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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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土主庙,坐落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巍宝山前山,是西南彝族地区最大、最古老的一座庙宇

  南诏(649/738-902年),吐蕃人称之为姜域,是八世纪时兴起的位于中原西南部的古国,其国民主要由乌蛮和白蛮组成。到九世纪60年代极盛时的统治范围包括今云南全境及今贵州、今四川、今西藏东南部、今越南北部、今老挝北部、今缅甸北部的地区。由蒙舍诏首领皮逻阁在738年建立。902年郑买嗣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长和。

  南诏自738年皮逻阁统一“六诏”起至902年郑买嗣灭南诏,共165年。

  南诏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细奴逻当上蒙舍诏主算起,到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郑买嗣篡位,南诏灭亡止,传位十三代,计254年,几乎与唐王朝相始终。

  公元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巍山境内建立“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臣属于唐,遣使入贡。当时在现今大理境内分布着越析诏(今宾川一带)、施浪诏(今洱源北部、剑川南部一带)、浪穹诏(今洱源中部一带)、邓赕诏(今邓川一带)、蒙嶲诏(今巍山北部一带)和蒙舍诏等六诏国家,因蒙舍诏位于最南部,被称为南诏。“诏”解作王。

  武则天时,其子逻盛亲自入朝。蒙舍诏原居蒙舍(今云南巍山西北),至唐玄宗时,逻盛之孙皮逻阁在唐的扶持下统一六诏,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779年又迁羊(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738年,唐赐名皮逻阁为蒙归义,封“云南王”。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国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唐朝吐蕃在西南地区长期形成的力量对比,成为决定当时西南地区政治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短短的时间内,南诏疆域迅速扩大,东接贵州,西抵伊洛瓦底江,南达西双版纳,北接大渡河;东南接越南边境,西南接骠国(缅甸),西北接剑川,东北达宜宾。在唐朝和吐蕃两股势力的夹击中,南诏国审时度势,有效地利用周边政治条件,在贞元年间与唐修好,唐朝册封南诏为云南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元会盟”,成了中国民族史的一段佳话。

  南诏国的建立和对云南地区的有效控制,促进了南诏文明的兴起。南诏处于中原文化南亚文化吐蕃文化的交汇点,其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征。南诏重视学习唐朝文化,俘虏来的唐朝官吏在南诏受到尊重。南诏还派遣大批子弟到成都“习孔子之诗书”,汉字成为南诏官方文字,出现“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局面。融入唐朝音韵创造出来的《南诏奉圣乐》被列入唐朝14部乐曲之中,南诏著名的乐曲在唐朝的教坊中教唱。绘画艺术在南诏国得到发展,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艺术瑰宝,以传统线条勾勒手法创作的《南诏中兴国史画卷》,以画传史。南诏佛教文化则充分体现出中原、印度文明的交融和渗透,闪耀着奇异的地方性、民族性色彩。

  南诏国建立,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南诏建立制度,修筑道路,设置城邑,改善交通,加强与周边国家交往,南诏王丰时还建成宏伟五华楼,作为接待西南各酋长的宾馆。以纺织、金银器加工为代表的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南诏纺织的锦缎水平直逼闻名当时的蜀锦。冶金业发展很快,南诏剑闻名于世。建筑风格和砖瓦制作呈现唐代风韵。

  “周章无六诏,俯仰了群蛮”,存在近200年的南诏文明及后来发展的大理国文明,在明清后像谜一样地消失了,南诏十三代国王的丰功伟业淹没于历史尘封之中。尽管有少量正史方志记载和考古的发现,却难以窥视其文明的全貌,许许多多历史之谜有待后人来解开。据有关部门介绍,大理将对古王墓进行发掘,相信新的科学发现将会彻底破解历史的谜底。

概述

疆域

  南诏的疆域比今天的云南省范围大(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古南诏国图与今云南省地图相比较)。据《新唐书·地理志》载:“东距爨(今昭通、曲靖),东南属交趾(今越南),西摩伽陀(即今之印度),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老挝、泰国东部和北部),西南骠(今缅甸),北抵益州(今四川),东北际黔、巫(今贵州和两湖)。”从以上寥寥数语中,便可看出南诏国东西南北广袤的地域了。

国号

  南诏国共有4个国号。第一个大蒙国(公元649年),为南诏开国君主细奴逻称奇嘉王时的国号;第二个是大礼国,为南诏国第六代异牟寻孝桓王于公元784年由太和都迁都史城(今大理喜洲)所改的国号;第三个国号是大理国,为南诏国第十一代王世隆自称皇帝所改的国号;第四个是大封人(民)国,为南诏国第十二代王隆舜改元贞明承智大同,国号鹤拓的别号。

国都

  南诏国立国254年期间,共建都五处:第一处是细奴逻建大蒙国时筑蒙舍城(今巍山古城村)为国都;第二处是山龙山于图都,为南诏国第三代王盛逻皮所建;第三处是太和都(今大理太和村),为南诏国第四代王皮逻阁统一六诏后所建的国都;第四处是大厘都(今大理喜洲,亦号史城),为南诏国第六代王异牟寻自太和迁都史城所建,3年后又迁都羊苴咩城(即今天大理古城),是南诏国所建的第五处国都。

民族

  南诏境内的民族以爨蛮为主,而又分为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王室族属于乌蛮,贵族多属白蛮。此外,另有“和蛮”(今哈尼族先民)、“卢蛮”(今傈僳族先民)、“磨些”(今纳西族先民)、“寻传”(今阿昌族先民)、“裸形”(今景颇族先民)、“金齿”(今傣族先民)、“望蛮”(今佤族先民)、“朴子蛮”(今德昂族、布朗族先民)等少数民族广泛分布各地。南诏是一个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地方政权。

语言

  南诏的统治阶层为洱海地区的白蛮,白蛮汉化较深,语言近于中原汉语,只是四声讹重,有的名物称呼不同。唐樊绰于《云南志》云:“言语音白蛮最正”。所谓正,是以唐代中原语音为准则。南诏建立后,以洱海白蛮语言为主,融合成为新的白语。

政治

  南诏政治制度深受中原影响,其初期官制有“六曹”,即兵曹、户曹、客曹、法曹、士曹和仓曹,基本是沿袭唐朝地方官制。后期改六曹为“三托”、“九爽”。“三托”是: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仓。“九爽”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每三爽有一督爽管辖。

  其相称为清平官,决国事轻重,有大军将与王共同决策大政。地方军政制度则有六节使、二都督,原六诏地区设置六睑。“睑”犹如唐之“州”。在被征服地区设置节度。

军事

  南诏军队一般分为常备军、乡兵与夷卒。常备军数量不大,但战斗力很强,其精兵称“罗苴子”。乡兵是南诏军事力量的基础,战时临时从各村邑抽调。村邑成员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夷卒是少数民族武装,也属临时性质,战时方从少数民族地区征调。夷卒骁勇善战,常与“罗苴子”并为前驱。

  南诏主管军事事务的高级官员称大军将,属于一种荣誉职务,节度使、都督、清平官、曹长均可领有。其下则有演习、演览、缮裔、缮览、澹酋、澹览、幕伪、幕览等职。

经济

  南诏社会经济发展颇不平衡,而以滇池与洱海地区水平最高。农业生产以水稻为主,兼种豆、麦、粟、稷;多数地区实行稻麦复种制,一年两熟;长于治理梯田。畜牧技术颇为先进,其越睒骢名闻遐迩。手工业较为发达,尤以兵器制造最为著名。现存云南弥渡的南诏铁柱,柱高三米,分五次铸造,然后衔接,反映出南诏较高的冶炼水平。南诏后期,从西川俘获大批工匠南来,带动了纺织、雕漆等行业的发展,工艺水平接近中原。南诏交易采用缯帛、盐块,后期采用贝币。

文化

  南诏文学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颇重,但也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如引白语入诗),散文、诗赋成就显著。民间复以汉字为白语注音,形成白文。南诏后期,派遣大批贵族子弟到成都留学。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南诏文人多善诗赋,成就突出。除诗赋外,南诏文人也长于散文写作,《南诏德化碑》是其代表之作。

  南诏音乐舞蹈丰富多彩。同时南诏乐舞则受云南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影响较多,《南诏奉圣乐舞》与《骠国乐舞》是其代表。西元745年,唐玄宗曾赐南诏胡部、龟兹二乐。西元800年,南诏亦献《天南滇越俗歌》四章于唐,后被改编成《南诏奉圣乐》,参加演出的人数多达百人。南诏还盛演一种骠国乐舞,内容属于佛教性质,袁滋出使南诏时曾经见过。南诏民间歌舞以“踏歌”、“壶芦笙”较为普遍,少年子弟也喜欢吹树叶表达感情。

  南诏绘画留存至今的不多,而以《南诏图传》最具代表,被誉为“滇南瑰宝”。南诏雕塑以剑川石窟最受称道,技艺精湛,造型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分布云南各地的大黑天神摩崖造像,则代表了南诏雕塑的另一倾向。

宗教

  南诏建国以前,普遍信仰原始宗教,尤以鬼教较为盛行。建国以后,历代诏王多推崇佛教,晚期特别兴盛,兴建了不少佛寺与佛塔。家家户户,都以敬佛为其首务。南诏佛教以阿咤力教为主,后期每以阿咤力僧为国师,反映出阿咤力教的影响很大。除阿咤力教外,南诏也有禅宗等派流传,但多限于王室贵族之中。南诏兼奉道教,劝丰佑时曾一度加以禁废。此外,南诏还信奉一些别的宗教,如巫教、景教等。

