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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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分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公羊传》与《左传》、《穀梁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旧说创始于子夏弟子齐人公羊高西汉景帝时得立于官学。其大师胡毋生董仲舒等任博士,专门从事研习、讲授之业。武帝时贫苦儒生公孙弘因通晓该书竟得官至丞相,其后学者益众,遂为汉代显学。该书援引前人解“经”成说颇多。由于它写成于汉初,用的是汉代通行文字今文,故属今文经,并为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公羊传》用问答体解说《春秋》所记史事,着重从政治而非历史学的角度阐述这些记载的是非观,并把它看成孔子政治理想的体现,作为指导后世帝王行事的准则。由于其借对史事的议论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常有一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该书本文2.7万多字,其中有37年无传,可能已有残缺。东汉何休依据胡毋生条例所作《春秋公羊解诂》,集两汉公羊学之大成。北宋著录有徐彦所作《公羊传疏》。清人陈立著《春秋公羊义疏》,广搜诸家解说,可供参考。

  《公羊传》的传授源流,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先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传给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都是口耳相传。到西汉景帝时,公羊寿才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写在竹帛上。《公羊传》是极力主张大一统的,主张君臣等级观。《公羊传》采取问答的方式,在汉语修辞学、词汇学、语法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公羊春秋》作为家学,世代相传至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公羊寿与齐人胡母子都合作,方才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作汉公羊寿,说法不一。但比较起来把定稿人题为作者更合理一些。今本《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

  《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对《春秋》的解释重在发挥“微言大义”,两汉时期一直处于官学地位,对汉代学术、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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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春秋》本是先秦时代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墨子说:“吾见百国《春秋》。”后来只有鲁国《春秋》流传下来,《春秋》于是成为鲁国历史的专名。杜预《春秋左传序》:“《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春秋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公羊传》,成书于战国时代,是一部解释《春秋》的重要著作。它与《左传》(又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穀梁传》(又称《穀梁春秋》、《春秋穀梁传》)并称春秋三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据文献记载,《公羊传》的作者是战国齐国人公羊高。《汉书??艺文志》载:“《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戴宏《公羊传序》、颜师古《汉书注》认为公羊子名高。《公羊传》为公羊氏一家世代相传,起初只是口头传授,没有文字定本,后经公羊学者传承,至西汉景帝时由胡毋生协助公羊寿“著于竹帛”,写定成书。胡毋生是景帝时博士,年老辞官后回到齐地开馆授徒。“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

  董仲舒与胡毋生同为汉代公羊学大师。《史记??儒林列传》:“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惟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董仲舒很重视《春秋》,他说:“不学《春秋》,则无以知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其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 他还引用《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春秋》的风格多为简单记事,而董仲舒悉心钻研《春秋》和《公羊传》并加以发挥,继承和发展了公羊学派解释儒家典籍的思想和方法。他作《春秋繁露》把《公羊传》的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建构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公羊学体系。

《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

  公羊学派通过《公羊传》解释《春秋》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公羊传》忠实地阐发了《春秋》的思想内涵。孔子依据鲁国历史所作《春秋》文字简略,常常只用几个字表示褒贬,有“大义”存于其中。《公羊传》从《春秋》的语句中将“大义”发掘出来并加以阐明,重在发挥“微言大义”,这与注重史实记载、补足史料的《左传》有很大不同。

  如《春秋·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详尽叙述郑庄公克段于鄢的原因、经过和结果。而《公羊传》则不同,它重点在于对史实进行评论,不就事件本身展开论述。《公羊传》载:“克之何者?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公羊传》所解释的《春秋》以“仁义”作为道德评判标准,以“不害人”为变通原则。如《公羊传》载,宋襄公不击半济、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擒二毛是“仁义”之举,并不因其兵败受伤而讥讽。相反,对于楚成王背信毁约、俘获宋襄公则大加贬斥。《公羊传》认为在人面临生死存亡的情势下,可以允许违反礼法制度的权变行为,但要以“自贬损,不害人”为基本原则。它言道:“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东汉经学家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详尽阐释了《公羊传》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他在该书《序》里说:“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春秋公羊传解诂》是两汉公羊学的总结,它保存了公羊学派许多条例、义旨,被后世儒生奉为经典。

  此外,公羊学的灾异学说也是影响汉代学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春秋》记载了许多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如陨石、彗星、地震、山崩、瘟疫等。公羊学派认为这些都是人间即将出现祸乱的征兆,所谓“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汉代儒生推测灾异,常将某些不寻常的自然现象同《春秋》的记载相比附。灾异学说的兴盛,肇始于董仲舒。如《汉书·五行志》的大部分篇幅,就是董仲舒和刘向等人对《春秋》中各条灾异的推断。

