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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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科学(military science),研究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的准备与实施的综合性科学。又称军事学。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帝国主义时期,战争的范围空前扩大,手段也空前残酷。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及各政治集团为了准备战争和争取胜利,竭力探索战争的规律,研究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使用,经过不断的发展,逐步形成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的军事科学体系。

军事与军事科学

战争与军事

  战争 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特殊社会现象。原始社会晚期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的暴力冲突,可以看作是战争的初始形态。这种部落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生存条件而引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阶级的出现,战争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进入阶级社会后,战争便成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成为政治的继续。只有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阶级和国家消亡了,战争才会消亡。

  军事 军事是以准备和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社会活动。诸如武器力量的组织、训练和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使用,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应用,战争物资的储备和供应,国防设施的计划和建造,后备力量的动员、组织和建设等,都属于军事的范畴。军事不是孤立的活动,它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既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又对它们发生不同程度的作用。

  人类对战争规律的探索 战争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人们在战争实践中,为了指导战争,不断总结战争实践经验,探索战争的客观规律,寻求克敌制胜的手段和方法,从而促进了军事学的形成与发展。

  军事学在古代社会就已出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军事学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方面都取得许多辉煌的成就,但是古代军事学尚未形成完整和严密的科学体系。到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得到迅速发展,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但仍含有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成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军事领域,在批判地继承以往军事科学成就基础上,创立了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从而使军事科学成为一门客观、全面地反映战争规律的科学。

军事科学的任务和性质

  军事科学的根本任务,是从客观实际出发,透过极其复杂的战争现象,探索战争的性质和规律。战争性质主要指它的社会政治性质,如正义的、非正义的战争,或进步的、反动的战争等。此外,战争性质还有它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武器装备、作战方法等方面的性质。战争规律是战争的各种矛盾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军事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战争,而战争又是在一定时间、空间内关系整个社会生活的特殊社会活动形态,因此军事科学具有综合性和鲜明的阶级性。自然科学的许多成就,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成为军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军事技术是建设武装力量和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它包括各种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使用、维修等。世界上局部战争一直连绵不断,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制止战争的力量也在增长,斗争是长期的,军事科学也将不断发展并日益完善。将来,随着阶级、国家的消亡,消除了战争的根源,人类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军事科学也将最终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古代军事学

  在世界古代历史上,中国的军事学曾在许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很早就出现了金属兵器和战车,建筑了被誉为世界奇迹的古代防御工程体系万里长城;火药、指南针的发明和火器的创制,也在世界军事史上有深远的影响;中国还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技术专门家;此外,中国最早创立了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从先秦到清代前期,先后有2000多种兵书问世,并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军事历史、军事地理著述,编纂了卷帙浩繁的军事类书。古代西亚和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如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等,在军事学方面也有各自显著的成就。

中国古代军事学

  中国古代军事学的诞生(夏、商、西周时期) 人类最初的战争,以狩猎工具为武器。随着生产与战争的发展,生产工具与作战兵器逐渐分化。开始主要是制作和使用石(骨)兵器。相传约四五千年前,已开始生产金属兵器。公元前二千多年,中国夏代虽仍以石兵器为主,但已能制作刀、戈、戚、镞、矛、匕首等青铜兵器。商代开始了以金属兵器为主的时代。周代青铜兵器进入鼎盛时期。古代军队已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夏代军队由六“卿”统领。商代军队编制最大单位是“师”。西周军制沿袭殷商而有所发展,严格实行“国人”从军。夏初甘之战已出现战车。商代后期车战已成为主要作战方式。西周军队主力是战车兵,以车乘为基本作战单位。车战一般只在平原地区进行,根据地形情况将战车列成方阵,作战时通常是对攻。在作战指挥上,至迟到西周中晚期已用金鼓旌旗。到氏族社会末期,战争指导中已不乏谋略。据载夏少康以武力夺回王位时,在战前就注意谋略,还派出了军事间谍。商灭夏,先攻取夏的属国,改变了力量对比再伺机决战。周灭商也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地剪除对方羽翼的谋略,然后趁商王室内部纷乱,商都空虚之机,联合诸侯大举东征。商灭夏与周灭商,战前都重视探测对方虚实,获取情报,用间也是相当成功的。