南诏国的建立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蒙舍诏皮逻阁兼并其它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南诏政权从此开始。是年,南诏徙都太和城,唐赐皮逻阁蒙归义,授特进封越国公,又封“云南王”。

  当7世纪末,唐朝正积极经营洱海地区的时候,此时唐朝西南边疆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位于唐朝西邻的吐蕃奴隶主势力迅速壮大起来,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并不断派兵进攻唐朝西境,同时又自西北南下深入到云南洱海地区和四川的部分(今四川省盐源县一带)地区,还与唐争夺四川北部的安戌城(今四川省茂汶县),其势直逼成都。吐蕃势力已构成对唐朝西南边疆的威胁,因此唐与吐蕃在洱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吐蕃势力南下时,已经控制了洱海北部的剑川、浪穹一带的一些部落,如果洱海其余地区再落入吐蕃之手,唐朝的西南边疆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唐朝便决定从洱海各部中选择一个奴隶主势力加以扶持,让其统一洱海各部,使之既能控制洱海地区的局势,又能遏制吐蕃势力的南下,减轻吐蕃对唐朝西南边境的压力。权衡之后唐朝选择了南诏(蒙舍)来完成统一洱海地区的使命。

  唐朝选中南诏,是因为在洱海地区的六诏(或八诏)中,南诏的社会生产较之其它各诏为高,“蒙舍川……当五诏俱存,蒙舍北有蒙巂诏,同在一川(平坝),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洱海),周迥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然邑落之众,蔬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畜牧业也与农业相配合发展较快,“孳牧繁衍”,说明农牧业都相当发达,这是统一六诏的物质条件。又因南诏地处六诏之南,最靠近唐朝的姚州都督府,便于唐朝对其进行控制,加之南诏在政治上一贯靠拢唐朝,“率种归附,累代如此”,“子弟朝不绝书,供献府无余月”。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曾于永徽四年(653年)被唐朝封为巍州刺史。细奴罗之子罗盛于武后时向唐朝入贡,大蒙恩奖,敕鸿胪安置,赐锦袍、金带、缯彩百匹,关系极为融洽。南诏还主动为唐朝讨伐叛唐投吐蕃的浪穹、施浪、邆睒等诏,表示忠于唐王朝。这些原因促使唐朝选择南诏来完成统一洱海地区的使命。

  从734—737年(开元二十二至二十五年),唐朝调动姚州都督府的兵力协助南诏进行统一洱海地区的活动。唐朝派御史严正海等与南诏王皮逻阁一起制订了统一各诏及各部落的战略。

  734年,皮逻阁之子阁逻凤在严正海所率唐兵的配合下进攻石和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凤仪镇),皮逻阁率兵攻下石桥城(今云南省大理市下关镇),乘胜夺取了太和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太和村),并击败了邓睒诏,占领了大釐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喜州镇),接着在大釐城以北筑龙口城(今上关镇),很快控制了原西洱河河蛮各部地区。河蛮地区原先是受已归附吐蕃的“三浪”(即浪穹诏、施浪诏、邓睒诏)所管辖,于是“三浪”便联合起来对付南诏,因此皮逻阁亲率南诏兵与“三浪”抗争,将“三浪”打败,“三浪”残部退守剑川。736年,唐朝又派内给事王承训率唐兵与皮逻阁“同破剑川”,将“三浪”彻底击败,统一了“三浪”地区。同时皮逻阁还出兵越析诏,将越析诏消灭,统一了宾川地区。在南诏王皮逻阁出兵统一洱海以北四诏的时候,对于与南诏毗邻的蒙巂诏则采取了非军事统一的方法,这是由于蒙巂诏与南诏是近亲部落,因此皮逻阁便以“推恩巂利”的方法,吸收了蒙巂诏的部众,进而将其领土兼并,统一了蒙巂诏。至此,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完成了统一洱海地区各部的使命。

  南诏皮逻阁在“效命”于唐朝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六诏的统一。由于皮逻阁统一六诏的“功绩”,唐朝便对皮逻阁进行加封,“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九月,封西南大酋帅蒙归义为云南王……西南大酋特进越国公”。皮逻阁的诸子皆被唐朝封为刺史。唐朝对皮逻阁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

  南诏国的建立是西南彝族和其它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建立使洱海地区长时期的部落与村社之间的纷争局面结束了,使原来互相对立的、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要求共同联系起来的各个小部落集团统一了,这就有利于洱海地区各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南诏王被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南诏王就成为唐朝设在洱海地区统治的地方王侯——地方长官,这是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的常见形式,因而它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汉族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汉族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统一后的南诏国

  唐力助南诏统一,原想南诏出更多的力去牵制吐蕃。皮逻阁利用唐与吐蕃的矛盾,立在唐一边取得胜利,胜利以后,南诏与唐各有自己的想法。南诏国王是乌蛮,臣民却是白蛮,向东兼并西爨,成立一个大白蛮国,是有理由的。可是,唐要保护西爨,又要南诏多出力攻吐蕃,这样,双方虽然还保持着和好关系,实际上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七四五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姓)兼琼遣使至云南,与皮逻阁言语不相得,皮逻阁很不满意。七四八年,皮逻阁死,子阁逻凤继位。

  南诏国的发展过程,可分“附吐蕃反唐”、“附唐反吐蕃”、“向外攻掠”三个阶段。

南诏附吐蕃反唐(750年—793年)

  天宝年间,正是唐朝腐朽没落,大乱将发的时候,西南方面自然也不会安静。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性急躁,不知方略,他的属官云南(即姚州)太守张虔陀更加放肆。南诏国王谒见都督府都督,照惯例要带着妻子同来。七五○年,阁逻凤路过云南,张虔陀甚至侮辱同来的妇女。勒索贿赂,阁逻凤不应,张虔陀派人去辱骂,并向朝廷告发他的罪状。张虔陀如此狂妄,大概也知道一些南诏扩张土地的计谋,所以敢肆行要挟。阁逻凤愤怒,起兵攻破云南,杀张虔陀,并取羁縻州三十二州。七五一年,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往击南诏,阁逻凤请和,并说,现在吐蕃大兵压境,如不许和,我归附吐蕃,云南不是唐所有了。鲜于仲通自恃兵多,进军至西洱河,被南诏击败,唐兵死六万人。阁逻凤想扩大南诏国,但并不想脱离对唐朝的臣属关系,因为与唐往来,利多害少。南诏本身贫弱,必须依附一个大国,既被唐逼迫,只好归附吐蕃。吐蕃弃隶缩赞赞普得到这个附属国,自然很满意,七五二年,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为小赞普)南国大诏”,“赐为兄弟之国”。阁逻凤自立国号为大蒙。当时杨国忠当政,唐朝廷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不知大乱就在眼前,还继续出兵攻南诏,唐兵前后死亡约二十万人。云南方面自曲、靖二州以下东爨居地也被唐兵破坏。双方损失都很严重。战争促成白蛮乌蛮大迁徙,只剩下一部分乌蛮还向唐朝贡。

  皮逻阁在位时,两爨大鬼主爨崇道杀南宁州都督爨归王。爨归王妻阿姹(音诧chà)母家是乌蛮酋长。阿姹回母家请父率部众报仇。唐玄宗任爨归王子爨守隅为南宁州(云南曲靖县西)都督。皮逻阁以一女妻爨守隅,又以一女妻爨崇道子爨辅朝,对双方表示和解,实际双方仍相攻战。显然,西爨内乱与皮逻阁的谋西爨有关系。阿姹请皮逻阁相助,皮逻阁出兵杀爨辅朝,又杀爨崇道。阁逻凤反唐后,废爨守隅,西爨地为南诏所有。阁逻凤遣将军杨牟利率兵胁迫西爨迁徙到太和城西南的永昌城(保山县),凡徙二十余万户。河蛮与西爨同为白蛮,徙居永昌,可以增加南诏的实力。西爨征服乌蛮(东爨),徙居后,乌蛮得自立,南诏国王世世与乌蛮通婚姻,让乌蛮徙居西爨故地,乌蛮自然对南诏和好,助南诏防御来自剑南的攻击。说东爨因言语不通,又多散居在林谷间,所以得免迁徙,并不是真实原因。乌蛮经济与文化都比较落后,徒居滇池周围,从畜牧改为农业部落,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与白蛮相接近,这对乌蛮也非常有利。南诏国有白蛮作基础,有乌蛮作辅助,具备了发展的条件。东西爨迁居,确是南诏国的一件大事。

  七五四年,剑南留后李宓(音密mì)率兵七万击南诏,进至太和城,全军覆没。这是唐最后一次出兵。第二年,安禄山反叛,唐无力再进攻,可是南沼还有意归唐。阁逻凤在太和城中立一大碑(南诏德化碑),表示叛唐出于不得已,对臣属说,后世可能又归唐,当指碑给唐使者看,明白我的本心。阁逻凤知道依附吐蕃害多利少,两国关系是不能持久的。

  七五五年以后,唐困于内乱,吐蕃向唐河西陇右地区扩张,南诏得到休息的机会,上下合力,完成立国的规模。下面略述南诏的几种重要制度。

  中央官制——南诏国王坐向东,自称为元,称诸臣为昶(音场chǎng)。诸臣对国王只自称官衔不称臣。主要官员中最高级称清平官,凡六人,职位等于唐朝的宰相。又有大军将十二人,随同清平官每日见国王议事。请平官中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国王判押处置(平章事),二人为副内算官,同勾当(同平章事)。又外算官二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外算官领六曹,凡六曹该行下的公事文书,由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牒行下。六曹相当于唐朝的六部,名称是兵曹、户曹(管户籍)、客曹、法曹、士曹(管营造工程)、仓曹(管财政)。六曹长有功绩,得升大军将。大军将在内随同清平官议政,出外镇守重要城镇,任节度使,积有功绩,得升清平官。

