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信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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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信臣(生卒年不详,活跃于西汉初元竟宁年间——公元前48至前33年),字翁卿,西汉九江郡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考中明经甲科,因此被举任为郎。在西汉宣帝时外放地方官曾任谷阳(今山东平阴西南)、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县令,后任零陵郡(今广西全州县西南)、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河南郡(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太守和少府等职。

  汉元帝时期,西汉王朝由盛开始衰败。元帝继位后,沉醉于酒色,大小政事委以宦官石显处理。从皇帝到近臣贵戚竞相奢侈挥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他们不顾百姓的死活,横征暴敛,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召信臣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勤政廉洁,以清官著称。他治理有方,无论在什么地方任官,总是千方百计为民兴利除弊,所作所为务在富民。

  南阳郡物产丰富,历来是西汉的粮仓之一,那里的冶铁业、商贾、交通辐辏也很发达。召信臣深知,国家兴盛必须以农业为本,农业发展则人民安康,人民安康则国家富强;相反,农业废驰则民心不安,社会动荡。治理好了南阳,不仅本地人民受益,同时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巨大影响。因此,召信臣担任南阳郡太守后,亲自劝农耕桑,同时积极支持发展冶炼和商业、交通,教导百姓勤俭节约。他率先垂范,生活俭朴,经常深入农村田头,巡视在阡陌之间,有时就在田边村舍休息,很少有在太守府上安居的时候。他发现当地百姓常受干旱困扰,丰歉无时,就亲自四处寻找水源,察看水情,然后率领百姓挖渠引水,灌溉农田,并不断拓展渠道,使沟渠成网,扩大浇灌面积。同时修筑池塘,建造堤闸。在召信臣主持兴建的南阳水利工程中,最有名的是六门堰和钳卢陂。六门堰又叫穰西石堰,在今河南邓县城西1.5公里。它壅遏汉水的二级支流湍水(流入汉水支流清水,今白河),形成水库。最初设3处水门引水,元始五年(公元5年)增加到6处,所以叫六门堰。水由水门分出后,沿途形成29个陂塘,形成“长藤结瓜”式灌溉系统。可以灌溉穰县(今邓县)、新野、涅阳(今邓县东北)3县5000多顷农田。这一带水利历史上经过多次兴废,明代末年才完全废弃。钳卢陂在邓县城南30公里,号称灌田万顷,废于清代前期。当沟渠、池塘、水闸修好后,为避免因农忙季节用水量骤增而引起百姓争抢,他又为当地百姓制订了“均水约束”即:管理用水的制度,规定各地方闸引水的顺序,并把具体条文刻于石上,立于田畔,有效地防止了无端的纠纷。由于建设与管理并重,使得南阳水利得以长盛不衰,呈现一体兴旺景象。东汉张衡在《南都赋》中,生动地描绘了南阳水利的盛况……

  召信臣看到民间旧俗流行,红白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风俗之奢靡,破费之巨大,非一般百姓所能承受。百姓为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要花大量的钱财,有的因此而数年不振,甚至破产;有的借贷负债,甚至忍痛借高利贷以顾一时脸面,相互攀比之风日盛。召信臣深知这一旧俗的危害,如果不予禁止,则会影响社会安定,自己所实施的务在富民的努力将会落空。于是下令禁止红白事大操大办,提倡勤俭节约,一切务必量力而行。由于召信臣深受百姓的信赖和爱戴,所禁止的又是广大百姓深恶痛绝的恶习,所以令行禁止,旧礼俗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使南阳郡的风尚大变。

  南阳郡的豪强势力一直比较强大,他们与府县官吏和那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勾结在一起,依仗权势,为非作歹,危害百姓。召信臣对这些人采取了不同的处置办法:对只知游玩、不事稼穑者,严加痛斥,令其改邪归正;对现任官员,则免除官职不用;对违法乱纪、鱼肉百姓有民愤者,则绳之以法,严厉地打击了地方恶势力。一时南阳郡社会安定,盗贼狱讼之事罕见,郡中之人莫不努力耕稼力田。全郡的官吏、百姓都爱戴他,把他称作“召父”。荆州刺史上奏朝廷说他为百姓兴利,南阳郡因此而殷实富裕,朝廷奖赐黄金。后迁河南郡(郡治在今洛阳市东20公里)太守召信臣一如既往,治行考核,常常都是第一等,又多次升级受奖。

  汉元帝十几年的统治,使西汉王朝衰败下去。继位的成帝更加荒淫无耻,“重征赋敛,征发如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为自己修建规模巨大的陵墓。外戚王氏把持朝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奴婢买卖公开化、合法化,数以千万计的流民辗转道路,农民、流民和铁官徒的起义此起彼伏,西汉王朝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竟宁(前33年)年间,召信臣到京城任少府,负责对宫廷供应,职位列为九卿之一。身为少府的召信臣,是当时头脑较为清醒的少数高级官员之一。他任少府不久,为了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根据实际情况,奏请压缩土木工程,包括一批皇帝极少光顾的离宫别馆,停止修缮扩建和铺张陈设。又奏请罢省戏班和由宦官组成的皇家乐队唱演诸戏等糜费之项,提议将保卫宫馆的卫队及其兵器等一应供给的物品削减一半。

  在召信臣任少府前,专供皇室膳食的太宫园里建有温室,每当冬季即为皇室提供新鲜蔬菜。温室建得很考究,菜地四周盖起带庑廊的房屋,日夜生火以提高室内温度,使之在寒冬季节也保持适合蔬菜生长的温度,耗费大量财力。召信臣认为这些设施劳民伤财,就借口生长出来的东西“为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应用来贡奉皇帝,奏请一概罢省。

  虽然采取了罢省、削减之类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益奢靡风气,也无法挽救西汉末年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但至少表明,在君臣上下迷恋于无止境的享乐腐化、百姓正处于苦难深渊之时,召信臣没有与贪官暴吏同流合污,更没有为迎合皇帝的欲望而推波助澜,而是积极倡廉,并想方设法紧缩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召信臣年老,在官任上去世。元始四年(公元4年),平帝下诏祭礼百僚卿士有益于民生者,要祭祀已故百官中曾造福于民的人,蜀郡以文翁,九江郡以召信臣应诏。于是每年由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召信臣冢,南阳郡亦立为祠。《汉书》中,两次将召信臣列为西汉“治民”的名臣之一,可见召信臣已声名卓著了。《汉书循吏传》说召信臣“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有奉祀”,“此廪廪然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清代齐召南评述说:召信臣对南阳的贡献足以和李冰对四川(修都江堰),史起对邺县(引漳灌溉)的贡献相媲美。

  时隔不足百年,至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阳郡百姓又幸运得遇新任太守杜诗,爱民如子,事事替百姓作主,于是全郡百姓家家粮丰衣足。百姓拿他与以前的召信臣相比,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自此“父母官”成为古代中国百姓对州、县官这一尊称便广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