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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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宣言拼音bā yī xuān yán),(英语:August 1 Manifesto),《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通称。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于1935年8月1日发表,通常称为“八一宣言”。

  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族的大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部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作为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的天职。这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迅》上刊登,后辗转传入国内北平、上海等地,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驻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书成之后,王明将文章译成俄文,交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看,得到了他们的赞许。8月1日,中共代表团将这份宣言改名为《八一宣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的名义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发表。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赞扬了这份宣言的精神。之后,这份宣言在几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刊上发表,包括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和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刊《救国报》(10月1日发表),以及俄文版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机关报刊,12月发表)。

起草、发表的历史背景和经过

1935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在《救国报》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中国东三省,三千万东北同胞处于日寇的蹂躏之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一再妥协、退让,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事变后第四天,中国共产党就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4页)但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党没有也不可能根据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及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出新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致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没能达到其应有的高度。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制造各种借口侵略华北,中国的民族危机更为加深,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矛盾。南京国民党政府竟先后与日寇订立了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三大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日寇侵略的加紧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味退让,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之情,全国各阶层人士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但因南京国民党政府仍然奉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主要精力用于国内战争上,故全国团结一致抗战的形势迟迟没有到来。

  国际上,德、意、日等国的法西斯势力,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宁。法西斯主义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它们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仇视和迫害,迫使共产国际不能不开始考虑对策。显然,当时的战略、策略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必须来一个大的转变。1934年5月23日,《真理报》发表了公开主张共产党人可以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在同年9月开始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对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谈到了改变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问题;此后,共产国际一再致电和发表文章,建议各国共产党同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谈判,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法共人民阵线的建立,为共产国际改变策略路线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证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成为共产国际新的统一战线总政策和总策略正式确立的标志。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和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几乎是在同时,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工作了四年之久的上海地下电台停止工作,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电讯联系。中共和红军陷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又受到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因而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所知甚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便在国外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文章等,配合国内的政治形势作政治宣传,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讨论共产国际总策略方针转变的过程中,王明等人“起初还捍卫过时的指导方针,仅仅同意对策略作一定的修改”(〔苏〕索伯列夫《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版,第370页)。经过深入的讨论,王明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承认要修正自己的看法”(〔苏〕索伯列夫《共产国际史纲》,人民出版社版,第370页)。

  1935年5月,南京国民党政府继签订《塘沽协定》之后,又开始谈判《何梅协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等人了解这一情况后,打电报给在外地的王明,要他回莫斯科商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吴玉章回忆道:“1935年6月在莫京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提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明回到莫斯科后,起草了《宣言》的草稿,经过代表团成员几天讨论,完成了初稿。所以,《宣言》的主要撰稿人是王明,而其思想则是代表团全体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初稿确定后,王明将它翻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斯大林等对《宣言》表示赞赏,建议在适当时机予以发表。

  《救国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办的一份报纸,主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它在形式上表现出是在巴黎编辑、出版、发行的,所发消息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中国国内。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吴玉章回忆,“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各方需要很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吴玉章《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78页。)。《救国报》的编辑工作是在莫斯科完成的,而印刷和发行则在巴黎。《宣言》所以要推迟至10月1日才在《救国报》上正式发表,目的是想让读者相信:《宣言》是中国国内的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起草的,从国内邮寄到巴黎,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向青《〈八一宣言〉形成的历史过程》,《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3辑,第105页。)。这一现象也确迷惑了一些读者和少数史学者,不明真相的竟由此断定,《宣言》发表于长征期间,甚至肯定是毛儿盖会议的产物(〔美〕莱曼·P·范斯莱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决定的》。《党史通讯》1983年第11、12期合刊。)。

《八一宣言》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形成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形成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党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三种观点:

  一、《八一宣言》

  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

  三、《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

  造成意见分歧、观点各异的主要原因是评价标准的不一致,因此,正确评价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将评价的标准一致起来。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矛盾。在这一系列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两大基本矛盾。这两大矛盾的变化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着最重大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强烈谴责日寇的侵略行径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积极要求参加抗战,并为实现抗战的目标,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下,开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探索。这一探索因多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影响,而于很长时间内局限于下层统战工作。作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形成的标志,除了要有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外,至少还应包括以下两项内容:一是必须提出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各中间势力的联合问题;二是必须把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蒋介石即是其政治上的代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笔者认为这些内容可以作为我们的评价标准。