  地方官制——地方组织是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分为十(音简jiǎn相当唐朝的州)六节度。邆川城(大理自族自治州东南)、龙口城(大理县北)、大厘城(大理县喜州)、太和城(大理县太和村)、羊苴咩城(咩音miē大理县)为一组,分设三:邆川城力赕,大厘城,龙口城为史,太和城、羊苴咩城为阳。南诏国王往来居住,五处如一。此外,白崖(又名勃弄,大理县东南红岩)为国王亲属所居,亦为官员分田所在;赵川(大理县)东南为亲近国王的白蛮所居,亦即南诏主要官员的家族所居;蒙舍(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为南诏的发祥地。以上称六,是南诏国家直接统治的地区。六以外,东有云南(祥云县)和品澹(祥云县西品甸),西有蒙秦脸(漾濞县),北有牟和(洱源县北蒙次和村),为拱卫中心地区的重镇,亦为洱海地区的门户,由国王的子弟镇守。以上共十。各地方凡一百家设总佐一人,一千家设理人官一人,一万家设都督一人。南诏有会川、通海两都督。

  六个节度使卒兵分驻外围要害地方,统治六诏以外的诸部落。弄栋节度使驻弄栋城(姚安县),管诸族部落。境内不许汉人居住,原来住在姚州的汉人都被迁徙到远处。永昌节度使驻永昌城(保山县)。永昌是古哀牢族(乌蛮别种)居地,南诏国王的始祖舍龙来自哀牢,南诏与哀牢有良好关系。南诏全国常备兵数为三万,永昌镇就有兵一万,其中一部分当是哀牢人,另一部分是勇健善斗的望苴子,也是乌蛮别种。永昌镇拥重兵监视西爨,又管辖金齿、漆齿、银齿、绣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落后部落。这些部落要通过三译四译,才能与南诏言语相通。银生节度使驻银生城(景东县),辖区直到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督辖朴子、长鬃等数十族。南诏迁徙弄栋镇境年汉族人到远处,很可能是指与唐境隔绝的永昌银生两镇。汉族人受虐待,自然很痛苦,但因此散播汉文化的影响,对落后部落是有益的。剑川节度使驻铁桥城(剑川县北),管辖浪加萌、于浪、传衮、长裈(音坤kūn)、磨些、朴子、河人、弄栋等十余族。拓东节度使驻善阐府(南诏别都,昆明市),管辖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七九四年,南诏击败吐蕃,迁施蛮、顺蛮、磨些蛮、茫蛮、弄栋蛮、汉裳蛮(蛮化的汉人)等数万户到拓东镇,充实云南的东北境。丽水节度使驻丽水城(在腾冲县西),管辖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族。六节度使对外是剑川、丽水两镇防吐蕃,拓东、弄栋两镇防唐剑南,对内是六镇都管辖境内诸族。看诸族名号,可知许多是非常落后的部落,南诏国行施统治权,自然要和诸族接触,在接触中诸族接受一些较高的文化,改革一些野蛮的“故俗”,节度使用兵力迫胁,破坏诸族的闭塞生活,比起唐朝的羁魔政策,终究是一件好事。

  兵制——南诏国采用唐均田制、府兵制,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受到耕地,也都负担服兵役的义务。丁壮人当战兵,有马的人当马军。器械各兵自备。军事组织以乡兵为主,按照居地远近,编为东南西北四个军,每军置一将,统带一千人或五百人。统带四个军的军官称军将。各地方人口有多有少,编成的军也多少不等,因之管军的府,有大府、中府、下府、小府四级的区别。每年十、十二两月,农事完毕,兵曹长行文书到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的编制,集合队伍,操练武艺,检查器械。挑选最精锐的乡兵作前锋,称为罗苴子,每百人置罗苴佐一人统带。四军各有罗苴子,无论操练或作战,总走在最前列。有敌人从某方入境,即由某方的军抵御。出兵征战,以二千五百人为一营(即军将所统率的四军,其中一军一千人,三军各五百人),每兵携带粮米一斗五升,鱼干若干,此外别无给养。因为带粮不多,急求决战,军法规定兵士前面受伤,允许治疗,如背后受伤,即行杀戮。行军出国境后,不禁止抢掠,邻国的人口、粮食、牛羊都成了南诏军的掠夺对象。南诏出兵攻邻国,通常要征发更落后的诸族来助战。望苴子蛮最强悍,凡大将出兵,望苴子蛮照例作前驱。其余如裸形、金齿、黑齿、银齿、绣脚、绣面、穿鼻、长鬃、栋峰、茫、桃花、朴子等族,也被用来作冲锋兵,南诏兵在后面监阵,斩杀作战不力的人。南诏兵制显然是自卫性质,但军队一出国境,却是可怕的破坏者。

  七五六年,唐玄宗避难在成都。吐蕃弃松德赞赞普看到机会可乘,命令阁逻凤攻唐嶲州。阁逻凤派出大军将六人、清平官一人率大军会同吐蕃军进攻,夺取会同军(四川会理县),进据清溪关(四川越嶲县北、大渡河南)。南诏占领大块唐土地,地上的人畜财物,照《南诏德化碑》说“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也就是说尽量抢劫,地上一空如洗。七五七年,又进攻唐境,再破越嶲,唐都督被擒,唐兵全部被掳。南诏两次取胜,颇立声威,西服寻甸、裸形诸族,南败骠国(骠音票piào在缅甸境),俨然成为西南的强国。

  阁逻凤开始建立制度,集合诸族,成立一个国家,这是诸族社会的大进步。南诏境内最落后的族,如寻传蛮,居住怒江上游一带,披波罗皮(虎皮)当衣服,射杀野猪,生食其肉;又如棵形蛮,也被称为野蛮,居地在寻传的西边。这种人造巢或穴,散居在山谷中,无君长,用木皮蔽形体。男少女多,妇女五人或十人共同养活一个丈夫,丈夫整天持弓守巢穴,妇人入山林采虫、鱼、果、菜、螺、蚬等物。这类极原始的人群和文化比较高些的部落,南诏都收入版图,开辟道路,建置城邑,设立起统治机构,说是要“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义”(《德化碑》)。山林中人因此接触一些文明景象,增加一些生活常识,得益还是不小的。 七七八年,阁逻风死,孙异牟寻嗣位。七七九年,南诏吐蕃合兵十万,分三路攻唐剑南,企图夺取成都。唐德宗派遣大将李晟、曲环率北方兵数千,联合当地唐兵,大破吐蕃南诏军,收复被吐蕃占去的维(四川理县)茂(四川茂县)二州,追击南诏军过大渡河。吐蕃南诏军死八九万人。吐蕃南诏二国所以一时称强,主要由于唐内乱不能兼顾边事,如果唐认真出兵,二国当然不是唐的敌手。二国战败后,吐蕃悔怒,南诏恐惧,双方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吐蕃改封南诏国王为日东王,取消“兄弟之国”的地位,要求确定君臣关系。

  吐蕃在南诏征收重税,险要处设立营堡,还要南诏每年出兵助防。异牟寻感到依附吐蕃的害处。清平官郑回,本是唐西沪县令,阁逻凤破嶲州,郑回被俘。阁逻风器重他有学问,赐号为蛮利,使教王室子弟读书,授权得责打生徒,因此威望很高,后来做清平官,甚得信任。郑回劝异牟寻说:唐朝有礼义,很少求索财物,不象吐蕃贪婪不知满足。如果归附唐朝,可免出兵助吐蕃战守,利莫大于此。异牟寻同意他的建议,暗中谋划,不敢公开反吐蕃。

南诏附唐反吐蕃(793年—830年)

  唐剑南节度使韦臯是一个能干的地方长官。他知道南诏有意归唐,积极施加压力和劝诱,并且压倒吐蕃在南诏的势力。七九三年,异牟寻决定归唐,遣使者分三批到成都表示诚意,愿为唐作藩臣。七九四年,唐遣使者崔佐时到羊苴咩城,在点苍山会盟。盟辞大意是唐南诏各守疆界,不相侵犯,保持和好关系,南诏不与吐蕃私下交通。此次结盟,郑回是有力的促成者,他助唐朝达到孤立吐蕃的目的,也助南诏取得保境自立的权利,比依附吐蕃时大有改进。会盟后,异牟寻发兵袭击吐蕃,大破吐蕃军于神川(云南境内金沙江),取铁桥等十六城,得降众十余万人。征服施、顺、磨些等部,迁数万户充实弄栋镇。吐蕃倾全部兵力来攻剑南和南诏,八○一年,韦臯与异牟寻合力,大破吐蕃军。南诏生擒吐蕃军统帅论莽热,大有俘获,向朝廷献论莽热。

  南诏附唐,得唐助力,获前所未有的大胜利。此后,吐蕃衰弱,不再进攻,唐守盟誓,也无力出兵干涉,外面没有强邻,南诏才成为西南的强国。

  八○八年,异牟寻死,子寻阁劝立。寻阁劝自称骠信(国王称号)。八○九年,寻阁劝死,子功龙晟立。八一六年,弄栋节度使王爵蒙嵯巅杀劝龙晟,拥立劝龙晟弟劝利。南诏自战胜吐蕃以来,节度使权力逐渐增大,杀国王就是武人权重的表现。劝龙晟即位时年仅十二岁,劝利仅十五岁,幼君相继在位,也是武人伸张权力的机会。武人得势不是起内乱就是开边衅,蒙嵯巅开始变保境自立为向外攻掠,此后南诏乘唐朝衰弱,经常攻入唐境,武人势力愈大,蒙氏王朝也就在强臣控制下归于灭亡。

