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遗址

来自中文百科专业版
跳转至: 导航搜索
中国的世界遗产:元上都遗址(鸟瞰)
中国的世界遗产:元上都遗址
中国的世界遗产:元上都遗址一角
中国的世界遗产:元上都遗址出土的青花瓷器
中国的世界遗产:元上都大安阁遗址出土的龙纹角柱
中国的世界遗产:元上都遗址-石柱础

  元上都遗址汉语拼音:Yuanshangdu Yizhi),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北20公里处,地处闪电河北岸,蒙古语称之为“兆奈曼苏木”。现存的元上都遗址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元代遗存,是元朝辉煌历史的实物见证。元上都皇城、宫城、外城和防御设施及关厢遗址保存完好。体现宫殿遗址的建筑台基,在中轴线两侧有序排列,遗址场面非常壮观。

  元上都遗址所在地的金莲川草原一带,历史上曾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古代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12世纪,金世宗命名此地为“金莲川”,经常率骑兵来此地消夏围猎。125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驻帐金莲川,建立了金莲川幕府。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择地兴筑新城,此为元上都的滥觞。1259年,新城建成,城市背靠山峦,南临滦河,放眼一望无垠的草原,气势恢宏,遂命名为“开平”。1260年,忽必烈在此召开忽里勒台大会,登上汗位,并依中原王朝旧制,建元中统,将开平升为府,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1263年,正式诏令开平府为上都,同年迁都燕京,开始了元朝的两都巡幸制度,元上都正式成为元代诸帝避暑与处理政务的夏都。经过历年的营建,元上都成为当时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最为辉煌的都市。在元上都城内居住有宫廷显贵、普通手工业者与商人,居民有蒙古人、汉人、契丹人、回鹘人、高丽人、尼泊尔人等,多民族和睦相处,元上都实际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大都会。

  元上都在元代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1263年起,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巡幸元上都,2月起程赴上都,8月底返回,形成定制。以后元代所有皇帝基本遵循着元世祖的巡幸时间模式。元代皇帝每年有半年以上时间在上都避暑游猎,同时处理军国大事,随同皇帝巡幸的文武百官继续辅佐皇帝议办朝政,因而在上都专门建有各中央机构的分支机构,如中书省上都分省、御史台上都分台、翰林国史院上都分院等。由于元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所以,元代的11位皇帝中,元世祖、元成宗、武宗、天顺帝、文宗、顺帝六位皇帝都是在上都登基的,可见朝廷对元上都的重视。元代中期在上都发生的“南坡之变”“上都兵变”等重大政治事件,都显示了上都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地位。同时,元朝十分看重上都地区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元朝皇帝频繁在元上都接见漠北宗亲诸王,实际上是加强对漠北故土的控制。在元代,元上都实际上是沟通漠南、漠北,连接东方、西方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做为夏都,每年皇帝驻夏时,前来朝觐的各国使节、王公贵族、百官及护卫将士云集上都,毡车如雨、牛马如云。商人、传教士、旅行家纷至沓来,其中又以马可波罗最为著名。1358年农历12月,红巾军关先生、破头潘部攻陷上都,焚烧宫殿,七日后撤离,掠走玉玺、仪仗、珠宝等。元上都逐渐衰落。1368年正月,朱元璋建立明朝,同年7月,元顺帝从大都逃往上都。1369年8月,明将常遇春徐达率领的中路大军攻克元上都,上都逐渐废弃。1964年,元上都遗址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元上都遗址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时间2012年6月29日18时23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一致同意将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基本资料

  • 中文名称: 元上都遗址
  • 英文名称: The Site of Xanadu
  • 遴选标准:元上都遗址于2012年6月29日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V)(VI)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符合标准(ii):元上都遗址所展现的游牧民族崇尚“水”的价值观,对其后建于汉地的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 符合标准(iii):元上都遗址为13-14世纪欧亚大陆的文明大转折和延续百年的忽必烈时代“蒙元帝国”提供了特殊的见证。
    • 符合标准(iv):元上都的遗址遗迹及其环境展现出亚洲北方独特的游牧和农耕两大文明兼容并蓄的“二元城市文化”的典范模式。
    • 符合标准(vi):元上都是标志了13世纪欧亚文明分水岭的忽必烈建立蒙元帝国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与引发欧洲“大航海时代”的《马可·波罗行记》直接关联;是导致13世纪亚洲宗教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宗教事件“佛道大辩论”的发生场所;遗址所在地至今仍传承着游牧文化的活传统“敖包祭祀”;它还作为梦幻花园Xanadu这一文化符号的原型闻名于世,在当今世界的文学、音乐、建筑等艺术领域产生广泛影响。

概述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旗政府所在地东北约20公里处、闪电河北岸。元上都始建于蒙古宪宗六年(1256年),初名“开平府”,中统五年(1264年)改名“上都”,又名“上京”、“滦京”,是帝后避暑的地方。明洪武二年(1369年)复名“开平府”,不久废府改卫,宣德五年(1430年)废弃不用。