  这一时期,军事文献开始出现。古代军事理论多散见于国家的典章法令和其他文献之中。《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中就有一些反映商、周之际谋略思想的内容。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和诗歌总集《诗经》,也记述了夏、商、周三代一些军事理论片断和零星的谋略思想及战争情况。春秋以前已有专门的军事文献《军志》、《军政》。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兴盛(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比西周有改进。战国时期青铜兵器更加犀利、坚实。中国至迟在春秋晚期已掌握冶铁技术。战国时期,冶铁业已逐渐盛行,到了晚期,不仅能炼出高碳钢,并掌握了淬火技术,于是开始进入以铁兵器代替铜兵器的时代。战国晚期还出现了铁制兜鍪、铠甲。聤的出现和弩的改进与大量使用,是军事技术进步的另一表现。中国最早的聤是抛射石弹杀伤敌人的机械,称投机、飞石机、发石车等。战国时弩成为当时战场决胜的重要武器。战国时期筑城与攻城技术已相当进步。在军队组织方面,一是改变了车兵为主的体制。公元前719年,鲁、宋等国联军“败郑徒兵”,是中原诸侯国使用步兵的最早记载。春秋末期,吴、越、齐等国的舟师已能在江河、海面作战。骑兵早期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中,战国时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逐渐成为中原各诸侯国的一个兵种。二是兵制的改革。春秋后期已逐渐打破了“国人”从军的旧制。战国时普遍实行了郡县征兵制,大批农民被征集入伍,同时采取募兵制。三是军队和常备军逐渐扩大。春秋时各国有少量武士常年担任国君的警卫,战国时各国竞相扩编常备军。四是出现专职将帅。

  作战样式和战略战术有所改进。由于车战受地形限制较大,春秋末期晋国魏舒“毁车为行”,将战车上的甲士改编为徒兵,易车战为步战,提高了作战机动能力。到战国后期,步战已成为主要作战样式。车、步、骑配合,水、陆并用,使野战流动性加大。春秋战国之际城邑的迅速发展,使城寨攻防也成为重要作战样式。

  作战指导上的变化也很显著。在谋略方面:逐渐否定了重信轻诈等用兵之道,重视审时度势,因利乘便。春秋以前的战争主要以战胜对方为度,战国时则以消灭敌军实力为准。战国中期孙膑在桂陵之战中以“围魏救赵”、在马陵之战中以“减灶示弱”诱敌就范的谋略,在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战法方面:春秋时期采用了多种方法作战,有两翼突破、再捣中坚(如鄢陵之战);设伏诱敌、乘势歼灭(如鸡父之战);疲敌而击、后发制人(如长勺之战)。车战时代重在野战,战国时设守要害和利用城池防御,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战国时阵法已有多种多样,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提到了方、圆、疏、数、锥行、雁行、钩形、玄襄、火、水等10种阵法。

  春秋战国之际,为适应战争指导的需要,军事理论著作相继问世,《孙子》(见《孙子兵法》)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继《孙子》之后,战国时期兵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它们在继承《孙子》军事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这些兵书的内容范围和论述重点,总起来看,大致涉及战争观、谋略、战法、阵法、将帅修养和军队组织、训练、纪律、奖惩制度、指挥、侦察、通信,以及攻防战具、行军渡水器具等许多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空前活跃。各派思想家、政治家对战争问题各抒己见,是“百家争鸣”在军事上的反映。其中论兵内容较多、影响较大的是儒、墨、法、道4家。先秦诸子论兵,开创了古代非兵家论兵的传统,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古代的军事历史学,在编年史《左传》、国别史《国语》、典章制度汇编《周礼》和策士论集《战国策》等,以及先秦典籍中都普遍存在,为军事历史学奠立了基础。军事地理学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孙子·地形篇》、《管子·地图篇》都包含有军事地理方面的论述。

  中国秦汉至五代时期的军事学 秦的统一六国,汉、唐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军事技术的进步。秦以后进入了铁兵器为主的时代,至东汉铁兵器完全取代了铜兵器。骑兵装具有重大发展,南北朝时战马装上防护铁甲。远射兵器弩,除有了以手操持的擘张弩外,战国末期出现的用足踏张弦的蹶张弩,至汉代已普及军中。弓弩的射程可达千余步,已大量使用钢铁箭镞。这一时期军事交通、运输、军事工程作业等技术的进步也很突出。特别要指出的是火药的发明和应用,引起了古代军事技术的重大变化。据考至迟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以前,火药已在中国首先研制成功。火药首次用于战争是唐末天祐元年(904),当时谓之“飞火”。

  秦汉时全国军队区分为京师兵、州郡兵和边防兵,这一制度影响久远。始于西汉盛于三国的军事屯田制度,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形式。南北朝时创立的“府兵制”,至唐成为兵农结合的一种形式,但未能长久维持。车兵在西汉时被淘汰,骑兵一度成为主要兵种。秦、汉、晋、隋、唐统一全国的几次大规模战争,分别成功地运用了由近及远、各个击破,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水陆并进、分进合击,先疲后打、奇兵突击等谋略和战法。骑兵长途奔袭,在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作战中比较多见。步骑配合实施奇袭和用车结营以制骑兵,也是常用战法。