向外攻掠(830年—902年)

  剑南节度使杜元颖是个贪婪昏庸的老官僚,边境上毫无防备。八二三年,劝利死,弟丰祐立。八三○年,蒙嵯巅发动全国兵力,攻入成都,掳去子女百工数万人及财物无数。蒙嵯巅驱被俘民众到大渡河边,告民众说,河南岸就是南诏境,允许你们哭别你们的故乡故国。民众都痛哭,几千人跳水自杀,这次掳掠,自成都至越嶲,八百里间人畜财物,荡然无存,蜀人说“西戎尚可,南蛮残我”。南诏继吐蕃之后,为唐边境大患,行为比吐蕃更贪残,因为南诏军只有一个抢掠的目的。蒙嵯巅怕唐出兵讨代,送给吐蕃金帛及蜀俘二千人,谋合力抵御唐军。唐文宗准许南诏求和,立约互不相侵,又用李德裕为剑南节度使,整顿边防,训练士卒,防南诏再来攻掠。南诏获得大量工匠,从此手工业发达,与蜀地不相上下。吐蕃早在七七九年,与异牟寻合兵攻成都,企图俘获全部工匠送到逻娑城,现在得蜀俘二千人,也算是意外收获。痛苦无告的只是蜀地民众,无端被腐朽统治者断送,永远做两国的手工业奴隶。八三二年,南诏攻掠骠国,掳获三千余人,隶配拓东镇。

  唐宣宗时,安南经略使李琢贪暴自私,虐待居民,南诏拓东节度使暗结某些部落,侵扰安南境。八五九年,丰祐死,子酋龙(也写作世隆)立。酋龙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礼。勇将段宗牓杀摄政蒙嵯巅,南诏政权落入段氏手中。

  八六○年,安南引南诏兵合三万余人,乘虚攻破唐安南交趾城。唐兵收复安南。八六一年,南诏兵攻破邕州,掳掠人口,原有居民,什不存一。八六二年,南诏又攻安南,见唐有备,引兵退去。不久,南诏兵合桃花、茫、裸形等部共五万人攻安南。八六三年,攻破交趾城。南诏两次破安南,唐人被杀被俘不下十五万。南诏使善阐节度使杨思缙率兵二万守安南,唐退守岭南。八六六年,唐安南都护高骈大破南诏军,杀三万亲人,南诏败军逃走。唐懿宗命安南、邕州、西川诸军各保疆界,不得进攻南诏,又遣使去劝导说,南诏如愿恢复和约,唐一切不追问。当时唐朝已经全部腐朽,迫近崩溃,边境大小地方官无不贪暴昏懦,朝廷尽管说各守疆界,地方官依然为私利制造边衅。八六九年,南诏军入侵西川,攻破沿路州县。八七○年,围攻成都。直到八七五年,高骈为西川节度使,才驱逐南诏军过大渡河,收复所失州县。八八○年,唐宰相卢携等总结南诏的攻掠说,“自咸通(八六○年)以来,蛮(南诏)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厉,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从表面看,唐朝的加速崩溃,与南诏入侵确有关系,但招致南诏祸乱的根本原因却是唐朝的极度腐朽,这一点,卢携等人是不敢正视的。

  八九七年,南诏皇帝法在善阐城被人杀死,子舜化立。九○二年,舜化死,舜化的儿子不满一岁,权臣郑买嗣掌国政,杀舜化子,起兵杀蒙氏亲族八百人,灭南诏。

  南诏自七三八年皮逻阁统一六诏起至九○二年郑买嗣灭南诏,首尾凡一百六十五年。

南诏民俗

  南诏是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除主体民族爨蛮之外,同时还有别的一些少数民族,分布于境内的各个地区。受此影响,南诏民俗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特色,并且呈现出异彩纷陈的景象。其姓氏、服饰、饮食、婚姻、丧葬、节祭等,无不具有突出的民族和地方特点,同时又程度不同地受到内地汉人和周边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

  南诏统治区内民族众多,习俗各异。所谓南诏习俗,只是就其主体民族而言,也因乌蛮、白蛮之分而有所不同。白蛮受到汉族习俗的影响较多,而乌蛮习俗则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特色。它们中的许多至今仍在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沿袭不变。

  南诏人奉行父子连名命名制度。其形式是以父亲名字的末字作为儿子名字的首字,世代相连不断。此一命名制度渊源于氐族羌族的传统,有助于财产继承和政统维系。南诏男子服饰略同汉人,女子短衣着裙,习惯披毡、跣足(赤脚)。南诏人好生食食物。南诏丧葬火、土葬并行。乌蛮多行火葬,白蛮多行土葬,形式同于汉族,唯三年以后需捡骨重葬。南诏节祭主要有盛会客、星回节和火把节。别的节祭则与汉族相似,只是不过寒食和清明节。

南诏民族

  南诏境内的民族以爨蛮为主,而又分为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王室族属于乌蛮,贵族多属白蛮。此外,另有“和蛮”(今哈尼族先民)、“卢蛮”(今族先民)、“磨些”(今纳西族先民)、“寻传”(今阿昌族先民)、“裸形”(今景颇族先民)、“金齿”(今傣族先民)、“望蛮”(今佤族先民)、“朴子蛮”(今德昂、布朗族先民)等少数民族广泛分布各地。南诏是一个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地方政权。

穿戴饮食

《南诏图传》(局部)中所见的男女衣饰及穿戴

  南诏主体民族的服饰,男子略同汉人,女子短衣着裙,习惯披毡、跣足(赤脚)。男子将头发汇于脑后作髻,女子分为两股辫发为髻。女子不施粉黛,以酥(乳酪)涂发,发上与耳喜缀各种饰品。贵族别戴“头囊”,其形状像一花筒,两边有飘带垂下。南诏主体民族喜好生食食物,即将肉类配以佐料生吃或烹至半生不熟吃。用此方法加工的鹅肉称为“鹅阙”,倍受喜爱。此一食俗至今仍流行于大理一带,称为“生皮”,白语叫做“海宵”。

婚姻丧葬

  南诏主体民族的婚前性行为较为自由,婚后则受到限制,一旦发现私通,男女均要被处死。丧葬既有火葬,也有土葬。乌蛮多行火葬,人死后三日焚尸,骨灰和土一起掩埋。焚前先收双耳,储存瓶中,以供四时祭祀。白蛮多行土葬,形式同于汉族,唯三年以后需捡骨重葬。

其他

南诏古国版图远超今日云南

  南诏以洱海地区为根基与核心,实行“拓东、镇西、开南、宁北”的军事战略,向四方开疆拓土。经过阁逻凤、异牟寻、劝丰佑、世隆等几代诏主的开拓,东边与爨区相连,东南达越南北部,西边与印度接壤,西北部和吐蕃接界,南面抵老挝,北边抵大渡河,东北与贵州、两湖连接,地域范围“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大大超过了今天云南省的版图。

  南诏从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细奴逻当上蒙舍诏主算起,到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郑买嗣篡位,南诏灭亡止,传位十三代,计254年,几乎与唐王朝相始终。它以“多元融合,兼容并包”的胸怀和大气,带来了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伟大繁荣。

巍山古城并非南诏城池

  在南诏国的发祥地巍山,有一座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古城——巍山古城。古城城方如印,城内街道以拱城楼为中心,呈标准的井字结构建设,共有25条街道,18条巷,星罗棋布,纵横交错。街巷全长14公里,是典型的明清风格“棋盘式”城池布局。城内房屋基本保持了中式结构,南、北主轴线两侧的房屋则完整地保存了明、清时代的建筑式样和风格。

  古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巍山古城的建立时间,距元世祖忽必烈大理国已相隔了一个朝代,全然与南诏时期所建立的城池毫不相干。

  据有关专家考证,南诏的创立者细奴逻,祖籍在今天保山的哀牢山区。其母摩利羌在洗衣服时与龙感应,生下了细奴逻。后来,为躲避仇家,细奴逻跟随父亲蒙舍龙迁居巍山,耕牧于今巍山古城东南部的巍宝山。巍宝山上细奴逻躬耕之地,至今还保留着南诏土主庙,成为彝族寻根祭祖的圣地。

  在巍山坝子正中,有一座 图山,建于 ;图山颠的 图城,为蒙舍诏第三代王盛逻皮于唐朝开元元年所筑,并于开元二年由蒙舍城迁都于此。

  站在图山山顶,巍山坝子一览无余。 图山山顶被削平成椭圆形平地,城址为一长方形台地,台高约1米,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达100000平方米。 图城宏大建筑的石、陶构件,如今仍成堆地覆盖在遗址上,依稀显露着南诏昔日的辉煌。游人至此,都以能捡拾到几片坝诏时期烧制的有字瓦片为荣。

  据景泰《云南图经·蒙化府建置沿革》载:“初蒙氏细奴罗自哀牢徒居今府治之西北 图山,筑城立国,号蒙舍诏,以其在诸部之南故称南诏。”南诏自647年从巍山崛起,经细奴逻、逻盛、盛逻皮、皮逻阁四代“南诏王”的努力,将蒙嶲诏、邓赕诏、施浪诏、浪穹诏、越析诏以及耳海周围的“河蛮”一一击败,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终于统一了整个洱海区域,并于次年(739年)将都城由巍山 图山迁到了大理太和城。