  元上都遗址分为城址与墓葬区两大部分。其中城址由宫城、皇城、外城和关厢四大部分组成。宫城呈长方形,东西宽570米,南北长620米,城墙主墙体用黄土版筑而成,外侧以石条为地基,以青砖包砌,现存城墙高约5米,下宽10米,上宽2.5米。宫城四角建有角楼,城内现存的大安阁、穆清阁、洪禧殿、水晶殿、香殿、宣文阁、睿思阁、仁春阁等建筑遗迹清晰可辨。皇城呈正方形,每边长1400米,城墙用黄土版筑,表面用石块包砌,墙体残高约6米,下宽12米,上宽2.5米,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乾元寺、大龙光华严寺、孔庙和道观等宗教建筑分布其中。外城呈L型,宽800米,内边总长2800米,外边长4400米,城墙用黄土版筑,现存高约5米,下宽10米,上宽2米。外城大体上分为两部分,据史书记载,北部是皇家园林,称为“北苑”,当时这里有“高榆矮柳,金莲紫菊”,是皇家豢养珍禽异兽、培植奇花异草和举行小型射猎活动场所,著名的“棕毛殿”就建在这里,也是举行著名的“诈马宴”所在;西部是元代的“西苑”地区,内有忽必烈汗行宫。上都城外缘的东、西、南、北都设有关厢,其中东关长约1000米,为皇帝接见宗王和使团居住的帐房区;西关长约100米,为羊、马、牛市和商业区;南关长约为600米,为酒肆、客栈和店铺林立的繁华商贸区;北关建有驻扎军队的兵营。

  外城为正方形,每墙皆长2220米。外城城墙均为夯土构筑。外城分为南北两部,中间以一条横贯东西的道路划分。南部位于皇城之西,有纵横交错的街道和整齐划一的院落遗址,是当时上都城内的商业区;北部建筑遗迹很少,只在中央部位有东西长317.5米、南北长192.5米的不规则长方形建筑,是元代皇家饲养珍禽异兽、栽培奇花异草的“御苑”所在地。

  元上都现存有十三门。其中宫城有三门,分别为东华门、西华门和御天门;皇城有六门,其中南门同御天门直对,应为明德门,北门与外城北墙东侧门直对,为史所载之复仁门,皇城六座城门均建有瓮城;外城有四门,其中北墙有两门,西墙正中有一门,南墙与明德门对应有一门,外城四座城门也分别建有瓮城。在皇城和宫城的四角均建有角楼。在皇城四墙外侧,发现有石筑的马面,每面墙有6个。城墙外侧建有护城河,位于城墙外23米处,保存较好。

  城外四处关厢遗址面积较大,均保存有大量建筑和纵横交错的街道。特别是西关和东关都建有的大型院落,这些建筑遗迹分为粮仓,大型院落,小型民居和临街店铺等几大类,建筑布局整齐划一。如可辨识的西关广积仓南北长290米,东西宽150米,分前后两院,内各有对称的“四合院”式的房屋建筑。在西关发现的东西向主干街道两侧,有成排的临街店铺遗迹。大院内有的房屋成排整齐分布,属于客栈馆舍之类。东关因接近皇城,地势空旷,遗迹较少,为王公贵族觐见皇帝之处,也是帐幕云集之所。元代诗人曾有“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的赞叹,可见当时东西关的功能与繁华程度。南关遗址亦为酒肆、客栈一类的建筑遗存。元代诗人有“滦水桥边御道西,酒旗闲挂暮檐低”,“滦河美酒斗十斤,下马饮酒不计钱”的诗句,描述的当是上都城南明德门外南关酒肆的情形。在北关,发现了建筑规模较大的并列两处大型院落遗址,东侧院落南北长227米,东西宽130米,后院有整齐的成排住房,前院则纵向分为两个独立的院落,似为指挥、管理所在。据《元史》记载,元上都有卫戍虎贲军4000人,此处即是屯兵之所。

  铁幡竿渠遗址是保护元上都的重要水利设施,主要是现存于地表的一道古拦洪坝。坝身用褐色粘土夯筑、外用石砌。坝北迎水,南侧又附土堤以加固。坝西头留溢洪口,下接溢洪渠,流入闪电河。拦洪坝全长6千米,每当洪水暴发时,有效地拦截分流洪水,对保障上都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水利工程,是由郭守敬于大德二年(1298)实地勘查设计的,是我国古代北方水利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元上都城址周边地区还分布有一系列附属文物遗存,主要有羊群庙祭祀遗址、砧子山墓葬区、卧牛石墓葬区、一棵树墓葬区、东凉亭遗址等。羊群庙祭祀遗址,位于元上都西北35公里处。由4处祭祀地点组成。4处祭祀地点在现锡张公路西侧的山坡下,背西向东,由南向北依次排列。4处祭祀遗址均由石围墙、祭台、汉白玉石雕像和供祀建筑遗存组成。最为重要的出土物是四尊大型的汉白玉石雕人像。汉白玉石雕人像一般在台基的正前方,基本位于围墙的中央,头部均遭破坏,残高在1.35~1.55米之间。石雕像雕刻精美,形象逼真。人物端坐于靠背圈椅之上,内穿紧袖长衫,外穿右衽半袖长袍,一、三号雕像胸背部绣双龙卷云纹,二号雕像则为团花和云肩。雕像均脚登如意纹厚底靴,身左侧佩带褡裢、小方盒和蒙古刀,右侧佩带火链包、羚羊角和蒙古刀。雕像均右手握高脚杯于胸前,左手自然放于座椅扶手之上。这种由椭圆形石筑围墙、方形祭台、汉白玉石雕人像及附属性供祀建筑组成的羊群庙祭祀遗址,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史载元文宗时,太平王燕铁木儿祭奠其先人石像:“像琢白石,在滦都西北七十里地,日旭泥白。负重台架小室贮之,祭以洒湩,注彻,则以肥脔周身涂之,从祖俗也”(见许有壬《陪右大夫太平王祭先太师石像》《至正集》卷一六)。由此可见,羊群庙祭祀遗址,应是元代上层贵族为祭祀其祖先而建立的祭祀场所。