  秦始皇收缴并销毁民间所藏兵器,对兵书或毁或禁。西汉两次整理兵书,并行分类,颇有成绩。汉初出现的《三略》和后来的《淮南子·兵略训》等,是传世的重要著作。汉儒争注经文而不注兵书,唯曹操注《孙子》,开注先秦兵书的先河。用注释兵书的方法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成为古代军事著作的一种形式,至唐渐盛。宰臣学士继承先秦非兵家论兵的传统,在许多保境安邦的建策、文稿中,关于边防强弱、兵制利弊、用兵得失、谋略优劣等论述,是古代军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火药用于战争后的军事学(宋~清代前期) 北宋初,利用火药创制的火毬、火箭等燃烧性火器用于战争,开始了战争史上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期。南宋初,陈规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长竹杆火枪。之后,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又制成了能发射子窠的突火枪,在发射原理上是欧洲近代枪炮的先导。元(蒙)军把竹火枪改进为金属火铳,为近代枪炮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3世纪末,火药与火器的制造技术,经由阿拉伯西传至欧洲。11世纪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已用于舟师导航。郑和下西洋所组建的舰队,舰船曾多达200余艘,其中宝船60多艘,官兵多达2.7万余人,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舰船建造与军事航海技术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军事筑城学也有很大的发展,明初建筑的南京城,多层设防,易守难攻。明代中期戚继光又修筑了从山海关至居庸关东段长城,使长城成为点线结合的坚固防御筑城体系。

  明洪武年间,各地卫所驻军已有10%装备火铳。永乐前期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神机营。火器的广泛使用,使军队的作战方法发生了变化。通常以火器在较远距离上杀伤敌人、摧毁敌阵,冷兵器则用于近战和白刃格斗。军队作战指挥增加了组织运用火力、组织枪炮与冷兵器之间的协同和不同营种之间的协同等内容。战斗编组与战场管理也比以往更为复杂。

  从北宋初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近900年中,战争频繁,其中有王朝统一战争、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与对外战争,战略战术也随之发展。赵匡胤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先消灭荆南和湖南两个政权,尔后又按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方略统一全国。元末朱元璋建立了以金陵(今江苏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积粮练兵,扩充实力北上灭元。明王朝实行睦邻自固的国防政策,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的安全与统一。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采取先取关中,再攻山西,先消灭明军主力,后夺京师的战略,灭亡了明朝。北方少数民族领袖,往往以远交近攻、联此击彼之策,统一本族各部和附近各民族后,集中兵力,选择有利时机,兴兵破关掠地,或逐鹿中原,夺取中央政权,分别建立了元王朝和清王朝。在此期间,火器与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同时,骑兵战术在北方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军队中也有相当的发展。

  宋王朝于熙宁五年(1072)正式兴办武学,教育学生攻读历代兵法,研究军事理论,并以弓马武艺训练学生。明清两朝也循此例先后设立武卫学与八旗官学。北宋前期,组织编纂出中国第一部新型兵书《武经总要》。该书包括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两大部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后又将《孙子》等七部兵书汇编为《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的必修课程。明代后期,倭寇的威胁,北部边警的频繁,欧洲殖民者的寻衅,促使一些有识之士研究军事,提出经武练兵及充实边防海防的许多新观点和有效措施。各具特色的军事著作纷纷问世,主要有: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海防战略理论和绘制沿海地图、海防图的《筹海图编》;以练兵、教战、用器、布阵见长的名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阵纪》;精于火药与火器研究的《兵录》;军事学内容详备,并收有《郑和航海图》和神火飞鸦等罕见资料的军事百科全书性著作《武备志》;传播西方火器制造和使用技术的《神器谱》、《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等。清代初年,出现了综述山川险易和用兵得失的军事地理学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戎政典》,汇集了历代各种军事资料。至鸦片战争前夕,还出现一些总结实战经验或论述防务、训练的兵书,如《洋防辑要》、《筹海初集》等。

世界古代军事学

  在漫长的年代里,埃及、印度、阿卡德、巴比伦、赫梯、亚述、希腊、波斯、马其顿、罗马等奴隶制国家,为了扩张领土、建立霸权、掠夺奴隶和财物,进行过无数次战争。以战争实践为基础,人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对战争准备、军队组织、作战方法、兵器使用、物资补给等方面逐渐有了认识,初步形成了各自的战争艺术。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火药、火器的传入及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欧洲出现了军事上的复兴,军事学也得以发展。

