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在砂拉越的人文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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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砂拉越的人文面貌:文化、历史、经济、信仰、文学

  几百年前,中国华人来到砂拉越,不管当时环境如何、地方如何,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甚至落地生根变成当地中坚份子,是什么力量带他们撑过生存走到生活,成为今日的砂拉越华人?今天,马来西亚华人并非国内最大民族,也不掌握政治力量,无庸置疑的是,一个又一个华人握住马国经济命脉。 东南亚甚至还产生一个吊诡现象:越多华人人口的国家,个人平均收入也越高,如新加坡

  “为什么?”或许这与华人的民族文化个性脱不了关系。

  文平强:以人为本的儒商文化

  华人,在世界文明是个响亮的名词,但是华人的定义是什么?与其说华人是族群,不如说是文化体。也就是说,华人的定义是根据文化因素超过其族群性为标准。一个华人可能不懂中文,没有官方中文姓名,但他就是有一定的华人性(Chineseness),就是有一种华人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处事待人的伦理道德与文化传统上。

  吉隆坡大马华社研究中心主任文平强博士,从华人文化精神切入,讨论华人经济活动与长久定居背后的文化基础,并剖析了华人文化与商业的关系。

  经济或商业活动与文化,没有简单或直接的决定性关系。如果说经济活动由某种文化决定,那就犯上“文化决定论”的错误。文平强认为,“把一个民族的商业表现只归功于文化是可笑的,但是在分析这个民族的经济表现时,不考虑其文化也同样是可笑的。”

  华人的文化起源于中国,而中国文化主轴是“以人为本”,其核心理念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在提起华人商业时,不得不提的就是儒家思想或儒商文化。

  文平强表示,儒家思想本身不能决定华人在商业上的成就,但它提供内在机制与道德精神,在商业活动中扮演指导性角色。

  Herman Kahn是最早把儒家思想与经济联系起来的经济学家。他发现儒家思想的某些传统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相似的地方:重视勤俭、忠诚及其他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不同,重视新教伦理的西方国家是为了“上帝”,但儒家思想所关怀的是“家庭利益”,但不论“上帝”还是“家庭”,其获取利益并为之效劳的心意是相通的。经商创业以为家族致富,就变成符合家庭道德伦理的华人社会需求。

  居住海外的华人,对恶劣环境有很强适应力。福建俗话说得贴切,“十个离乡背井者,六个生存,三个身亡,一个回乡。”在现实生活中,离乡背井讨生,失败的比过一般生活的更多,衣锦还乡的少之又少。一句话:“没钱的,不能回,有钱的,舍不得离开。”但从经济维生出发,以安居乐业为目的,飘洋过海来到南洋的华人,靠着刻苦耐劳与自强不息,为殖民统治者也为自己创造财富。

  由于华人文化强调和谐与包容,到海外的华人,也同样倾向与当地人和平共处。以郑和下西洋为例。郑和在南洋登陆后,掘了一口井。 “井”是华人代表“落地生根、长期居住的”文化象征,在中国寓意为养活人的水,使人们扎根在土地上。

  华人的文化传统,就是要实践本身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在封建的中国社会,政治化的文化思想把经济与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的层次。但在海外华人社会,传统中国思想被西方统治与法律取代。 “当官”已非唯一成功,新成功定义在财富累积的多寡与快慢。

  “在旧中国,从商者不可得到的权贵社会地位,在海外反而成为成功的主要途径。商→富→贵→权,成为新的成功。”商业与社会向上的流动可能性高。除了参与政治或当高官,商业是一个进入“主流社会”的管道。成功的商人常因财富而成为社会新贵,富起来了,天下谁人不识君,在现代华人社会,很多成功企业家也被视为文化英雄。

  华人的文化特性使得海外华人常以血缘、地缘或业缘关系来巩固人际关系、促进商业往来。华人向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天时地利不存在时,华人会倾向“制造”人和。所以“商会”是华人社会重要组织,马来西亚第一所商会就在1903年于槟城成立。

  杜维明曾说,对一个有理性和平稳的儒商而言,只为了累积财富是没有意思的。所以,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本地商人会以个人身份,经过商合或社团组织,积极参与教育、文化、宗教与其他公民社会服务,凸显其强调社会功德的文化价值观。