  元上都墓葬区目前发现有砧子山、卧牛石和一棵树三处。其中砧子山墓葬区位于上都城东南约8公里砧子山的东南和西北两侧山坡上,墓地分布范围较大,共有500百余座墓葬,多数都有石砌的方形茔墙。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0年、1998年、1999年对之进行了三次发掘,共发掘清理了73座墓葬。卧牛石墓葬区位于正蓝旗元上都古城西偏北约20公里处的向阳山坡上,共清理发掘墓葬15座。该墓葬地表均用自然石块叠砌一凸字形墓茔,多为火葬墓,其形制有砖椁墓、木椁墓和竖穴土坑墓三类。卧牛石墓地墓葬形制规整,保存较好,墓葬内随葬品较为丰富,是元代居住在元上都的汉人墓葬。一棵树墓葬区位于元上都古城西北约12公里处的山湾阳坡,共考古发掘墓葬26座,墓地内各墓葬基本分布在两个相邻的缓坡地带,分为两个区,东西相距约1500米。该墓葬随葬品丰富,考古发掘清理出金器、银器、瓷器及其他铜铁器多件组。

  在元上都遗址的东南还有一处重要的小型城址东凉亭遗址,是为元世祖忽必烈皇帝避暑的夏宫。遗址位于多伦县城西北10.5公里上都河乡白城子村,始建于元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遗址东西长460米,南北长320米,占地面积221亩。东、西、南三面开门,并建有门楼。南门为正门,正门的大道很宽,有御道、官道、民道之区别。城内中央地段有高于平地两米的残存建筑台基。东凉亭是元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元朝皇帝巡幸与避暑的重要中转站。

元上都宫殿

  大安阁:是上都的主要宫殿。它位于宫城北部、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建成。它是上都大内。元朝皇帝在这里登基,临朝,议政,佛事,相当于上都皇宫大明殿.在这里经常举行重大典礼。如元成崇、武宗、天顺帝、文宗,顺帝即位时的忽里台,都是在此召开的。元朝皇帝经常在这里与诸王,大臣聚会,接见外国使者。 “大安御阁势岩亭,华阙中天壮上京”。 “层甍复阁接青冥,金色浮图七宝楹”。通过元代诗人的描写,得知大安图阁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高大建筑。

  水晶殿:元人把水殿列为上都五座宫殿之首,可见它是一座重要宫殿。诗人周伯琦《咏水晶殿》诗“冰华雪翼眩西东、玉座生寒八面风。巧思曾经修月手,通过元在五云中”。萨都刺的诗云“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元人把水晶殿称为“水精凉殿”。

  上都五殿:《禁扁》所记上都五殿为睿思殿,洪禧殿,穆清殿,沼宁殿,水晶殿。这五座宫殿是上都宫殿的主体建筑。

  洪禧殿:至元二年二月修上都洪禧,崇寿殿。周后琦咏洪禧殿的诗云“镂花香案错琳,金瓮蒲萄大白浮。群玉诸山环御榻,瑶池只在殿两头”。

  睿思殿:睿思殿是“内殿”,当是内城的主要宫室。周伯琦有咏睿思殿和仁寿殿的诗“睿国阁下琐窗幽,百宝明珠络翠袭……榜题仁寿睿思东,星列钧陈绿阁重”。

  穆清殿:穆清殿,又称穆清阁,位于内城北部地段;兴建较旱,由于火灾穆清阁曾一度被毁,顺帝时又有重建穆清殿, “至正十三年正月上都穆清阁成,连延类百间”。

  伯亦斡耳朵:伯亦斡耳朵没有龙光殿,慈德殿、慈仁殿钦明殿、清宁殿。由此可知伯斡耳朵是一座有众多宫殿的行宫。据周伯琦的诗“西内西城外,周围里中。草阴迷辇路、山色护离宫”。可知西内是在皇城以西的外苑城。太后、嗣群福王、隆国夫人、中使等,天晓尽出南门十余里,在草地行宫殿下作,初见进贡礼代,行宫殿宇宏丽,金碧焜耀。行宫就是伯赤斡耳朵。

  统天阁、万安图、楠木亭、通明殿、鹿顶殿、歇山殿、玉德殿、香殿、明仙殿、兴圣殿、东便殿、王花殿。

  统天阁在“上京”。至元八年十一月“上都万安阁成”。中统二年五月八日忽必烈在开平“御万安图”。楠木亭见于《元史》,元统二年七月,顺帝在上都“辛楠木亭”。说明万安阁、楠木亭兴建较旱。

  通明殿,见于袁桶咏上都诗“日钭双人通明殿、云母屏前对玉皇”。 “通明风露冷,明许侍清班”。

  鹿顶殿,歇山殿见于《元史》。延祜七年十月,“为皇后作鹿顶殿”于上都。至治元年八月“上都鹿顶殿威”。至治二年正月“罢上都歇山殿及帝师寺役”。泰定元年十一月, “作歇山,鹿顶殿于上都”。

突出普遍价值

历史价值

  元上都是蒙古民族统一蒙古高原之后入主中原建立的第一座草原都城,是元朝的两都之一,也是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忽必烈以建设元上都为发端,建立元朝,奠定了统一全中国的政治基础,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三百多年来的政治割据局面,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空前的大统一。漠北岭北行省的设立,三路宣尉司对青藏高原的统辖,中国的疆域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展,《元史.地理志》记:“其地北跄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有元一代,其疆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而一举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所以说,元上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