  军队的兵员和编组 埃及等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军队,其核心是法老或国王的常备侍从,成员大部是构成军人等级的军屯户,战时召奴隶主、自由民出征。兵种主要是步兵,也有战车兵,逐渐发展了骑兵,还建立了海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和奴隶主个人财富的大量积累,出现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经常的、长期的战争又促使军队职业化,民军逐渐为雇佣常备军所取代。中世纪,随着采邑制的出现,欧洲封建国家实行骑士兵制。中世纪末期,随着封建割据状态的消除,中央集权制的相继建立,骑士组成的军队被国家统一的常备雇佣军取代,步兵又逐渐成为主要兵种。16世纪,出现了由长矛兵和火绳枪兵组成的步兵团。17世纪初,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改进步兵团的编制,建立了团属炮兵和野战炮兵连。后来,法国建立了炮兵团。此时,炮兵、工兵已成为独立的兵种,连、营、团、旅已成为军队的正规编制单位。

  军队的装备 约公元前3000~前1000年,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在美索不达米亚、爱琴海沿岸、南亚、北非等地区有了青铜兵器。公元前12世纪后,在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有了铁制兵器。在中世纪以前,各国所使用的冷兵器大致相同,按其用途分为劈刺砍杀兵器(矛、刀、剑、狼牙棍等)和投掷射杀兵器(标枪、投枪、弓、箭等);古埃及、亚述、波斯等国还装备有战车;攻城器械有攻城槌、云梯、橹楼等;渡河器材有羊皮浮子;防护装具有盾、头盔、铠甲、护腿等;海军大多装备桡桨战船和帆桨战船,船上有船首冲角和投掷器等。中国发明的火药、火器于13世纪西传后,西方各国先后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15~17世纪,各国对枪、炮作了多次改进,16世纪20年代,火炮搬上舰船,延长了军舰的作战距离,增强了海战威力。

  战争艺术 在奴隶制时期战争实践中涌现出许多著名将领和统帅,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迦太基的汉尼拔,罗马的西庇阿和G.J.凯撒等。他们为赢得战争胜利,重视总结前人的作战经验,掌握用兵的方法和适合当时条件的战略战术,形成了古代的战争艺术。古希腊的方阵战术经长期运用后,由埃帕米农达在留克特拉会战中加以改进。他首创了不沿正面平分兵力的斜阵战术,使集中兵力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成为一个重要的作战原则。古罗马的军团战术,以中队为单位的疏开的战斗队形代替了方阵,克服了方阵转动不灵的缺点。三十年战争中,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瑞典军队中首次采用了线式战术,使用炮火攻城,促进了筑城技术的发展。海军作战由船体冲撞和接舷战为主发展到炮战为主,产生了海战的线式战术。

  军事著作 主要是军事历史著作,如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着重于史实的记述,只是简单地涉及军队的组织、训练、谋略和战法。军事理论著作著名的有:古希腊色诺芬的《长征记》、艾涅的《战术》、奥尼山得的《军事长官指南》,古罗马F.韦格蒂乌斯的《罗马军制》、S.J.弗朗蒂努斯的《谋略》等。到中世纪,欧洲的军事理论著作更是屈指可数。拜占廷帝国佚名作者著的《战略》,主要论述战术问题,稍后有里欧著的《战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N.马基雅维利著的《战争艺术》等,曾在欧洲军事学术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后来,奥地利的R.蒙特库科利,法国的S.de沃邦、H.-M.de萨克斯,以及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等人的著作,都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近代军事科学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在这延续了几百年的军事实践中,诞生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

  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军事科学 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形成16世纪,欧洲各主要国家开始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军事技术的进步。武器装备不断改进:燧石枪、前装线膛枪逐步改进为击针后装线膛枪;由前装滑膛炮改进为后装线膛炮,榴弹和榴霰弹代替了球形炮弹;出现了装甲列车、装甲战舰、地雷和水雷;火器射程和毁伤力的增大以及命中精度的提高又促进了筑城学的发展。大量的战争实践经验和古代军事学成果,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对于军事科学的范畴和研究对象,资产阶级军事家有不同的见解,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18世纪,英国的H.H.E.劳埃德在其著作中较早谈到军事科学,他认为军事科学只是研究军队准备战争的问题,而把作战问题排除在外。普鲁士的A.H.D.von比洛认为军事科学就是战略和战术,并把战略区分为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奥地利的卡尔大公认为军事科学应划分为战略(或关于战争的科学)和战术(或军事艺术)。出生于瑞士的A.-H.de若米尼认为军事科学就是军事艺术,它有6个组成部分:战争政策、战略、大战术、战争勤务、工程艺术和基础战术。普鲁士的P.G.C.von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艺术就是作战方法,区分为战略和战术。