  华人对马来西亚经济进展的贡献非常特出。在砂拉越,漳泉、潮州人在登陆后,都以经商起家,由黄乃裳带来的福州人,在垦荒成功后,也渐从农转商。他们从商的目的很单纯,“赚钱养家活口,让子女接受教育。”随后,他们将经商所得,逐渐投入至社会工作,包括筹组乡属公会,建路搭桥,兴办学校,以维护华族文化。

  文平强博士说,“很多事政府做不到,可是华人做得到。”以诗巫为例,将一处荒野芭,拓垦为今日的诗巫城。那就是华人精神,只要给华人机会,他们就会拼命、奋力去做,直到成功。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才使到国家与地方经济生气勃勃,促进经济繁荣和提高经济收入。”

  经济全球化对华人商业是“威胁”还是“商机”取决于商人的前瞻性和适应性。他们可否还像当年拥有坚强生存精神的华人,具有强不可摧的文化信念来面对日益强大的竞争? “不管经济多发达,企业经营多先进,都要以文化精神作支柱。文化本身不会‘决定’某种商业,但确实有一定影响。”

  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和内涵与经济活动有互动关系,而华人因为经济上的非凡成就,而嬴得世人尊重。只是曾经被视作寻找财富,之后衣锦还乡“过境鸟”,是外来移民而非本土人的华人,在出生、生长、生活的土地上,有了身份混淆的迷思。

  文平强问,“当今大马,只有3%华人不是在本土出生。如果出生地不是自己的家,何处是我家?迷了路的新一代,对于身份的认同与定义在哪里?”

  家庭企业的商业活动所面对的窘境

  华人以家庭利益为精神依据,华商也以家庭营业为主。家庭,成为企业的根本资金与管理单位,成功商人多出身家族企业的“学徒”制度。

  家庭企业的优势在于有助家族成员就会,成为家族下一代的训练管道,并避免依靠“不可靠”外人,从道德上促进家族的经济利益。不过,华人企业在经营上似乎有几 点“宿命”躲不过。华人企业很多不能永续经营,转售或被收购是常见的营业结束原因。

  还有由于华人趋向家族经营,“分家”及“内斗”成为家道中落的致命伤。 一些家族企业也面对“富不过三代”的窘境。通常是第一代创造财富、第二代承受财富,第三代要是无法再造辉煌则趋没落。

  这有可能是因为华人企业经营较为保守,长期由创始人以家长式权威经营。当决定权握于一人之手,分层管理及授权制度将会趋弱。而保守经营的负面影响,将发生缺乏接班人的培养,依靠低成本经营,忽略树立品牌为企业资的概念。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会为了压低成本,产生依赖非法和合法外劳心态。

  砂华人文化的政经网络概述

  加拿大亚伯达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徐雨村,在其研究资料中显示,华人往砂州移民的真正大规模迁移,要从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说起。条约签订后香港开 放为五口通商,大幅增加华人前往南洋谋生的机会。而拉者布律克所颁布的拉让江殖民地文告,更吸引华商迁入居住,从移居到定居,华族已成为砂州第二大族群。 根据2002年砂拉越州人口普查资料,砂华族占总人口25.9%,约53万7千300人。

  1901至1911年间,福州、兴化与广东的华族农民,陆续进入拉让江流域垦荒,古晋的客家基督教移民,则在1898年入垦。他们以家庭劳动力在砂进行农业经营,而拉者倡导的小园主经济政策,也使家庭农场组织生根砂州各地,形塑砂华人日后的经济发展雏形。

  砂州流域发展特性甚为明显,尽管各流域域华族拥有不同拓垦背景,却都依赖水路作为主要经济通道,并形成砂各大城镇均位居海岸或河岸的特性,譬如首府古晋、斯里阿曼、诗巫、民都鲁、美里等,均为主要海运商港。至于拉让江流域上游,还有加拿逸、桑与加帛等水运城镇,在五十年代后对砂州木材业发展,扮演关键性角色。

  1970年开始,乡区农耕华族,大量迁入城镇及周边区域,紧邻都市的乡区也被纳入巴刹区域。这一波都市扩张可说是经济、教育实力以及跨国贸易的基础使然。砂华人也因留学风气昌盛,而从劳动农民阶层,转投工商或专业领域中。

  来源:诗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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