  元上都遗址地处蒙古高原南端的大兴安岭、燕山山脉与草原结合地带,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正如史书所言:“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优重于大都”(虞集《贺丞相墓志铭》),正因为元上都的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元上都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元上都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枢扭。元上都的建立,其地处农牧结合带的特殊位置,城市都城的政治功用,使其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流辐辏之地。在元上都,中原的瓷器在此汇集中转,西方的景教、伊斯兰教在元上都设有教堂,罗马教皇的使者、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元上都觐见过忽必烈,当时的元上都,外国的使臣辐辏云集,境外商人纷至沓来,成为欧亚大陆东端最为繁华的国际性大都会。其次,元上都是沟通欧亚大陆的跳板,东西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元朝的建立,开通了欧、亚、非三州之间的交通,以元上都为中心,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的频繁往来,带动了欧亚大陆之间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元朝的驿路最为主要的“帖里干道”与“木怜道”都以元上都为重要起点,向西北方延伸辐射,成为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所以说,元上都在十三世纪后半叶与十四世纪上半叶,在东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艺术价值

  元上都故城遗址地处蒙古高原南部,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带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草原都城遗址。它由外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城墙、瓮城、城门及大型建筑基址基本上保存完好,地表清晰可见街道、房址及宫城遗迹。由于它建在地势开阔的金莲川草原之上,高大的城墙,鳞次栉比的宫殿基址,构成了草原地带深邃悠远、规模宏大的文化景观。

  古城由于地处草原地带,元末废弃之后未经过人为大规模的扰动,地下文物埋藏异常丰富。目前出土的文物主要有建筑构件、石雕制品、瓷器、陶器、钱币、金银器等。建筑构件主要有柱础、魑首、鸱吻、瓦当等,石雕制品主要有大理石盘龙纹石柱、石雕人像、龟趺、石棺等,瓷器主要有青花盏、青瓷匜、钧窑碗钵、白釉褐花罐、黑釉碗、黑釉梅瓶、绿彩香炉等、金银器有金戒指、金耳环、银镯、铜钗等、钱币有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大观通宝、“天下太平”春钱等,另外还出土有铜镜、玉饰件、银壶、姑姑冠等珍贵文物。

  元上都古城遗址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地下埋藏文物丰富。城市布局显明完整,现存的宫殿建筑基址、舍肆街道与其它防御设施清晰可见,地下出土文物种类丰富、精品倍出,是欧亚草原地带文化信息含量最为丰富、历史文明最为久远的草原都城遗址。

科学价值

  元上都遗址所呈现出来的完整的城市布局,真实地体现着中国传统城市建筑风格。以中轴线区划街道、以功能排列建筑的设计理念,天圆地方、前厅后殿的建筑特点,是中国传统的汉文化与游牧文化完美结合的都城建设典范。元上都遗址出土的文物,既有象征着中原农耕民族传统文化的陶瓷器,也有代表着漠北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石刻偶像,充分地体现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完美结合。元上都的城市设计理念,科学合理,至今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所以说,元上都遗址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结晶体,是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精粹的历史文化遗存。

社会价值  

  元上都古城规模之大、保存之完整、出土文物之丰富为世所罕见,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蕴含着异常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草原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元上都遗址的研究,也就是对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制度体系进行正确地定位,从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进而揭示社会文化发展的程度、文明的历史进程。另外,对历史文化的发掘,对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继承与认知,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文化保障,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精神动力。考察草原文化的发展演进轨迹,探索草原文化与华夏文化碰撞、融合的历史进程,强化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以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这也就是我们要全面保护、发掘、展示元上都遗址最为重要的目的。

历史影响      元上都地理位置特殊,“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上都距原蒙古汗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林较近,是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对联络、控制拥有强大势力的漠北蒙古宗亲贵族,在政治、军事上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对付蒙古宗王反叛势力的前沿阵地,也是便于运筹帷幄的最高决策场所。因而元朝前几位皇帝,如忽必烈、铁穆耳、海山等即位的忽里台都在上都举行。元中期以来发生的“南坡之变”、“两都之战”、“上都兵变”等宫廷斗争、流血冲突,都证明了上都极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

  上都在中外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元代中外交往频繁,上都常有阿拉失、波斯、突厥等商人往来,被称作“色目商贾”或“回回商人”。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剌兄弟带着马可·波罗到中国,在上都受到忽必烈极高的待遇。从此,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生活了17年,深得忽必烈赏识器重。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详细记述了上都的宫殿、寺院、宫廷礼仪、民情风俗,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上都,让世界了解中国。

  上都在元代科技史上的地位更不容忽视。早在蒙哥汗时期,开平就设有天文观测所——承应阙。波斯科学家札马鲁丁曾受蒙哥汗委托筹建天文台。1271年,上都回回天文台正式成立(也称北司天文台)。忽必烈令札马鲁丁为提点,为元朝国家任命的第一任天文台台长。札马鲁丁研制了许多大型天文仪器并制定了“万年历”,为上都天文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元1262年,忽必烈在上都召见了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并采纳了他对北方水利资源和华北平原水利灌溉建设的六条建议。为保障上都城的安全,1298年,郭守敬在上都亲自勘查、测量、设计,并组织施工完成铁幡竿渠,将山洪导入滦河。现在在上都城西北3公里处,有一个宽约1公里的山口,两山之间有一个古拦洪坝遗址;坝身是用褐色粘土夯筑的,外用石块砌成;坝北迎水,南侧则又附土堤用以加固;坝西头留有溢洪口,下接溢洪渠,向南流入闪电河。这一工程是中国北方塞外草原较为成功的大型泄洪水利工程。

元代都城独具特色

  元上都作为文物考古遗址,以草原景观环境为背景,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特殊的历史地位。

