽管如此,《周礼》依然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唐人为“九经”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贾公彦的《周礼疏》,受到朱熹的赞赏。清儒为“十三经”作新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冠绝一世,至今无有出其右者。历代学者围绕《周礼》真伪等问题所作的种种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谓治术,是说《周礼》作为一部治国纲领,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古人笃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取之不尽的人文。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但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朝鲜的汉城,同样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

  《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提升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礼》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书中有许多至今犹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鉴的制度。历史上每逢重大变革之际,多有把《周礼》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中寻找变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汉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变法无不以《周礼》为圭臬。清末,外患内忧交逼,为挽救颓势,孙诒让作《周官政要》,证明《周礼》所蕴涵的治国之道不亚于西方。朝鲜时代后期的著名学者丁若镛(号茶山),曾撰作三十万言的《经世遗表》,主张用《周礼》改革朝鲜的政治制度。 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来勾画理想国的蓝图,《周礼》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历史材料加以填充。不过,作者在使用时往往根据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这是读《周礼》时必须注意的,这也正是此书的复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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