  拿破仑战争与资产阶级军事科学 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发展。拿破仑一世改造了法国革命所建立的军队,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了由步兵、骑兵和炮兵组成的师和军。作战时采取纵队和散开队形相结合的纵深战斗队形,步、骑、炮兵密切协同作战。拿破仑的这一套战法,后来也为反拿破仑的各国军队所采用。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的统帅艺术进行了深入研究。若米尼著有《战争艺术概论》、《法国革命战争批判军事史》等。他认为,军事艺术(军事科学)不仅应研究军事行动,还应研究战争的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等政治问题。克劳塞维茨著有《战争论》等。他认为必须从一切战争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中去考察战争,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著名论断,并认为军事行动的基本目的是消灭敌人武装力量,军事艺术最一般的原则是兵力数量上的优势,保持兵力集中和以隐蔽迅速的行动来达成突然性。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在军事理论上的成就,使资产阶级军事科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特点 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军事学的成果。其主要特点是:在启蒙思想和实验哲学的影响下,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既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成分,也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素;强调研究战争的历史经验,探索战争的规律和方法,用以指导战争,但它掩盖战争特别是侵略战争的阶级本质;重视政治精神因素和人的作用,但往往夸大统帅个人的作用,夸大武器特别是新式武器的作用;重视地理、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影响,但也有片面强调地理环境起决定作用的论点。诸如此类的问题,反映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有它的局限性。

  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军事科学 军事技术进步与军队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此时,整个世界已被几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由此发展为世界大战。战争规模的扩大、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使军事技术得到长足进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了多种新式技术兵器:陆军有自动步枪、机枪、迫击炮、手榴弹等;海军有驱逐舰、战列舰、巡洋舰、潜艇、鱼雷和鱼雷艇等;飞机开始用于军事;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广泛应用于军事;同时还出现了坦克、高射炮、毒气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量使用了各种飞机、坦克和新式火炮,还使用了雷达和其他无线电电子器材,以及导弹、原子弹等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多数国家已实行普遍征兵制。出现了方面军和集团军群的编制,建立了航空兵、坦克兵、化学兵等新的兵种部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英国率先建立了新的军种——空军。战后,一些国家也加强了航空兵的建设,出现了防空兵、空降兵等兵种。海军中组建了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等。

  两次世界大战与帝国主义军事理论 为适应帝国主义国家推行海外扩张政策的需要,出现了各种帝国主义军事理论。如美国的A.T.马汉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海权论。主张建立并运用强大的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去夺取制海权,控制海洋,进而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德国的A.von施利芬继承了克劳塞维茨和H.K.B.von毛奇的军事思想,主张速决战。他根据德国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在东、西两面作战的战争计划,成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略指导的基本依据。法国的F.福煦预测未来的战争将是短暂的,其进程将是激烈而快速的。他认为只有战斗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在战争中军队行动的快速性、积极性、高度纪律性和节约兵力等都具有重大意义,而指挥是否得当则是决定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战后新式武器的发明、应用和不断完善,大大推动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发展。意大利的G.杜黑提出“空中战争”理论,认为空军应是未来战争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工具,依靠空军夺取制空权并实施空中进攻,即可摧毁敌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抵抗而保证战争取得胜利(见空中战争论)。英国的J.F.C.富勒提出的“机械化战争”理论,法国的C.戴高乐提出的“职业军队”理论和德国的H.von泽克特提出的“小型军队”理论,都主张依靠少数精锐的职业军队,使用坦克和飞机等新式武器来取得战争的胜利。法国的H.P.贝当提出依靠坚固战略防御工事制胜的理论。德国的E.鲁登道夫提出了“总体战”理论,认为现代战争将是全面战争,既要歼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又要无情地打击敌国的工业目标和居民,战争进程将是闪电式的,力求速战速胜。这些理论适应了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他们由于主观片面地夸大某种新式武器或某个军种、兵种的作用,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产阶级的军事科学再一次经受实践检验并得到新的发展。在战争中,大兵团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军种、兵种战术进一步完善,战役理论和合同战术得到较全面的发展。由于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技术兵器数量多,物资消耗成倍增长,军事对经济的依赖更大,军事经济理论进一步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了军事运筹学的产生。导弹、原子弹等的研制成功和使用,标志着一个新的军事技术时代的开始,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也得到新的发展。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科学(1840~1949) 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引进19世纪中叶,殖民主义国家加紧侵略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两广总督林则徐开始搜集外国军事资料,研究敌情,提出组织民众,军民配合,沿海各省协力筹防和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在近海和陆地歼敌的抗英方针。战后,魏源等有识之士,总结和吸取了清军战败的教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造战舰、制枪炮、练精兵、翻译西方军事科技书籍。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半个世纪中,先后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汉阳枪炮厂等30多个军工厂(局),仿制西方枪炮弹药,建造蒸汽舰船,初步建立了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在沿海建设了部分基地和要塞。陆军几经变革后,按步、骑、炮、工、辎等兵种编组成新式陆军。先后创办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讲武堂及各种专业学堂等70多所军事学校。翻译和编著了《战法学教科书》、《战术学》、《防海新论》、《火器真诀》、《兵学新书》等多种军事书籍,从各方面介绍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近代军事科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清军爱国官兵运用这些成果,取得了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在镇南关大捷、摩天岭阻击战、黄海海战、天津保卫战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但是,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思想和根本制度,仍然是封建主义的、腐朽没落的,所以,并未能挽救清王朝的失败。