  在离巍山县城北6公里的地方,庙街镇的古城村东面,紧靠关巍公路西,即是南诏蒙舍城遗址。据《康熙蒙化府志·蒙氏始末附》载,该城为南诏开国君王细奴逻所筑。细奴逻于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在唐王朝支持下建立大蒙国,即蒙舍诏,开始修筑蒙舍城。蒙舍城遗址现已被开为田地,地面尚存高1-4米的土城墙。经实测,城廓为正方形,边长约800米,建在从东向西延伸的坡地段。坡内靠北中有一长约27米见方的土台基,其中尚存许多残瓦。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南诏第三代王盛逻皮由此迁都 图城后,蒙舍城曾作为阳瓜州治所。

  南诏国从开国君王细奴逻于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到皮逻阁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在巍山蒙舍、 图二城经营了93年,奠定了整个南诏国兴旺发达的基础。

  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南诏首领皮逻阁迁都太和城,建立南诏国。唐王朝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并赐名“蒙归义”。南诏腹地洱海坝子东临洱海,西依苍山,是一狭长形冲积扇平原,南北长约50公里,其东西最宽处约近8公里,南端有龙尾关,北端有龙首关。这里先后建有南诏国的三座都城太和城、大嫠城和阳苴咩城,从而成为南诏政权的心脏地带和根据地。

  太和城遗址(包括南诏德化碑)位于下关、大理两城区之间的点苍山佛顶峰麓,西依苍山,东临洱海。太和城内立有著名的南诏德化碑,是云南省现存最大的一块唐碑,有“云南第一大碑”之誉。太和城从公元739年至公元779年一直是南诏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唐德宗兴元年(公元774年)异牟寻迁都大嫠城(今喜洲),至贞元四年(公元779年)迁都阳苴咩城。此五年间,喜洲成为了南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遗憾的是,今喜洲地区已不见任何城墙痕迹。

  阳苴咩城是南诏最强盛时期建起来的一座都城,虽然它和太和城一样,仍以苍山洱海为天然屏障,主要建有南北城墙,但整座城规模宏大,建筑气势宏伟、豪华巨丽,街市纵横交错、功能齐全,从公元779年至元初的600年间,一直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南诏王陵至今无处可寻

  从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蒙氏崛起,直至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灭大理国为止,604年间,陆续共有38位帝王登上历史舞台。南诏大理国的都城,遗址犹在。而38位帝王的王陵,至今仍无处可寻。

  据历史学家考证,南诏王死后,并不像中原王朝帝王那样,棺椁毕备,全身而葬,而是实行一种“金瓶葬耳”的独特葬俗。所谓“金瓶葬耳”就是通过特殊的处理方法,把南诏王的双耳取下来,放进黄金做的瓶子内保存。“金瓶”之外,套上白银做的精美盒子,供奉在特别的房间内。这种供奉坝诏王双耳的房间称为“别室”,非常的隐蔽。南诏王遗体的其他部分,则用火焚化,用土掩埋。

  一年之中,四时八节,都要把“金瓶”请出,举行隆重的祭典。这就是史籍中所记的“唯收两耳,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在这条重要的史料中,有一个关键词“别室”。所谓“别室”是类似于宗祠的神庙,或者就是史书记载的“南诏家庙”,还是南诏王的王陵?至今仍无法做出确切的解释。

  对于南诏王陵的所在,至今仍存在着种种猜测。与巍山相邻的弥渡,南诏大理国时期称为“白崖”,蒙世隆时期铸造的“南诏铁柱”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铁柱庙内。“白崖城”是南诏安置“五诏”遗老遗少的地方,南诏王室成员经常到此游猎。这里是南诏王陵极有可能分布的地区。

  今天的四川西昌一带,南诏大理国时期称为“建昌府”。由于南诏与唐王朝、吐蕃的战和关系不断变化,此区域成为三方争战的焦点。这里发现了“博什瓦黑石刻”,其中就有“南诏王出巡图”。当时有王室成员在此捐资修建寺庙。这里也有可能成为王陵所在地。

  明代李元阳《大理府志》、《重游石宝山记》,以及后来的《石宝山小志》等文献,都提到剑川石钟山上隐藏着巨大的“石洞”。记载说,当地人历代相传,山谷中有幽深的石洞,洞内雕有佛、菩萨、罗汉造像无数,当地樵夫往往能指其所在。李元阳曾前往探访,但无功而返。自明代至今,“石洞”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最有可能的王陵隐藏地。

  2000年,考古学家对苍山麓“白王洞”的古墓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没能像预期的那样有惊人的发现。在南诏故地巍山,艰苦的探险活动也一无所获。

  关于南诏王陵的探寻,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2001年一个夏季的傍晚,600年前南诏国都城所在地的巍山县,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轰隆的雷声促使一位进山采药的彝族老汉加快了脚步,他要赶紧找个地方暂避风雨。大山里通常会有很多洞穴,老汉在草丛中寻找着,果然发现一个小小的洞口,急忙走了进去。洞中漆黑一片,地面上坑坑洼洼。就在火光照亮前方的时候,老汉惊呆了,山洞深处显现出一些金灿灿的东西,都是黄金打造的罐子。这时,老汉好像受到了更大的惊吓,全然不顾外面的狂风暴雨,跌跌撞撞跑出了山洞。也许是因为受了惊吓和淋了雨水,老汉回家后便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随着老汉的去世,刚刚被发现的山洞又失去了踪迹。

  南诏史研究专家杨光梁介绍,传说南诏国和大理国国王死后只把双耳割下藏入金瓶,皇家葬掉以后,派人将金瓶藏到密室里面,这个秘密只有继位的南诏王才知道。为不让后人发现这个金瓶的所在地,南诏王会派出第一批人把金瓶储存收藏好,埋好以后,再派出第二批人,把知道这个洞穴所在地的人全部杀掉,从此,这个藏有“金瓶”的洞的所在地就永远成了个谜。

  1300多年来,有关南诏王族的金瓶和银函的放置地点却从不见史料披露,它们究竟哪去了,成了千古之谜。“在大理地区,人们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过大量的火葬墓。这些墓穴中只有一个装着死者骨灰的火葬罐。随着死者身份的不同,火葬罐的材质也不同。”大理彝学研究会会长字开春说,从大理地区保存下来的火葬墓中,我们看到,即便是普通百姓,实行火葬后,死去的人也还是要有一个墓碑的。普通百姓也就是一个陶土烧制的罐子,贵族的墓葬中是一些精致的火葬罐。可是,数百年来,人们却没能找到这些君王的墓碑。

  600多年里,两个地方王朝皇室三十多代的王、后、妃的人数加起来应该是个不小的数字,但这些君王的陵墓始终没有被找到。于是,从1999年起,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成立了“唐南诏、宋大理国古陵调查组”,开始在全州范围内搜寻南诏、大理国王陵。

  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南诏王族的葬具可能采取三种安葬形式,一是封藏在岩洞或山洞中;二是收藏在地宫里,如都城、祖庙和寺院中;三是安葬在地下。因此,“唐南诏、宋大理国古陵调查组”一遍又一遍地在大理州内的岩洞中、寺庙里、古城下探求“王陵的蛛丝马迹”。

  根据史籍记载和近百年来考古发掘的有关资料,南诏国王陵可能存在的地区为“南诏故地巍山和大理苍山洱海地区”,大理国王陵所在地则锁定“大理苍山洱海地区”。但从元代开始,历代的文人学士和达官贵人到大理都十分关注南诏、大理国王陵,但都没有查访到。从古至今,到大理苍山洱海地区探寻南诏、大理国王陵,成了千百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事业,但都未能如愿以偿。

  “南诏和大理国在唐宋时期,金戈铁马,驰骋云贵高原,新旧唐书和宋史都有光辉历史的记载,然而南诏国和大理国王族的王陵至今无踪影,他们的辉煌只停留在历史文献上,从实物中没有找到证实的痕迹。”字开春说,尽管如此,探究南诏大理国王陵的脚步不会就此停歇,亘古的秘密终待人们去揭开。

  “当这个千古之谜破解之时,必然也会像1974年陕西临潼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一样轰动全世界。”大理白族自治州“唐南诏、宋大理国古陵调查组”成员苏琳说。

南诏王室族属彝族先民

  唐代乌蛮群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部分是洱海六诏乌蛮。史籍中对于六诏或称乌蛮,或称乌蛮别种。然而,在半个多世纪的南诏史研究中,对于南诏王室的族属一直存有很大争议。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研究者首先提出“南诏王室泰族说”。对此,中外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过怀疑。冯汉骥和希洛克在其合著的《倮倮的历史起源》一文中对掸人祖先建立南诏国的论点加以驳斥,认为“南诏人与保倮的关系比现代掸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凌纯声对唐代乌蛮和白蛮进行认真考证后得出“创立南诏的蒙氏是乌蛮,属于今之藏缅族”的结论。解放后,南诏王室泰族说已为国内学者所摈弃。目前, “南诏王室彝族先民说”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承认。

  研究南诏王室的族属,首先遇到的就是哀牢问题,历史记载也多将南诏王室蒙氏家族与哀牢联系在一起。《蛮书》卷三《六诏·蒙舍诏》载:“贞元年中,(异牟寻)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水昌沙壶之源也。”《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载:“南诏蛮,本乌蛮别种也,姓蒙氏。蛮渭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在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南诏》载: “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芋、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正是根据这些记载,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研究哀牢夷的族属作为确认南诏王室族属的突破口。

  南诏王室彝族先民说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哀牢族属认识之上,而是基于对唐代乌蛮族属的研究。他们提出了哀牢为氐羌说。解放前,董作宾作《爨人谱系新证》,提出哀牢夷是爨人的祖先。闻宥所撰《哀牢与南诏》一文认为“哀牢即怒子之祖先,怒子即哀牢之后裔”。