《公羊传》在春秋三传中的地位

  春秋三传之一的《穀梁传》也是一部解释《春秋》的重要著作。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口头传授给谷梁赤,谷梁赤记录下来,后经汉代学者系统整理成书。《穀梁传》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经。今文经是汉代儒生用隶书记录的儒家著作,大都没有先秦古文原本,而由战国以后的儒者师徒、父子相传,到汉代才写成定本。《穀梁传》的传授,《汉书》从申公写起,申公传瑕丘江公,江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据史载,汉武帝曾让江公和董仲舒辩论,江公口讷,不如董仲舒,又适逢公孙弘为丞相,公孙弘治《公羊传》,他比较江、董两人的经义,认为董仲舒的学说更适宜当时的政治需要,于是向汉武帝大力推荐公羊学,武帝最终确立《公羊传》为官学,公羊学从此兴盛,而穀梁学逐渐衰微。与公羊学相比,穀梁学更加重视礼乐教化,推崇仁德之治,强调宗法情谊。而公羊学经过董仲舒的发挥,大一统等学说得到全面阐释和广泛宣传,迎合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得到官方的大力扶植。

  汉以后,《左传》流传不绝,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是《春秋》三传之一,属于古文经。古文经是指战国时代用东方六国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重在阐发《六经》中所包含的微言大义,重视《公羊传》,但是容易与谶伟学说结合, 表现出浓厚的神学色彩。古文经学则重考察研究史实、材料,重视《左传》,它向阐述古制、古文字方向发展,学风朴实。

  今古文经学关于《公羊传》与《左传》的争论十分激烈。东汉章帝时,贾逵奉旨比较《公羊传》和《左传》,“具条奏之”,提出意见。一、《左传》与《公羊传》相比,有同有异,《左传》有“义长”之处,应当立于官学。二、重视《左传》的“义”,有利于“安上理民”。三、《左传》合于图谶,利于解决汉代帝王统系问题。与贾逵同时代的李育以治《公羊传》闻名,“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他认为,《左传》“不得圣人深意”。“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 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在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上,“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汉代最重《春秋》,有孔子借《春秋》“为汉制法”的说法,而在春秋学中首重公羊学,率先将《公羊传》立于官学。《左传》欲立博士,取得与《公羊传》同等地位,必然会引起激烈争辩。

  公羊学派以《春秋公羊传》为核心系统阐发和改造了《春秋》的思想内容,在汉代经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加深了儒学的政治化,它对儒学成为官方学术,被定为一尊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不仅如此,

  公羊学还广泛涉及汉代社会、文化等领域,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

《公羊传》的理论特色

  《春秋公羊传》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一)、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二)、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四二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所见世”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阐发,《春秋》之“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张三世”。即孔子将春秋242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这种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三世说”的诬妄显而易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经对于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辙。在这套理论中,蕴涵着“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思想胚芽。第二,“三世说”在本质的规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环范围内,又存在着一个不断 “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

  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

  何休注《春秋公羊传》时的进一步发挥: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经过了所传闻的衰乱世、所闻的升平世,和所见的太平世这样三个阶段。而所以会是三个阶段者,盖由于“礼”是尚三的等等。这是何休的历史进化论,公羊传本身并没有这么多意思。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

《公羊传》的史学价值

  《公羊传》的历史思想比《谷梁传》更为丰富,其影响也更深远。在汉代,公羊学大显于世。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公羊学”的产生和两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学史上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其秘密,在于《公羊传》中蕴含着一套独有的政治———历史哲学。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着作不同。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公羊传》包含着一些可供人们发挥的历史思想:

  第一,《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经》中贯穿了“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作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则,为战国晚期正在进行的“统一”作舆论的准备。甚至直接成为孔子专为汉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国纲领!

  第二,《公羊传》又包含有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推演,划分历史的发展阶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说。更重要的是,其对于三世异辞说的解释包含一个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242年视为铁板一块、凝固不变,而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三,《公羊传》专讲“微言大义”。上述两项都是极重要的“微言大义”,其他明显的还有: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诸如此类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总括来说,《公羊传》的历史哲学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多见。

《公羊传》的流传情况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着作不同。 《春秋公羊传》胡母生研究传承的《春秋公羊传》

  《公羊传》其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系统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母子都(生);公羊学派对《春秋》的研究开始仅口说流传,至汉景帝时,胡母生和他的老师公羊寿用汉代的隶书“著于竹帛”,才使《公羊传》成书。

  汉初传《公羊》有三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在这三家中,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着《公羊解诂》中,明确胡毋生是《公羊》宗师,而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西汉初期,时代需要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齐学学者对孔子《春秋》改造的结果,因而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汉景帝时,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为博士。二人同业《公羊春秋》(也有学者认为,他是胡母生的弟子),董仲舒曾著书称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母生为代表的齐学学者将儒学理论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才取得汉武帝欣赏,获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治地位。

  胡母生弟子众多,有名的除公孙弘外,还有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后来,又有齐人任公、贡禹、管路、左咸、鲁眭孟、颜安乐、严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传》得显。

  《公羊春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的何休、唐代的徐彦、清代中后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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