  辛亥革命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军事科学 中国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对军事问题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指导了当时的革命战争和军事建设。他所领导的革命政府曾组建了广东舰队和中山航空队,开办了广东海军学校和航空学校,又创建黄埔军校,并以军校毕业生为骨干,建立了国民革命军。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学术,受到了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影响,从而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北洋军阀政府扩建陆、海、空军,按西方操典进行训练,并以原来清王朝的军事学堂为基础,建立了一些军事学校。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保定军官学校。由于进步思潮的影响,该校不少毕业学生后来也参加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工作,有些人成为军事领导人和骨干,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1949年,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军事统率机构,以及陆、海、空三军和炮兵、装甲兵等特种兵部队,开办了相应的军官学校,先后组织翻译了日、德、意、英、美等国的许多军事著作,把外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治军作战思想掺杂混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些爱国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也著书立说,介绍军事科学研究的成果,传播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如蒋百里在1937年出版的《国防论》一书中,提出长期抗战的主张;杨杰在《国防新论》和《军事与国防》等书中,对当时的国防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和论述。

无产阶级军事科学

  K.马克思、F.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同时,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V.I.列宁、I.V.斯大林、毛泽东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在领导本国人民争取解放和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先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以自己在军事理论上的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无产阶级军事科学。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吸取古代军事学和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的精华,正确地揭示了战争和军事活动的客观规律,使军事科学得到了高度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并开始走向反动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当时和历史上的战争,探讨战争和军事发展的规律,创立了许多重要军事理论:

  战争根源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战争和军事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战争并不是永恒的社会现象。阶级社会的战争,是私有制和阶级剥削的产物。

  暴力革命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他们指出,统治者掌握着武装力量,会使用暴力对付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应当采用和平斗争方式,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就要使用武器,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武装夺取政权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以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先占领城市,夺取国家政权。巴黎公社起义就是走城市工人武装起义道路,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

  建立革命军队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它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必须拥有自己坚强的武装力量。在获得胜利以后,还必须凭借武装力量保卫革命的成果,维持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人民战争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应该武装起来,实行人民战争。普遍武装人民,训练人民,组织群众起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是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战胜反动统治者和侵略者的唯一方法。

  战略战术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阐明了政治、经济、技术条件与战略战术的关系,指出:“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作战方法改进的前提,是新的生产力,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兵士成分的改变。他们还论述了战略战术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列宁、斯大林的军事理论 列宁、斯大林生活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暴力革命已成为直接实践。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理论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学说,为苏联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

  帝国主义时代战争学说 列宁科学地阐明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的原理,指出战争与和平都是不同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战争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阶级本质。战争的性质是由政治目的决定的,有正义的革命战争和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学说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加剧了反动政府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条件,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要努力把各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变为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者的国内战争,变为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战争。

  建设无产阶级军队原则 列宁创建了俄国工农红军。他指出红军建设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教育;通过政治委员、党支部和加强政治工作,实现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领导;培养无产阶级优秀分子成为军队的骨干,合理利用旧的军事专家;实行一长制;强调军队中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觉悟和纪律是军队力量的源泉;认真学习军事,加强军事训练;掌握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的军队。

  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原则 列宁认为,战争是对每个民族的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考验。他要求实现全民武装,动员全民参战,广泛开展人民战争。列宁提出除了学会进攻之外,还必须学会防御和必要的退却。他认为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拥有压倒优势是军事胜利的规律;要求实现统一指挥,集中管理;加强军事科学研究等。十月革命后,列宁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接着又领导苏维埃俄国军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白匪军的武装叛乱,使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巩固,同时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伏龙芝等在进行军事改革的同时,加强军事科学的研究工作。随后斯大林又同伏罗希洛夫、图哈切夫斯基等苏军领导人一起,为加强苏联的国防建设和战争准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斗争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