  解放后,论证哀牢系出氐羌的论著层出不穷。徐嘉瑞说:“哀牢、昆明皆羌族。”黄惠馄认为“哀牢夷与氐羌同源,是‘昆明人’的一部分,是南诏的先民,也就是今天彝语支各族的先民”。尤中和马曜都认为哀牢是昆明族的一部分,自然属于古代氐羌系统的民族。

  而从所存南诏自身的史料来看,却找不到南诏与哀牢之间的任何联系。《南诏德化碑》对哀牢只字不提,追述南诏王室蒙氏创业历史和文献的《南诏图传》也没有丝毫哀牢的记载。可见南诏王室并不以哀牢为自己的始祖。因而史籍中关于“自言本哀牢夷”的记载只是一种假托,这种假托,不是根据当时南诏本地的传说演成,而是基于汉文文献关于哀牢的记载而附会出来的。南诏王室与哀牢没有什么必然的族属关系,而所有重要文献却都明白无误地写着蒙氏家族本属乌蛮。

  唐代乌蛮部类繁多,遍布西南,是今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纳西、傈僳、哈尼等族的先民。究竟今天的哪一个民族与南诏王室所属蒙舍蛮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只要把历史文献资料与民族学调查资料结合起来,就不难得出南诏王室属彝族先民的结论。

  首先,根据南诏王室发祥地的民族分布情况来看,南诏蒙氏发祥于蒙舍川,即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巍山旧称蒙化。解放后的民族调查表明,彝族是巍山及周边地带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当地最古老的土著民族,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在解放前被称为“土家”。50年代,民族工作者对这部分 “土家”进行民族识别,确认是彝族的一个支系。1955年,巍山及其周边地区共有“士家”人口22万多,分布于巍山、南涧、景东、风庆、漾濞、双江、祥云、永平、永胜、昌宁、风仪、宾川、弥渡、邓川、云县、新平、耿马、下关、镇沅等18个县市,而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是巍山的南部和景东的北部相连接的山区。这片地区,正是南诏王室蒙氏发祥地。“土家”亦有被称为“蒙化”者。该族自称“腊罗巴”、“腊鲁泼”、“腊鲁巴”、“利巴”、 “罗罗泼”。景东、云县、镇沅、新平的“蒙化”自称“密撒巴”。在“土家”语中,“巴”、“泼”皆含“人”之意。“密撒”系地名,指蒙化。“密撒巴”的原意是指“蒙化城里的人”或“蒙化坝子居住的人”,在巍山境外,则指“从蒙化来的人”。马长寿指出:“彝语称蒙化坝为‘迷撒’,当即‘蒙舍’的对音。”这一看法十分重要。唐代的“蒙舍”之称,至今仍保留在巍山彝语中,这有力地证明巍山被称为“土家”的彝族,是蒙舍川的古老土著居民。今日“密撒巴”已成为居住在巍山坝子所有居民的泛称,在古时,却是“土家”祖先的专称。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卷五《蒙化府》载:“境内有摩察者,乃黑爨之别种也。传云,昔从蒙化细奴逻来徙居此。”顾祖舆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八《蒙化府》条亦云:“近郡有摩擦夷,黑爨之别种也。” 这里的“摩擦”,无疑是“蒙舍”之对音异写,亦即“迷撒”,这些称谓,可以清楚地看出今日巍山被称为“土家”,自称“腊罗巴”的彝族源于南诏蒙舍蛮的来龙去脉。

  彝族是巍山最主要居民的记载,在明清以来地方史籍中屡见不鲜。明.诸葛元声《滇史》卷四载:“蒙舍城,在今蒙化府西北三十五里。其他初地罗罗摩及僰夷居之,后细奴逻筑城,始号蒙舍。”《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六《蒙化府·建置沿革》载:“初,有罗罗摩及僰夷居此,后蒙氏细奴逻筑城居之。”康熙《蒙化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载:“一日倮倮,土著乌爨也,为哀牢九族之一,多依山谷,聚族而居。……然此种惟蒙境有之,并不与他郡倮倮同。”民国《蒙化志稿》卷十六《人和部·人类志》载: “倮倮有二种,一种即古之罗罗摩,为哀牢九族之一,唐南诏细奴逻后也。一种为蒲落蛮,亦古百濮,《周书》所谓‘微、卢、彭、濮’是也,后讹濮为蒲。”

  以上记载中的罗罗摩,为今“土家”中一部分人的自称。可见,巍山被称为“土家”,自称“腊罗巴”的彝族,与南诏时代蒙舍蛮有着割不断的承继关系。因之,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民族学调查资料,都说明彝族是巍山一带最古老的土著居民,是南诏王室所属蒙舍蛮的直系后裔。

  其次,从语言方面考察。樊绰在《蛮书》中记载着16个白蛮语汇和6个东爨乌蛮语汇。马长寿据此对剑川白族语言和巍山彝族语言作过一番调查,并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总的说来,唐代的白蛮语就是今日的白族语,唐代的东爨乌蛮语就是今日的彝族语”。这无疑为南诏王室彝族说提供一定证明。此外,前面提到的“蒙舍”一词与今日巍山彝族“迷撒”的对音关系也可用来探讨古今民族的族属关系。作地名用语,在一个民族中是比较稳定的,因而保留得也最长久。“蒙舍”是今日巍山彝族的一个古老词汇。巍山彝族对于蒙舍王城所在地“咙吁图山”的称呼是[no21 iy33 thu33],意为“细奴王居住的所在”,这又是一条较有力的佐证。20世纪80年代,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开展的地名普查工作表明,当地以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地名,绝大多数属彝语。

  第三,从文化习俗特征可看出南诏王室与今日彝族的传承关系。南诏王室蒙氏家族最突出的一个文化特征是行父子连名制。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中,对我国历史上的父子连名制论述颇强。许多研究者认为,南诏王室行父子连名制属彝族文化特征。在我国,“父子连名制是彝族或彝语支一些族系所独特具有的习俗,这是为傣族或傣语族属所绝对没有的”。明.阮元声撰《南诏野史》曾记载了南诏王室十三代王的父子连名情况:细奴逻一逻晟一晟逻皮一皮逻阁一阁逻风一凤伽异一异牟寻一寻阁劝一劝龙晟一晟丰佑一世隆一隆舜一舜化。

  第四,巍山彝族对南诏王室祖先的承认所反映出的特有的心理素质,是南诏王室属彝族先民最重要的证明。巍山彝族以南诏王为祖先的记载,多见于明清地方史料。明朝巍山(蒙化)的土司是彝族,时至今日,巍山的彝族都确认南诏细奴王就是“土家”人的祖先。巍山彝族以南诏王室为祖先的最好证明是土主崇拜。据考察,至今巍山县尚存可考察的土主庙有7座。其中2座以细奴罗为土主,其余5座奉皮逻阁、逻盛炎、隆舜、凤伽异、舜化贞为土主。这些土主的共同特点,均以南诏国主为受祭者。当地彝族把这些土主庙看做祖庙,每年在这里进行隆重的祭祖活动。这种长期延续下来的“认祖”心理,是巍山彝族源出南诏王室的有说服力的证明。

  从民族心理素质上看,巍山彝族以南诏王室蒙氏为祖先的感情是十分浓厚而强烈的,这种感情在白族中并不存在。王叔武先生曾提出这样的质疑:“如果说,南诏是今天聚居于洱海区域的白族建立的话,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白族的私家谱牒中,没有一个愿意把自己的世系推自出于南诏,而南诏世系又恰恰是今天巍山彝族所自出的世系呢?”

  总之,南诏王室属于彝族先民,蒙舍蛮与今日巍山自称“腊罗巴”的彝族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南诏国与白族的形成

  唐代初期,洱海地区酋邦林立。较大的酋邦有六个,称为“六诏”。这六诏是:越析诏、施浪诏、浪穹诏、蒙舍诏等。蒙舍诏在诸诏之南,称为“南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先后征服了西洱河地区的白蛮诸部,取代了“白子国”,并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为嘉奖南诏皮逻阁统一洱海地区的功勋,唐廷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册封他为“云南王”。

  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过程中,唐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南诏统一洱海地区,无疑是唐朝统一天下的一个重要步骤。洱海地区的统一使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在云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白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利用滇东爨部的动乱,挥戈东进兼并爨部,与唐朝发生激烈冲突,并导致天宝战争。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大败唐军。唐朝自天宝战争失利后,被迫退出云南。南诏迅速扩大势力,统一了云南。由于南诏打败唐朝主要依靠吐蕃的支持,所以,吐蕃对南诏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控制不断加强。但是,云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文化已在云南深深扎下了根。天宝战争后,不因唐王朝政治与军事力量退出云南,汉文化对云南的影响而有所减弱。

  不可否认,天宝战争后,吐蕃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南诏不断增强,南诏的部分典章制度受到吐蕃的极大影响。但是,吐蕃对南诏的控制是十分短暂的。不到半个世纪,南诏还是“弃蕃归唐”了!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在洱海边的点苍山神祠与唐朝使臣举行盟誓。异牟寻面对天地水三大自然神与五岳四渎之灵,率文武大臣发誓:“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即唐朝)”,南诏管辖的诸赕首领,“愿归清化,誓为汉臣”,“永无离贰”。唐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即“云南王”,赐“南诏印”;以南诏统领的疆域设置“云南安抚使司”,政区长官为“云南安抚使”,由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南诏由云南安抚使节制。