  早在13世纪至14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蒙元帝国。元上都作为元朝建立的第一个都城,在当时的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极大地沟通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且与影响和改变世界文明进程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类文明成果密切相关,被称为“具有突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环境特色的考古遗址”。这座伟大古城虽然在战火中焚毁,但是,作为不朽的文化遗存,它今天依然是古代草原都城中保存最为完好、能够充分展示草原都城风貌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所在地是著名的“金莲川草原”。蒙古语称元上都为“兆乃曼苏默”,意为“108座寺庙”。金莲川草原一带水草丰美,历史上曾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古代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

  一个国家,两座都城,这是元代所独有。由此开始了元朝的两都巡幸制度,元上都正式成为元代诸帝避暑与处理政务的夏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夏都与沙皇的夏宫还是有区别的,夏宫类似行宫,比如清代的承德避暑山庄。元上都则不失都城的功能。

  两都巡幸制度的出现并非偶然。这种制度适应了当时的朝廷既要管理草原又要管理中原,还要管理多民族事务的需要,也顺应了蒙古民俗的传统,便于元朝皇帝与蒙古各部宗王的联系,而且符合游牧民族设置冬营盘与夏营盘的传统习惯。

上都兴衰历经沧桑

  从1263年起,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巡行元上都。他每年2月从元大都(今北京)启程赶赴上都,8月底返回,形成定制。元代皇帝每年有半年以上时间在上都避暑游猎,同时处理军国大事,随同皇帝巡行的文武百官继续辅佐皇帝议办朝政,因而在上都专门建有各中央机构的分支机构,比如中书省上都分省、御史台上都分台、翰林国史院上都分院等。由于元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所以,元代的11位皇帝中,元世祖、元成宗、武宗、天顺帝、文宗、顺帝六位皇帝都是在上都登基的,由此可见朝廷对元上都的重视。

  上都兴衰,尽显历史沧桑。在元代,元上都是沟通漠南、漠北,连接东方、西方的重要桥梁与纽带。作为夏都,每年皇帝驻夏时,前来朝觐的各国使节、王公贵族、百官及护卫将士云集上都,毡车如雨、牛马如云。元上都吸引着来自欧亚大陆诸国的使者、商人、传教士、旅行家纷至沓来,其中又以马可·波罗最为著名。元上都可以说是当时一座把草原文明、东方文明、欧洲文明汇聚于一地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大都会。

  元上都是元朝的两都之一,也是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忽必烈以建设元上都为发端,建立元朝,奠定了统一全中国的政治基础,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三百多年的政治割据局面,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空前的大统一。漠北岭北行省的设立,三路宣慰司对青藏高原的统辖,中国的疆域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展。《元史·地理志》记载:“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有元一代,其疆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而一举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所以说,元上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

  1358年农历十二月,红巾起义军攻陷上都,焚烧宫殿,掠得玉玺、仪仗、珠宝等,七日后撤离,从此,元上都逐渐衰落。

  1368年正月,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同年7月,元顺帝从大都逃往上都。1369年8月,明朝大将常遇春、徐达率领的中路大军攻克元上都。上都伴随着元朝失去中原汉地政权而逐渐废弃,蒙古民族退回草原游牧生活,开启了北元时代。

  1396年,明朝在元上都正式设开平卫指挥使司,然后大力经营,加强屯守,并修缮城垣。明成祖以后,明朝防卫内撤,1430年,开平卫移至长城以内的独石口,改为隶属万全都指挥使司,元上都至此彻底废弃。

  16世纪初期,蒙古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将蒙古各部划分为六个万户,元上都地区属于应绍卜万户的封地,为“云需府”管辖。

  清初,蒙古右翼诸部的察哈尔部在这里驻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元上都遗址得到国家的有效保护和管理。1964年,元上都遗址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元上都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见证中西文化交流

  元上都遗址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元上都地处蒙古高原南端的大兴安岭燕山山脉与草原结合地带,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元上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流辐辏之地。在元上都,中原的瓷器在此汇集中转,西方的宗教伊斯兰教在元上都设有教堂,罗马教皇的使者、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元上都觐见过忽必烈,当时的元上都是欧亚大陆东端最为繁华的国际性大都会。元上都是沟通欧亚大陆的桥梁。元朝的建立,开通了欧、亚、非三洲之间的交通,以元上都为中心,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的频繁往来,带动了欧亚大陆之间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使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由欧亚大陆各种民族、语言和宗教共存的多元文化现象,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推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中西交流的层次。元朝的驿路最为主要的“帖里干道”与“木怜道”都以元上都为重要起点,向西北方延伸辐射,成为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这种大交流是非常广泛的。元上都是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东西方世界的交流从来没有像蒙元时期那样广泛、密切。中国“四大发明”之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以及元代创制的火铳(最早的火炮)等,就是在这一时期传播到欧洲的,西亚、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宗教、艺术、医药学等也传到了中国。1342年,罗马教皇专使马黎诺里(Marignolli)使团抵达上都,元顺帝接见。使团所献礼物中有一匹骏马获得元朝君臣的赞赏,这就是“拂郎国贡天马”,成为14世纪中西交流史上的大事。

马可·波罗描述的“梦幻花园”

  1271年11月,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叔父,从家乡启程,于1275年5月到达元上都。此后,他们留居中国17年,1295年回到威尼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把中国上都介绍给欧洲人,让欧洲人产生了对上都的羡慕。这部书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东方世界的重要读物。

  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上都城的各种景象作了详尽而充满诗意的描述,比如写城内宫殿:“内有一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宫顶之茎,上涂以漆,涂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茎粗三掌,长十或十五掌,逐节断之。此宫盖用此种竹茎结成。此宫建筑之善,结成或拆卸,为时甚短,可以完全拆成散片,运之他所,惟汗所命。给成时则用丝绳二百余系之。”