  国防建设学说 斯大林要求“要在国内创造一切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必要前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防力量”。在军队建设上,要求保持并巩固红军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特点;同时指出,使红军拥有精良的武器装备是战斗实力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方针,建立了可靠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为国防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和技术基础。

  决定战争命运因素 斯大林在20年代后期提出,决定战争命运的归根到底是正确的政策和千百万群众的同情与支持。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又提出:“现在战争的命运不会由突然性这种偶然因素来决定,而要由那些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后方的巩固性,军队的士气,师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装备,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来决定。”

  战略战术原则 斯大林指出战略必须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为依据。战略最重要的任务是规定基本打击方向,预先决定各次战役的性质。策略是服从与服务于战略的。作战方式、战争形式不是永远一样的,要善于机智地运用。军事艺术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拥有一切兵种,使它们日臻完善,并善于把它们的行动配合起来。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使无产阶级军事科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总结了历史上的战争经验,探索中国革命战争所特有的规律,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毛泽东等通过长期战争实践,不仅探索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揭示了战争和战争指导方面的许多普遍性原理,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许多领导人都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战争观及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指出,战争是“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研究和指导战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着眼其特点和发展。必须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认为,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不能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有绝对优势,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不能把武装斗争的矛头指向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而应指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特别是在各省交界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支持长期战争的战略基地,在农村聚集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发展壮大,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

  建设人民军队理论 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为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提出一整套建军理论和原则。主要有: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主要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实行官兵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原则;自觉执行纪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等等。

  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原则 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创造了一整套以劣势装备的人民军队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了以“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核心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作战方针和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战略的内线持久防御战和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的具体方针。在解放战争中,他坚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方针,在战略防御阶段,指导全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不断转化敌我力量对比,并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在战略进攻阶段,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歼灭敌人重兵集团,并实施战略迂回包围,歼灭溃逃之敌。抗美援朝战争中,提出了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尔后再逐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以上这些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战略战术,是适应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它反映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所以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则。

  国防现代化建设学说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革新军制离不开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及时提出加强国防,建设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的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成了一支包括海军、空军和陆军各兵种以及战略导弹部队的现代化军队,自力更生地全面发展了国防科技,建设了国防工业。1964年10月,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随后又成功地试验了氢弹、导弹核武器,实现了远洋和从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掌握了近地轨道和同步轨道的人造地球卫星及回收技术,使中国的军事技术在这些方面跨进了世界先进行列,使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上述理论,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等一系列著作中,也反映在各个时期由他起草的大量文件、电报中。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指针,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战争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概括。

当代军事科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战争与军事科学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和苏联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中,不断加紧军备竞赛,运用各种手段争夺势力范围。在这两国之间和北大西洋公约、华沙条约两个军事集团之间虽然没有爆发战争,但世界许多地方的局部战争却不断发生。有不少战争是美、苏两国操纵或直接出兵进行的。他们把局部战争作为争夺霸权、扩张势力范围的手段和新式武器的试验场。

  战后几十年间,人类社会经历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核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激光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并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引起了作战手段和作战样式的巨大变化。首先是核武器的迅速发展,使核战争成为军事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核武器制胜论”和“核威慑战略”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美、苏两国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的基础。争夺核优势和进行核讹诈,成为它们进行政治、军事角逐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苏之间核僵局的出现,研究以核武器为后盾的常规战争,特别是使用新的高技术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又成为美、苏等一些国家军事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美国提出了空地一体作战的理论和“星球大战”计划,以期打破核僵局,夺取对苏联的战略优势。苏联则强调高速度、大纵深和立体作战的理论,并加紧发展自己的空间武器,力图与美国保持均势。随着苏联解体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俄罗斯等国都在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部署。中国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几十年来一直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重点探讨现代化条件下进行人民战争的有关问题,探索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其目的是加强国防,反对侵略,使中国的国防成为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中国研制和装备有限数量的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曾一再宣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主张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航天技术,是为了和平的目的。中国坚决反对空间军备竞赛和空间军事化。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促进了军事科学体系的完善。

  现代军事科学体系 军事科学体系包括军事科学的整体结构、学科的划分以及各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安排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军事科学领域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层次越来越多,各学科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加强对军事科学体系的研究,对于军事科学的全面发展以及各学科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现代军事科学包括军事理论科学和军事技术科学两大部分。