  《宣言》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探索的继续。《宣言》既提出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的联合问题,也谈到要联合以国民党为政治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第一,《宣言》正确地剖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抓住并强调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日民族矛盾,明确提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号召中国人民“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以抗日救国的呐喊代替了“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极“左”口号。这是党探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第二,《宣言》所列统战对象的范围更为广泛。《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便基本上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关门主义,把各党派、各团体、各阶级、各民族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

  第三,《宣言》不再局限在三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的原则,进而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和纲领。即建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规定了国防政府的施政方针。关于国防政府,《宣言》指出:“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国防政府的性质“是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

  关于抗日联军,《宣言》提出:“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之天职。”国防政府的施政方针在两个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其一,施政方针中只提没收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未提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并笼统地提“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的口号,这开创了党要改变土地政策的先声;其二,施政方针中还提出与一切对中国民族解放战争表同情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结成同盟或建立友谊关系的方针。这两方面的内容充分地体现了党决心献身于抗日救亡事业,着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当时,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有许多人主张抗日。他们曾一度寄希望于南京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在其领导下抵御外来侵略。但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令他们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对中共和红军的陌生和不了解甚至误解,又使他们不可能拥护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来主持全民族的抗战大业。面对这种情况,我党发表《宣言》,公开倡导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是容易为他们所普遍接受的。

  《宣言》上述内容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比1933年10月17日发表的《共同抗日宣言》和1934年4月20日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宣言》的宗旨是抗日救亡,一切以抗日与否作为评判标准。自1927年以来,党“还从未发表过对象如此之广和如此没有阶级色彩的声明”(〔美〕莱曼·P·范斯莱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决定的》,《党史通讯》1983年第11、12期合刊)。

  《宣言》是忠告性的、对外公开发表的,与党内文件在措词上及所要表述意思的明确性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一般说,内容上显得比较含糊、笼统。但考察《宣言》的起草者在起草《宣言》前后的言行及其思想脉络,便能明确说明问题。事实表明,他们在许多场合和一些文章中都提到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和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问题,从而可与《宣言》的思想相呼应。

  1935年8月25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讨论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时,王明承认国民党是全国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党,认为应该与之联合以共同抗日。1935年11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提出联合国民党和蒋介石抗日。他声明:说共产党愿同任何将领和任何军队,唯独不愿同国民党本身建立统一战线,纯属“谎言”。对于蒋介石,王明写道:“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仅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救国报》第15期。)对蒋介石的态度,是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十分棘手而又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宣言》对蒋介石所持的态度,与过去有所不同。虽然《宣言》仍旧提“抗日反蒋”口号,并骂蒋介石等人为卖国贼,但已不再提打倒国民党、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宣言》起草和发表前后,王明等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摇摆不定。这固然是因为他们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又确实与蒋介石不放松进攻中共和红军密切相关。十年内战,蒋介石一心要置共产党于死地;即使在日寇入侵,民族濒于危亡之际,仍然以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要与蒋介石实行合作,感情上难以接受。但问题恰恰在于,我党若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就非联蒋不可。因此蒋介石尽管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敌人,但他毕竟是大权在握的国民党领袖和国民党军队的统帅。我们既然要联合作为主要党派之一的国民党和主要军事力量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不联合蒋介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从感情上说,联蒋难以接受,而理智、冷静地分析一下,又非联蒋不可。在理论上特别是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个心理转变和心理适应的过程。《宣言》对联蒋的态度虽不够明朗,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只要他放弃对中共和红军的进攻,转向抗日之路,则我党就会拥护他、支持他。“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坦白,倘蒋能够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要是蒋愿意来抗日,我们反对任何人企图把愿意抗日的蒋介石排斥到抗日阵线之外。”(《救国时报》1935年12月14日)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规定了评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形成标志的标准,只是说这些问题在《宣言》中被提出来准备解决,而不是说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解决。有人认为,只有《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才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形成的标志。这显然是将这一策略路线的形成与其在实际中得到实现即统一战线的建立混同起来了。这种观点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性问题是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才是策略路线形成的标志。笔者认为,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性问题是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颇有道理的,但说最终解决才是策略路线形成的标志,就不能令人信服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是在策略路线形成之后,党中央按照这个路线所提目标和要求,在实际中解决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实质性问题。“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便是这一问题获得了解决的标志。因此,《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并不是策略路线形成的标志,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的标志。