  自贞元十年南诏再次归附唐朝后,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洱海地区成为南诏的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县)为中心的十睑(赕)是南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十赕是:云南赕(今祥云、宾川)、品澹赕(今祥云县城)、白崖赕(今弥渡红崖)、赵川赕(今大理凤仪)、蒙舍赕(今巍山)、蒙秦赕(今漾濞)、大和赕(又作矣和赕,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赕(今大理县古城)等。在十赕地区,以往的昆明蛮、云南蛮、哀牢蛮、西洱河蛮、汉姓等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原来诸蛮部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政治体制、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原来的哀牢、昆明、云南、弄栋、青蛉、河蛮等蛮名也随之消失,就是唐代初期“乌蛮”、“白蛮”的界限也不复存在,出现了共同的专用名称。

  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舜)立,自号“大封人”。“封人”又作“封民”。“封”古音读“邦”,意义也相同。“封”、“邦”、与“僰”读音相同。“封人”就是“僰人”。南诏将洱海的十赕称为“大封民国”,也就是“大僰国”。“僰”字又作“白”字。“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白族。长期以来,学术界就南诏政权的族属问题争论不休。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不是哪一个民族建立了南诏,而是南诏酋邦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洱海地区,南诏政权的不断扩大与巩固,推动了洱海地区白族的形成。南诏国的建立、巩固、扩大、发展的过程,就是白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离开历史的发展,仅凭一两条孤立的史料,就断言南诏是哪个民族建立的国家,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民族形成的理论相距甚遥。

南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南诏国自公元649年建国至公元902年灭亡,共经历254年,其疆域东至广西贵州,北至四川成都,西至印度,南至越南,国运长久,国力强盛,国威远播,真可谓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发达。

以彝族为核心的南诏国政权

  南诏国的建立和崛起过程,史书有记载,其他专家学者们有论述,不再赘述。我这里要着重论述的是南诏国的政权得以长期存在、巩固和发展的原因。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南诏国的政权是以历代诏王为核心的地方民族政权,而从细奴逻到舜化贞十三代诏王都是彝族。历史以来,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地区的彝族同胞都承认南诏国是各地彝族的发祥地,南诏王是各地彝族的祖先。南诏国之所以能够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且国运长达254年,究其原因有五个方面:

  一是以彝族为核心的南诏国政权硕导集团能够灵活应变、顺势而依。在强大的唐朝和吐蕃势力威逼下,在错综复杂的民族部落包围中,南诏国要抗争求和平求生存求发展,必须采取灵活应变,顺势而依的策略,而历代诏王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采取了随机 应变的灵活策略。我们的祖先也懂得辩证法,他们在抗争中求和、求和是为了更好的抗争。在唐朝与吐蕃之间,在与各部落之间,采取依靠唐朝统一六诏的策略,当唐朝存疑企图灭南诏时,南诏统治集团即与吐蕃结合,与唐朝抗争,并大败唐军,从而避免了南诏被灭的命运。当吐蕃不再信任南诏后,南诏随即又与唐朝和好,共同抗击吐蕃,并为唐朝和自己扩大了疆土。如果当时南诏国不采取这种灵活的策咯,一味地与唐朝或吐蕃对抗,那就肯定会被他们所灭亡,所以说,我们的祖先是优秀的战略家,灵活的策略家,聪明的外交家。

  二是以彝族为核心的南诏政权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在南诏国初建时期,其政权面对的是其他五诏和其他民族部落,当时的政治局面复杂多变,各诏之间和各部落之间都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战争此起彼伏,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教务长攻伐,一般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人民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厌恶战争。南诏国政权的领导集团看清了这一点,他们依靠唐朝统一了六诏,平息了部落叛乱,为各民族创造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所以广大人民拥戴南诏国政权、支持南诏国政权。在实行民族融合政策中突出表现为:一是在政权班子中吸纳和重用其他民族的精英,特别是重用汉族中的能人,听取他们的意见,采纳他们的正确建议;二是对其他民族实行兼容政策,.只要不反对南诏国不搞叛乱,南诏政策是各民族一律平等,不歧视,不杀戮、不虐待,所以赢得了各民族的拥护;

  三是南诏国政权领导集团成员一般不搞特殊化,不搞特权至上,受有关法律的约束,从国王到一般头人都能与民同耕,与民同乐,所以避免或减少了政权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民无怒而政局稳。

  四是南诏国政权有一整套适合当时形势的治国方略和法律,吸纳和采用唐朝和吐蕃的一些合理制度和法律,不断改革陈旧的、约束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教民尊古而不法古,教民习技而知先进,使民知荣辱而弃耻、使民知形势而晓进退。从而在极盛时期形戌了一个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间无争斗,少烦忧的和谐社会;

  五是南诏国政权比较重视自身建设,用制度和法律约束上层人物,约束各级政权和军事组织,做到不侵民、不虐民、不扰民,凡属南诏境内的各民族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六是用强有力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手段征服反叛者,用缓和软揉的安抚政策获取民心,如对反叛部落给予坚决打击,对归顺者给予奖励和优待。

  以上六个方面的正确政策和策略对于巩固以彝族为核心的南诏政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以彝族为统帅的南诏国军事

  在中国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经历254年的时期,能够占居整个大西南,其势力到达东西亚广大地区,这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没有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远见卓识战略思想的统帅,如果没有运筹惟握、决胜千里的将领,如果没有一批忠诚勇猛能打会战的将士,一不可能统一六诏;二不可能平息叛乱部落;三不可能战胜强大的唐朝和吐蕃的进攻,也不可能威震东南亚,而且有可能国破家亡。南诏国对内对外用兵少有失败的战例,而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多谋善断、反败为胜的战例比比皆是。南诏军队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其原因何在,其一,以彝族为统帅的军事集团 多谋善断,能正确地分析敌我态势、战争指挥者有军事才能,有威信,有凝聚力。南诏十三代王大多数都曾亲临战场,身先士卒,为下面的将士做出了好榜样,所以,将士敢于用命;其二,南诏政权实行多民族的政治联合体、实行军政合一的政体,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军政结合的方针,在战时民即是兵,无战时军即为民,所以民得军护、军得民助,有战即胜。其三,南诏军事训练严格,挑选兵将严格,正如现在的考核制度,凡骑兵在马上用刀,射箭五次击中目标为及格,能写能算为及格,腰间盘枪百转无失者为及格,游泳三千尺为及格,背负五斗米走十里路不掉队为及格,能登上苍山顶峰立旗者为及格等等,由此可见南诏军队的将士身体素质好,武艺高强。南诏国的军事统帅主要是由诏王担任,但也任用汉人和其他民族军事精英担任下属各级将领头目,如军、师、旅、卒的领导人。以彝族为统帅的军事组织并不排斥其他民族,他们胸怀宽广能容纳百川细流,方成为波涛汹涌的江河,成为能载万舟的大海。只要考试合格、,只要实践证明有勇有谋的人,不分民族、不分贵贱,不论地区都能择优录用,这是南诏国军事强大的根本原因。其四,南诏军有较严的纪律,赏罚严明,凡军内都派有心腹人物监督、记录将士的功过,对有功者重奖,对贪生怕死、乱杀乱抢者重则处以极刑,轻则杖击,这些措施都对建设强大的南诏军队起到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南诏国的军事技术是过硬的,武器是精良的,军事指挥员和战斗员的素质是好的,所以,其战斗力是强的,这一点足以说明南诏国的强大。

以彝族为主体的南诏国文化

  南诏国从蒙舍龙,细奴逻创业建国至第十三代王舜化贞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占据254年时间,在此期间,以彝族为主体的南诏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及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宝库,南诏国时期的文化,既为巩固和发展其军事政治和经济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又为中国历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也为后来南诏国所辖地区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彝族后代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是现代的大理州各族人民建设四个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力量源泉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所以,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其资源,利用其资源、为发展大理、振兴彝族经济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以彝族为主体的南诏国文化应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宗教文化

  在佛教传人南诏国之前,南诏国所属各族部落主要信仰巫教和道教,信仰万物有灵的自然宗教,尤其是在乌蛮部落中,人们认为山水土石、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均有神灵,所以人们崇拜万物。彝族的祖先自称为腊倮拔.即虎族,彝族母虎日历中,虎为一年之首,十二属中亦以虎为首,而不是汉族十二属中的以鼠为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外部文化的传人,南诏国逐步趋向道教和佛教,并形成佛道两教并存此兴彼衰的态势,有的地方道教较为兴盛,而有的地方佛教兴盛。

  在原始崇拜的时代,乌蛮各部落各支系都相信万物有灵,认为天地万物是由神灵掌管着,自然变变化以及人的生死,世道兴衰是神的意志。于是就产生了敬奉神灵的各种仪式,如祭天祭龙祭祖等活动,而在每种仪式中必然要有求神保佑的祭辞,久而久之并产生了祭祀文化,即毕摩经,产生了专职的祭师,即毕摩阿闭。阿闭们又在祭礼活动中根据人们的愿望,_猜度神灵的能量,不断发展和完善毕摩经,从而形成了彝族特有的毕摩文化。其主要内容无非是向神灵的祝祷,求神灵保佑的吉祥语言。与其他宗教一样,原始宗教既有它的欺骗性,又有它的合理性,如劝人向善,不做坏事,劝人敬仰万物,不违背自然规律,这些教义是古今都适用的,它有为统治者的服务,控制人们思想的一面,也有稳定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面。例如统治者信仰佛教,他就可能对被统治者相对会采取一些怀柔的政策,恶毒残暴的手段会少一些,这对于人民、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