  军事理论科学 大体可分为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两个门类,以下再分为若干学科。军事思想是研究战争观和战争与军事问题的方法论、战争指导思想、建军指导思想等,从而揭示战争的本质和基本规律;研究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的基本原则;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国家、军队,主要领导人和军事家在战争与军事问题上的基本思想、观点和理论等。

  军事学术是研究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的规律和方法。通常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队指挥学、军事运筹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事教育训练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队后勤学,以及军事历史学、军事地理学等。

  军事技术科学 主要研究现代各种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使用和维修保养等技术,以及军事工程和军事系统工程等。

  军事技术科学的分类,包括基础理论和各个应用学科,后者按现代武器装备在各军种、兵种中日益专门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划分为:海军技术、空军技术、战略导弹部队技术、装甲兵技术等;按武器装备的种类划分为:枪械、火炮、坦克和装甲车辆、军用飞机、舰艇、导弹、核武器,以及自动化的通信、指挥、侦察系统等。

  军事科学体系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军事和军事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新的军事专业不断出现,学科随之增加。如战略理论的研究,除了总体的研究外,还分别有各种战略的研究,诸如核战略、海洋战略、空中战略、外层空间战略以及战区战略、后勤战略等等。另一方面,由于军事与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关系密切,军事科学同其他领域中一些学科的联系日益加强,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从而又逐渐形成一些新的边缘学科,如国防经济学、国防外交学、国防教育学、军事管理学、军事社会学、军事人才学、军事伦理学、军事心理学等,军事技术科学的边缘学科则为数更多,如军事工程地质学、航空航天系统工程学等等。

  中国发展军事科学的方向 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为了保证国防现代化建设,适应巩固国防和今后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循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

  1.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当前世界军备竞赛空前激烈,军事科学方兴未艾,各种军事思想非常活跃。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从实际出发,在军事领域中进行新的探索,解决新的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军事科学的根本方向。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何等复杂的变化,世界科学技术如何迅速发展,对于战争和战争指导的一切问题,都必须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防止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侵蚀。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论点,仍然是科学的真理。

  2.重视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对军事的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式武器不断出现,军队装备迅速更新。武器的威力、射程、命中精度和自动化程度空前提高。尤其是导弹、核武器等战略武器系统的发展,使军事技术成为实现一定战略目的的直接手段。与此同时,兵力、兵器的机动能力大大增强。用于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和工程保障、后勤保障及军事训练等的技术装备也日益先进。军队的组织编制和作战能力以及战争的样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争的突然性、破坏性空前增大。军事活动的范围,从地面、海洋、空中向外层空间扩展。电子对抗贯穿于战争准备与实施的全过程。由于军事技术的长足发展,现代战争出现了崭新的特点,更加突出了军事技术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军队的军事政治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立足于本国国情,着眼于未来战争。当今世界各国在军事科学方面的交往虽然更为广泛,军事科学的发展也日益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但是,每个国家都不能离开本国国情去探讨军事科学,超阶级、超民族、超国家的军事科学是不存在的。军事科学研究,从战略战术到技术装备的研制使用,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地理环境以及作战对象等条件。发展军事科学,既要立足于自己特定条件的基础上,又要面向世界和未来。为此,须重视对未来战争的军事预测。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才可能科学地预测未来。科学的预测完全在于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有关的各方面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军事预测需要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及时掌握有关未来发展的各种信息,诸如和平时期国防力量发展情况,世界政治形势和军事斗争态势,可能到来的战争的性质、特点和有关各方的战略、战役法、战术等等。只有全面掌握可靠的信息,并应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才可能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从而为未来战争的军事决策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

  4.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方法。现代科学方法,例如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以及建立在电子计算机基础上的数学方法和模拟方法等在军事上的运用,可以对某些技术性强的军事活动过程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使军事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的“实验”手段,从而提高军事科学研究的效率。现在,这些方法已在不同的程度和范围内应用于军事预测、作战模拟和军队的编制体制、教育训练、后勤保障的研究,以及现代武器装备的发展规划、总体设计、费效分析和生产管理等方面。但是制约和影响战争的因素很复杂,对于战争这种参数多、情况瞬息万变,随机性强的社会动态过程,目前的数学工具还难以进行精确的描述。同时,战争是由人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固然离不开那些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的客观因素,然而更重要的是战争的性质、民心士气和参战人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些问题就很难单纯应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解决。因此不能把数学方法和模拟方法绝对化,更不能以这些方法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甚至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立起来。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把人的经验、素质和智慧同现代科学方法结合起来,辩证地应用和发展这些方法,有效地推动军事科学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