  当时的党中央和共产国际都曾给《宣言》以很高的评价,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中,以支持中国统一战线“倡议”的方式,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2页。)“抗日统一战线之提出,始于1935年8月,中共与有名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几乎是同时加以宣布。”(〔美〕莱曼·P·范斯莱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决定的》,《党史通讯》1983年第11、12期合刊)

影响和作用

  《宣言》发表后,通过各种渠道于1935年底传至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大城市。《宣言》的内容及由其内容所反映出来的中共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的诚意,给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以很大的触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团结全中华民族共同投入抗日救亡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宣言》鼓舞了那些坚持爱国、反对投降,积极寻求抗日救国道路的进步势力,焕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红军长征初到陕北时,处境依然恶劣,党中央对其外部世界的变化发展,很难及时了解,也难以全面准确地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作出重大策略方针的转变。正因为如此,党中央此时所发的文件,大体上仍然是长征前夕所发文件、宣言中所提出的主张。《宣言》内容的传入,特别是张浩的回到陕北,直接影响了党中央策略方针的变化。1935年11月28日,党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不久,又通过了瓦窑堡会议决议,从而在全党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根据这条正确的策略路线,党开展了争取各党派爱国领袖的活动,并与国民党、蒋介石有了实际接触;党还尽力和各地方实力派搞好关系,表示希望同他们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党果断地把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作为统战工作的突破口,进行多种途径的联络。后来的历史证明:党在这些方面所做工作的成果都是非常显著的。

  据史良回忆:“在《八一宣言》的影响下,1935年下半年北平学生发动了两次示威游行,和军警冲突,喊出了共御外侮的口号。”“上海文化界人士为响应中共《八一宣言》而进行了许多串联活动,这些串联活动最终形成了1935年12月12日发表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史良《我的政治生活》,《纵横》1985年第1期。)这段回忆证明了《宣言》对北平、上海的进步势力所发生的影响。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一二九运动”也受到了《宣言》的直接影响。一二九运动“发生于《八一宣言》之后,他们反对当时对青年的压迫,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5页。)。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姚依林在回忆中一再强调:“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八一宣言》”,“《宣言》中提出的统一战线思想,我们受到它的很大影响。”(姚依林《“一二九”运动回忆》,《党史通讯》1983年第6期。)在对日作战中屡建战功而名震全国的东北抗日联军,接到《宣言》后,立即于10月11日发表《东北抗日联军致关内军政领袖书》,倡议“不论蒋总司令的军队也好”,“不论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也好”,“都应不记旧仇宿怨,都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前提,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救国时报》1935年12月9日。)总之,《宣言》不仅“成为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鼓励和希望”,而且“强烈地触动着每个人的心弦,增强了人民抗日的决心和力量”。(萧文兰《“一二九”运动前的政治形势》,《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第39-40页)

  《宣言》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发生了影响,促使他们尽快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大革命失败后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追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镇压人民革命。因此,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他们排斥于统一战线之外。由日寇入侵而引起的中国政局的变化,使这批人的态度逐步转变,这具体表现在他们越来越热心于抗日救亡工作等方面。《宣言》表明了我党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而希望和他们合作的诚意,对他们触动很大。1936年7月15日,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和邹韬奋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集中反映了他们对《宣言》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于去年8月1日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一个政策,而且相信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1935年11月,章伯钧、彭泽民等重组第三党,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率先响应了《宣言》,并先后两次公开发表《组织反日阵线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当时退居泰山的冯玉祥将军,看到《宣言》后,公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吴玉章说:《宣言》定稿后,“时方振武秘密来莫京,代表团派我与之见面,出示《八一宣言》,大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1935年12月,在美国纽约,全体华侨听完方振武演说后,立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尽快建立国防政府。(转引自姚寅虎、杨圣清《简评〈八一宣言〉》,《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宣言》影响了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转变,使他们加快了与中共和红军联合抗日的步伐,从而形成了西北地区抗日力量大联合的局面。