  《马可·波罗游记》扩大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认识,并在15世纪激起西方航海家对东方的向往,进而推动了欧洲人由海路来东方的探险活动。几百年来,随着《马可·波罗游记》的广泛传播,上都的英文译名“Xanadu”在欧美等国知者甚多。

  1797年,英国诗人柯勒律治阅读《马可·波罗游记》后,在心神向往中写下著名诗篇《忽必烈汗》。这首诗一经发表,便盛极一时,引起欧美人士对上都的向往。这座由宫殿、草原、森林、溪流构成的梦境中的上都,名字叫Xanadu,在《韦伯英语大辞典》中被单独列为词条。欧洲的天文学家还用它命名土星的第六颗卫星。几百年来,Xanadu这个名字已成为欧美人士用来形容神秘魅力的地方,有宛如仙境的意思。

  由于西方旅行家和文人们的描绘,使元上都进一步具有了“梦幻花园”的美好形象,在诗歌、小说、戏剧领域以及天文、建筑、音乐、色彩、植物等的命名上,获得广泛运用和传播,并表现出持续的文化艺术影响力。

元上都承载重大事件

  在元上都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元朝宣布成立、元伐南宋、颁行《授时历》、创立影响至今的行省制度,等等。其中著名的重大事件有:

  其一,元朝向全国发行纸币

  纸币最早出现在我国唐代,当时称“飞钱”,宋代称“交子”,金代称“交钞”。1260年3月,忽必烈决定在上都向全国发行纸币,7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此后,受到元流通纸币影响的波斯、印度、日本等国,也陆续开始发行纸币,促进了世界货币的变革。

  其二,佛道大辩论

  由于忽必烈对宗教兼收并蓄的政策,使元上都成为当时世界的宗教中心,中国传统信仰的佛、道、儒三教,在此交融。在上都城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地位是平等的。宗教建筑除道观、佛寺之外,还有回回寺、十字寺等。蒙哥汗时期,大蒙古国内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竞争,矛盾日趋激烈,蒙古王室不得不出面调停佛、道二教的争端。1255年,在哈喇和林举行了佛、道二教第一次辩论会,佛教占了上风。1258年,蒙哥汗委托忽必烈在开平召集佛、道二教代表计数百人,进行第二次辩论。藏传佛教在八思巴的激辩下,战胜道教,忽必烈判定佛胜道败,佛教获得蒙古统治者的推崇。忽必烈在上都即位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大元帝师”,命他在上都建立寺院。自此,藏传佛教在整个中国,包括漠北的哈喇和林都获得广泛传播,产生了显著影响。

  其三,南坡之变

  南坡,又叫南坡店,是距离上都最近的一个驿站。元朝皇帝往返于大都和上都之间,上都留守司的官员,都要在南坡店迎送,即“南坡迎送”之礼。1323年八月初五,元英宗硕德八剌由上都返回大都时,于当日驻扎在南坡,当晚英宗遭到暗杀。这是发生在元上都地区的重大政变,史称“南坡之变”。皇位继承,一直是元朝中后期政治史上十分突出和难以解决的问题。从1307年元成宗去世,到1333年元惠宗妥欢帖睦尔即位,短短二十四年间,九位皇帝的即位几乎都充满了惨烈的争斗。

历史文化价值

一、元上都作为全国性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内蒙古地区筑城的历史始于周朝,是周宣王命大将南仲北伐犭严狁所筑的朔方城,其遗址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诗经》中记载“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1>

  草原民族在内蒙古建立的第一个都城,是秦始皇时期匈奴单于头曼所筑的单于城,也称作“头曼单于城”,位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东部艾不盖河畔。史称,秦始皇“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2>头曼单于率众从阴山——河套地区北迁,遂于艾不盖河畔筑单于城。

  此后,草原民族屡有在内蒙古地区立都建城的。例如,十六国时期,拓跋鲜卑相继立国代、魏(史称“北魏”),建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匈奴铁弗部建立夏国(史称“大夏”),建都统万(今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东南部白城子);契丹族建国契丹——辽,建都上京(今赤峰市巴林右旗林东镇南)、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南);女真族建金国,取代辽国,曾以辽上京为北京,后降为临潢路,以辽中京为北京。但是,这些都城或是草原民族地方政权的都城,如大夏国统万城、辽上京、中京;或是草原民族建立了中原政权,但是未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如北魏盛乐城、金朝北京城。

  元上都则不同。元上都原为忽必烈漠南置藩,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3>的王府驻帐之地,称开平府。自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府登基,继承蒙古汗统,建元中统,开平府成为临时都城。至1263年大都(今北京)建成,遂将开平府设为上都,亦称上京、滦京,元上都遂成为与元大都并列的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元朝统治者出于加强在中原的政治统治,确立正统中原王朝政治地位,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以大都为正都。借鉴辽国的“捺钵制”,以上都为夏都。实行两都巡幸制度,则不仅可以北控大漠,南屏燕代,还可以加强对蒙古亲王和贵族的联系与控制,稳定内部,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与政权的巩固均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元上都作为蒙古族建立的第一座统一的中华帝国的都城,其历史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首先,元上都代表了中华民族实现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唐朝后期,政治腐败,藩镇割据,趋于衰败、灭亡。经历了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与战争,逐渐形成中原政权宋与辽、西夏、金、吐蕃、大理并存的分裂局面。结束持续300年多年的分裂与战争,实现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是符合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选择。随着元朝在上都的建立,迅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繁荣的王朝。这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元上都作为蒙古族崛起朔漠、建立草原政权后继续南下统一全国的前进基地,作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第三次大统一,并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鼎盛时期的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并成为繁荣昌盛的国际大都会,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均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