  由于道教佛教的发展,促进了佛教道教场所的建设,如大理的崇圣寺,剑川的石宝山,宾川的鸡足山,南涧的灵宝山,昆明的西山等等,各地纷纷兴起建寺观庙,铸塑佛道神像的活动,虽有劳民伤财之嫌,但有发展文化之功,有创造文明提高建筑艺术之功,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南诏国的佛教属于藏传佛教,即小乘佛教占南诏各宗教中的主导地位。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乌蛮独尊的原始宗教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由于原始宗教派系多,其教义不一未能达到统一的系统的要求,佛教的传入逐渐被统治者认识和承认并加以宣扬,佛教的系统性和综合性适应了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得以广泛发展。所以佛教中的菩萨,弥勒佛被尊为至上之神,救苦救难的菩萨,掌管天地无所不能的弥勒佛成为南诏统治者和广大人民敬仰的尊神。所以佛教遍及南诏各地,这就不难理解了。曾为唐朝皇帝献奏过并流传至今的南语奉圣乐就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 除了佛教外,南诏时期较为兴盛的是道教。道教的经义宗旨是人们容易接受的文化,例如易经八卦、阴阳哲学,其中充满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在南诏历史传说中有太上老君点化细奴逻的故事,所以南诏诸王特别敬奉道教始祖太上老君,并建庙立像于巍宝山,至今香火旺盛。道教中的阴阳哲学涵盖万事万物,它使统治者及其子民们知道为政之道为民之理,避凶化吉,知阴阳而晓天下,识八卦而知阴阳互变之理。

  佛教道教的兴盛既为统治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又给被统治阶级提供了服从统治不造反的思想基础,所以南诏国才得以存在二百多年。

建筑文化

  南诏国的建筑文化相当发达。它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寺观的建筑,寺观庙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所以它是集彝汉及其他民族智慧之大成的建筑,其规模宏大,造型美观,用材用料质量特好,其技术性艺术性特强,屋顶流璃瓦及龙凤奇兽装饰,屋中各尊铜铸泥塑神像,雕门画栋精巧无比,刻石为洞,洞中石像无不体现当时工程的浩大和工匠们高超的技艺。

  在当时没有机械、没有运输工具、没有特殊工具的年代,能够建成遍及南诏全境的寺观庙实是难以想象的奇迹,由此可见南诏时代的劳动人民 —我们的祖先是多么聪明,多么智慧,多么勤劳勇敢。二是南诏时期国都王室的建筑。虽然我们未能目睹其宏伟的规模、精巧的艺术,但从当时的寺观庙建筑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它绝不会逊于寺庙的建筑,而且其规模和艺术比寺庙只会更加宏大,更加精巧,更加美观大方,更加令人向往。三是南诏时期的园林建筑。唐朝及其它国家的园林建筑风格肯定在南诏国出现过,只是由于时代久远而我们无福游观罢了。四是南诏国一般居民的住房建筑,其规模虽小,技术和艺术含量较低,但选材用料还是比较讲究的,建筑的风格各有不同,样式各有不同,但都能体现我们祖先的勤劳智慧,即使是一间茅屋,也有其美观大方,冬暖夏凉的优点。木栏竹棚上爬满青藤,房前屋后草绿花香,更有一派自然的风光,而今住高楼大厦的人们也会羡慕我们先民的生存环境与住所。

文化和艺术

  南诏国的文化艺术是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文学、数学、理学、绘画、歌舞戏剧等很多内容。先民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学到了许多文学艺术,而且还主动地接收吸纳外部的优秀文化艺术。例如历代诏王为了提高当地人民的文化知识素质,派遣贵族子弟到唐朝学习,学成后回来传授学到的知识,主动吸收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技术,从而达到了富国强兵振兴民族经济文化之目的。由于重视吸收汉文化学讲汉语、学写汉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事业。异牟寻任南诏王后派了许多子弟到成都学习汉文化,以后每年都派学子去学习,培养汉文化人才,所以逐步形成彝汉语言相通,文化艺术相通,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为广大彝族同胞的聪明智慧插上腾飞的翅膀,为南诏过的强大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南诏国的社会进步提供了动力。

饮食文化

  南诏国的饮食文化在注重本地饮食的基础上,也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点。乌蛮人喜饮自制的白酒,且制酒的技术在自创的基础上学习外地的先进技术,所以酿酒技术得到不断完善,凡有事必欢歌,凡歌舞必饮酒,战前必饮酒,酒后胆更壮,力更猛劲更足。在当地,男人饮酒是一种时尚,是一种豪情壮志的体现,所以有“不饮酒非好汉”之说。所以先民们在饮食中不可缺少以酒助兴、以酒言志的内容。

  饮茶,饮茶是南诏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据传秦汉隋朝时期当地就有茶种植,其种引自天竺即现在的印度。思茅等地种茶最早,并成为敬贡历代帝王的贡茶,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彝族饮茶十分讲究,一是要清明前采摘的细尖白毫,二是要精心加工晾晒,三是要用小土茶罐耐心抖烤,四是要用山涧泉水冲泡,五是要品质品味,这就形成了南诏独特的茶文化。凡云南各地区各民族都有饮茶的习惯,各地区各民族饮用茶的方式有差别,又形成了南诏多样化的茶文化。由于受南诏茶文化的影响和传承,现今云南从南到北,从东至西都大力发展茶叶生产,思茅地区普洱茶最为有名,大理州内南涧茶叶独领风骚,下关沱茶久具盛名等等。除此之外南诏人的食物主要以大米、包谷、高梁、粟米、稗子、荞子、麦子各种豆类为主食,肉食先以野兽类为主,后逐步发展畜牧业,以猪、羊、牛肉为主,食用油以畜类油为主,以植物油为辅。

服饰文化

  南诏所居地区地域宽广,民族众多,仅彝族就有许多个支系。由于支系不同,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不同,所以形成了多样化的五彩缤纷的服饰文化。南诏彝族服饰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服饰中的一朵多彩秀美的花。南诏时期由于当时的纺织业较为落后,织布的原料以麻皮为主,以羊毛为辅,还有少量的蚕丝。在生产工具即织造工具落后的情况下,灵巧聪明的彝族妇女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用爱美的恒心织造和缝制出美观大方引人人胜的服饰。随着时代的发展,南诏乌蛮及其他支系的服饰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一是用料变化,二是图案变化,三是制作工艺变化。例如通过贸易和以物易物的交换,大量引进唐朝的棉织品,并用丝棉毛等布料制作衣服,特别是南诏国王室成员及一些达官贵人穿上了用棉布丝绸做成的华贵衣服,并饰以金雀银花,绣上适合身份的龙虎凤花鸟等图案。在一般民间,虽不能穿丝棉之衣,但也模仿富家式样绣上自己喜爱的花鸟虫草等图案,以体现民间彝族妇女的心灵和智慧。由于地区的差别,经济条件的差异,制作工艺的方式有所区别。所以,当时南诏彝族先民的衣饰不可能是统一的,于是决定了南诏人服饰的多样化,正因为是多样化才形成了南诏服饰文化的多彩特征。

  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充分说明,以彝族为核心的南诏国政权,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文化,是南诏国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南诏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南诏国是彝族的祖先创造的,但她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唐朝的支持,离不开其他民族的支持。单一的民族、单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可能实现民族振兴,只有各民族的大团结,各种条件的大配合,各种因素的大融合,才能实现真正的富民强国,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南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

  历史学家范文澜说;“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土地是共同开发的,汉族主要是开发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蒙古族为主,开发了北部;以藏族为主,开发了西部地区;以维吾尔族为主,开发了西北地区;以彝族为主,开发了西南地区”。他肯定彝族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南诏在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团结、文化的繁荣等很多方面很有创造,很有成就,水平很高。

  国家的统一,是由局部的统一走向全国的统一,各民族在局部的统一乃至全国的统一过程中,都作出了各自特殊的贡献,而彝族则对西南地区的统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历史上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管理,实际上是很松散的。唐玄宗在位时,听说吐蕃有个计划,即占领云南,通过云南往东边进攻唐朝,知道这个计划后,唐玄宗就打算在云南扶持一个对中央王朝非常忠心的部落,于是就选中了南诏,想依靠南诏来阻挡吐蕃的进攻。在唐朝扶持下,南诏得以逐步强大起来。唐朝派了一些重要大臣到云南来,与南诏商量怎么打吐蕃。后来吐蕃的去松藏普派大军一直打到洱海,把洱海一带占领了。在这危机关头,南诏进行了反攻,把洱海地区的吐蕃军队打得大败。吐蕃的国王也在战斗中受伤,受伤以后回到迪庆一带养伤,最后死在那个地方。这一仗具有决定意义,为唐朝西边地区的巩固奠定了基础,所以唐玄宗亲自接见南诏派去的使者,高规格地宴请他们。

  社会安定 历史上,云南地区部落很多,各有武装,互相争战,几乎天天打,百姓生活很困难。南诏统一这个地方以后,在几百年间这一地区战争很少,人民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

  生产力发展 南诏经过长期的努力之后,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按照当时唐朝记载的情况看,南诏后期云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发展水平跟内地基本持平,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社会进步 当时云南绝大部分地方还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经过南诏国几百年的经营,云南的主体地区、中心地区已经进入到封建社会

  民族团结 南诏王室目光远大,胸怀也宽大,他们当政时期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人,只要是能干的都用,无论是汉族、白族,还有其他民族,在南诏政权里担任高官的很多。另外,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比较稳重,能够把这些地区的各民族很好的团结起来。

  文化发展 文化的发展,比如建筑方面,从南诏时期一直保留下来的三塔、崇圣寺,在全国来说都是很好的宗教建筑。据说当时为了迎接国内外的宾客,还在大理洱海附近建了一座五华楼,相当于现在的十六层楼房高,可以容纳万人,规模很大。绘画方面,现在保留下来的《南诏图传》,也是很了不起的,雕刻也很多。还有文学艺术,比如《南诏德化碑》的文学非常好,还有国王在星回节的时候吟诗作赋,文学水平都很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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