  身为西北“剿匪”副司令的张学良,经过数月实践,深切感到:继续内战不仅违背民心,有损中华民族利益,而且对东北军自身的存在也是一大威胁。他得出结论:“与其‘剿匪’失败,不如抗日覆没。”(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第18页。)1935年10月下旬,张学良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议闭幕后,托故前住上海找杜重远。杜向他介绍了《宣言》内容,建议他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形成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局面,以推动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指出西北大联合的关键又是联合中共,“不联共抗日,是空谈抗日”(《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张学良赞同杜重远的意见,决心退出内战。12月中旬,张学良又在上海会见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也主张他响应《宣言》号召,与中共联合抗击日本侵略。张学良回到西北后即着手与中共联络。杨虎城对《宣言》的反映也很积极。《宣言》发表后不久,中共北方局在天津工作的南汉宸,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于1935年11月至南京见杨,告知《宣言》内容,建议双方合作。杨对《宣言》内容表示同意,并希望中共方面尽快提出合作的具体办法(参阅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47页。)。这一切与中共把联合张、杨作为统战工作之重点不谋而合,因而相互联合,进展顺利。到1936年初,我党分别同张、杨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决议,形成了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合作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为西安事变的发动特别是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宣言》的发表,对南京国民党政府也是一大震动,国共双方由此开始了实在的接触。这为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

  华北事变以来,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于美英支持,蒋的对日态度逐渐强硬。同时,中苏关系也有所改善,这就使他们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待中共的问题。蒋介石认为到达陕北后的中共和红军在军事上已走到了绝境,可以用“谈判的方法”来“收编”红军,然后用“政治方法来解决”中共(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西北大学历史系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35年底至1936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之命与王明进行接触。邓文仪向王明表示:蒋介石读过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演说,对他提出的统战主张十分赞赏,决定开始与中共谈判(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大事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可见,蒋介石对《宣言》内容还是有所了解的。与此同时,国共两党的接触也通过另外几条线开展起来。这些谈判虽都因时机尚不太成熟和国民党的心怀鬼胎而进展不大,但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宣言》在国外侨胞和流亡国外的爱国人士中产生很大影响。

  他们赞同中共的提议,表示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一定的贡献。发表《宣言》的《救国报》因法国当局的干涉而被迫停刊后,党派吴玉章前往巴黎,将报纸改名《救国时报》继续出版发行。翻开《救国时报》便可看到上面登载着许多国外同胞的“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或描述他们阅毕《宣言》的激动心情;或赞颂《宣言》是一篇“空前的伟大的文献”;或表达他们对《宣言》“热烈的拥护和同情”。(《救国时报》1935年12月4日)

《八一宣言》与王明

  王明是《宣言》的起草者、撰稿人。《宣言》的思想来源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共产国际七大确立了新的策略方针;

  二是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

  三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全体成员的集体讨论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直接帮助。

  王明是《宣言》的起草者、撰稿人这一历史事实,不应讳言。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他推行的极“左”路线曾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转变,王明的思想认识随之也有所转变。我们既然充分肯定共产国际策略方针转变的伟大意义,就不应该忽视甚至抹杀王明思想认识转变的意义。没有这种转变,王明就不会积极从事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工作,也不可能热心于《宣言》的起草工作。当然,王明的转变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完成的,但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任何人的转变都必然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王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表明他对执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和在中共实行新政策充满了热情。其发言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阐述《宣言》的精神。

  王明视《宣言》为自己的得意之作,一直给《宣言》以很高的评价。他始终认为,中共实行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开端,是始于他执笔起草的《宣言》。 

  1935年11月,王明在《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中写道:“开始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本年(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共同署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宣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为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底具体提议。”(《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476、477页)

  1937年3月,王明在《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中,“举两个最重要的文件为例”来说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其中第一个文件便是《宣言》。值得深思的是,王明对《宣言》的态度与党中央对《宣言》所下的结论并不矛盾。

  中国共产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宣言》的正确性,这其中就包含了对王明作为《宣言》起草者、撰稿人和积极宣传者的肯定。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中认为:“在王明同志领导之下的代表团,在国际领导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帮助之下,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成绩,首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第897页。)

宣言原文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即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领土,以“逆来顺受”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账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腆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

  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武装民众作战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