  其次,元上都体现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成为国家统一的政治象征。

  在成吉思汗时代,是以蒙古高原东北部斡难河(今蒙古国鄂嫩河)源的斡耳朵为政治统治的中心。1206年初春,铁木真“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汗。”<4>窝阔台汗继位之后,修筑了都城哈剌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作为政治统治中心。贵由汗、蒙哥汗承袭此制。

  1259年9月初,蒙哥汗在四川攻宋前线逝世,留守哈剌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图谋夺取汗位,并发布敕令、任命官员、召集军队、筹办粮饷,力图控制政治、军事局势。忽必烈召集部分蒙古亲王,于1260年3月在开平府召开大忽里勒台,诸王推举忽必烈为大汗,并将开平作为临时都城。1260年5月,阿里不哥在漠北哈剌和林召开部分亲王参加的忽里勒台,并宣布登大汗位。随即率大军南下,进犯开平。经过4年的战争,阿里不哥彻底失败。忽必烈以开平为基地率军亲征阿里不哥,也是在开平接受了阿里不哥的投降。平定阿里不哥,维护了大蒙古国——元朝的统一,决定了当时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开平是忽必烈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南屏燕代,北控朔漠,为决定兴衰存亡之地。元朝建立后,如果仍以哈剌和林为都,则便于控驭草原,而难以掌控中原;如果仅以大都为都,则利于统治中原,但是面对漠北草原又是鞭长莫及之势。而将开平府立为上都,则可以与大都成为犄角之势,无论对于中原与漠北,均可以进退有据、掌控自如。元上都的战略地位诚所谓“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5>因此,忽必烈确定元朝制度——凡新皇登基,必于上都登上大汗之位,以不忘根本。元朝9位皇帝之中,自元世祖忽必烈始,元成宗铁木耳、元武宗海山、天顺帝阿剌八吉、元文宗图帖睦尔、元惠宗妥欢帖木尔等6位皇帝都是在元上都登基的。

  第三,元上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6月,忽必烈在上都命左丞相伯颜为攻宋军总统帅,部署攻灭南宋事宜。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5月,忽必烈在上都“御大安阁受朝”<5>,接受南宋皇帝赵 的投降,宣告国家统一大业完成。

  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在开平府举行了一次佛教与道教的辩论大会,藏传佛教萨迦派上师八思巴获得胜利,赢得了忽必烈的尊敬与信任。忽必烈登基后,在上都尊八思巴为国师、帝师,命八思巴在上都建立寺院,并授命八思巴“管领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7>对于将西藏区纳入元朝版图并巩固对藏区的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英宗在上都建有帝师寺,为八思巴后继者坐床之所。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4月,忽必烈在上都登基一个月后,即设立中书省以掌全国政务,并逐步确立了行省、府、州、县四级管理军民分治的体制。由此改变了自秦朝以迄实行了1000多年的郡县制,代之以中央集权为主,以行省为枢纽,辅以地方分权的层级式行政管理体制。这是中国行政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历史影响十分深远。元代的行省名称,如陕西、河南、四川、甘肃、云南、江西等等,沿用至今。

二、元上都的草原文化特色及其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全国性政权的首都一般都选择建在农业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唯独元上都选择建立在北方草原地区,这使元上都承载了深厚丰富的草原文化内涵,体现了鲜明的草原文化特色。

  元上都位于正蓝旗上都河镇东北20公里处,地处滦河上游闪电河(上都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周围的草原、山林、河流、湖泊、湿地、沙地,等等,构成了元上都建城、承载并体现蒙古族游牧文化传统的空间与环境。

  元上都位于典型的草原地区,风光优美,景色宜人。尤其是每年夏季六月间,金莲花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8>金国皇帝世宗完颜雍喜欢率臣属来这里消夏围猎,并说“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更名金莲川”<9>。诗人赞美道“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向来菡萏香销尽,何许蔷薇露染浓。秋水明边罗袜步,夕阳低处紫金客。长阳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10>

  金莲川草原适宜畜牧,物产丰饶。山林“有木,水有鱼,盐货狼籍,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11>“牛羊膏润足,物产供偌华”。<12>而丰饶的物产与草原风光融为一体,便构成了一幅生动鲜明的草原生活的画卷“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13> “紫菊花开香满衣,地椒生处乳羊肥。”<14> “二月椒香驼贡乳,九秋雷隐菌收钉。”<15> 元上都的社会生活,具有浓厚的草原气息。上都的居民“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16>。居民有土筑的房屋,也有牧人的毡帐。所谓“土房通火为长坑,毡房疏凉启小棂。”<17>

  元上都的宫廷生活,体现出浓厚的草原文化特色。忽必烈定上都作为夏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予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宫里为常。车驾虽每岁往来于两都间,他无巡狩之事。”<18>皇帝巡幸期间,上都即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举凡“谨朝聘、出政令、来远迩、保生聚”<19>治理国政,皆在于上都。

  在上都建有巨大的宫帐,可容纳数千人,称为“失剌斡耳朵”,也称为“棕毛殿”,是皇帝大宴群臣的场所。失剌斡耳朵极为宏阔华丽,宴会十分隆重奢华,诗称“毳幕承空柱秀媚,彩绳亘地掣文霓。辰旗忽动祀光下,甲帐徐开殿影齐。芍药名花围簇坐,葡萄法酒折封泥。御前赐酉甫千官醉,思觉中天雨露低。”<20>

