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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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明万历二十六年北监刊本),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台湾大学图书馆各有藏此版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著。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该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贯穿经传,整理诸子百家,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纪元前千余年的历史文化。

  《史记》对后世史学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阅读:>>> 史记·目录

概述[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汉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

  《史记》的写作,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编写《史记》,司马迁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的内容和体例[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史记》全文一百三十篇,自司马迁殁就有十篇散失。西汉博士褚少孙补之。但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更有后人补之,如《孝武本纪》摘抄于《封禅书》,褚少孙虽才识不足也不至于如此。另有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史记》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共分成《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细分成一百三十个章节。其中:

  《本纪》 是“天下”统治者的事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本纪》也是全书的总纲,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 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 记述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 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中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至此以后,尚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著仿效该体,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史记》版本[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史记》版本众多,目前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南北朝时期的抄本残卷。最早的刻本为北宋时期的《史记集解》单刻本。南宋的黄善夫刊本为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

  中华书局发行的《史记》,分简体和繁体版本,也有带“三家注”的版本,其再版的版本是当今最好的版本。

  白话文则有韩兆琦译注的《新白话史记》(简化字本由中华书局出版,正体字本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张烈等人译注的《史记》(简化字本由贵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正体字本由台北台湾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他工具书则有哈佛燕京社编《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编《史记索引》、李晓光、李波编《史记索引》、钟华编《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编《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仓修良主编《史记辞典》等。


  历代重要善本:

  南宋黄善夫刻本(简称“黄善夫本”)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南北监刻二十一史本(简称“监本”)

  明朝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本(简称“毛刻本”或“汲古阁本”)

  清朝乾隆年间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简称“武英殿本”或“殿本”)

  清朝同治年间张文虎整理,金陵书局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百三□卷(简称“金陵局本”)


评价[编辑 | 编辑源代码]

  鲁迅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建立了杰出的通史体裁[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编辑 | 编辑源代码]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


研究考证[编辑 | 编辑源代码]

篇数及续补[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史记志疑》(清朝·梁玉绳)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 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卫宏给《汉书旧仪》这本书作注,说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汉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

  《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

  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考据与集注[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史记探源》(清朝·崔适)《史记》在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史记”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

  唐朝时期,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文学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裴骃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

  《史记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

  《史记索隐》进一步指出了《史记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

  《史记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

  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校勘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研究专著综述[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史记校正》 王叔岷《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自宋朝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朝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朝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工具书[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参见条目[编辑 | 编辑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