  参加盛大宴会的王公勋臣,皆身着皇帝“所赐只孙珠翠金玉衣冠腰带,盛饰名马”,因而,“名之曰只孙宴。只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21>“只孙”(质孙)为蒙古语,意思为“颜色”;“诈马(酢马)”为波斯语,意思为“衣服”。“只孙”、“诈马”均指与宴者必须身着规定的盛装。在只孙宴上,要庄严隆重的请出《蒙古秘史》,并宣示成吉思汗颁行的《大札撒》。时人记述道:“凡大宴,世臣掌金匮之书者,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22>

  元上都的祭祀典礼,体现了草原民族的风俗习惯。在祭天、祭祖时,都要“洒马奶子”、“洒马奶以祭”,并将“余物及祭物,则凡与祭者共分之。”<23>随后,举行大宴。时人记述道“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簪瓮诸王。”<24> “皇舆吉日如西内,马酒新羞白玉浆。遥醇诸陵申典礼,旋闻近侍宴明光。”<25>在皇帝驾临上都、离上都返京时,也要洒马奶酒以祭。

  在上都期间,皇帝要率臣属进行狩猎。这不仅是草原民族重要的娱乐活动,也是自成吉思汗时代即形成的军事训练的传统。上都西南行数百里,有三不剌草原,“地旷衍,均成沙,居民鲜少。”<26>“上京之东五十里有东凉亭,西百五十里有西凉亭,其地皆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置离宫巡守,至此处必校猎焉。”<27>时人曾生动地描述了狩猎的盛况“千里阴山骑四周,休夸西伯渭滨游。今年较猎绕常岁,一色天狼四十头。……今年大狝蹛林秋,青兕黄羊以万筹。……今秋天饷住冬粮,万穴空来杀气苍。渴饮马酮饥食肉,西风低草看牛羊。”<28>

  应当指出的是,元上都周边的草原生态环境与畜牧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至今仍较为完整地保存着。每年盛夏、金秋季节,草原上举行的那达慕大会,仍然洋溢着蓬勃欢乐的气氛。锡林郭勒盟蒙古长调高亢、悠远的歌声,仍然在无垠的蓝天大地间迥响。阿斯尔悠扬、深沉的旋律,使人们对上都曾经的辉煌与繁荣,产生无限的回味与遐想。

三、元上都作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蒙古族文化与汉文化结合纽带的历史文化价值

  元上都不仅承载与反映着深厚丰富的草原文化,而且也承载着厚重的中原文化、汉文化,体现着中华文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向心力、凝聚力。

  忽必烈创建的元朝,是在成吉思汗创建的大蒙古国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同时,元朝又不是大蒙古国的简单延续。元朝的定名,即体现了中原文化、汉文化的内涵。忽必烈称“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法规,讲前代之定制。”说明他继承的是成吉思汗开创的事业。又称,要“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29>以《春秋》之大义治国,以大《易》之乾元为国号,实行从成吉思汗时代“草原一家”到忽必烈时代“天下一家”的历史转折,因此“建国号曰大元”<30>以“元”为国号,表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宏阔的气度。“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31>

  元上都的选址,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历代中原王朝定都选址,都讲究“龙盘虎踞”,“后有靠、前有照”,讲究依山面水。而元上都北枕龙岗山(又称卧龙山),南面滦河(又称上都河),金莲川一望平畴,诚所谓龙蟠虎踞的形胜之地。时人称,上都城“龙岗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32>在广阔无垠、水草丰美的草原怀抱中,选择这样一片龙蟠虎踞的形胜之地建起的元上都,的确是一颗熠熠生辉的草原明珠。

  元上都的城市布局,突出地体现了中原王朝都城布局理念与草原文化的结合。元上都的布局,为外城、皇城、宫城三层套迭,外城之内有皇城,皇城之内有宫城。宫城在皇城居中偏北的位置,是皇帝主持朝政及后宫生活区,其主要建筑大安阁是国家重大典礼如皇帝登基以及临朝、议政、接见重要来宾之所。皇城在外城的东南部,内设官署,并分布有寺院、手工作坊等。外城是正方形,每边长2200米,全城以一条东西走向的土墙分隔为西、北两部分。南部为全城的生活区,北部则是保留了山冈、草原自然景观的北苑,或称作是皇家园林。在上都城外,东、西、南三个方面各有关厢,东关是毡帐如云的营帐区,供王公贵族的随从居住,西关是马市、商业区,南关为进入上都的御道。

  上都城、皇城、宫城均呈方形,体现了中原王朝都城设计的理念。宫城、皇城的中轴线为主干道,对称布局,也是中原王朝都城布局的通行方式。同时,上都城的北苑保留了山冈、草原、湖泊的自然风光,与城外的草原融为一体,表现出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特质。举办宫廷盛会的失剌斡耳朵,即经常设在北苑的草原上。城外的东关厢区,毡庐遍野,自然而然地融入茫茫的草原。元上都以草原为依托,以关厢、外城、皇城、宫城迭套布局,城市与草原融为一体的布局理念与建筑风格,将草原景观成功地融入都城布局,将蒙古族的生活传统与中原都城的传统模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蒙古文化与汉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都市规划设计的瑰宝。

四、元上都作为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多元文化结合纽带的历史价值

  元朝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元上都是十三——十四世纪欧亚大陆上的草原文化、汉文化、伊斯兰文化、欧洲文化交融荟萃的世界性大都市。

  元朝实行鼓励通商的政策。元朝与四大汗国的统治消除了发展贸易的障碍。贯通欧洲的驿路——草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元上都不仅是元朝的统治中心,也是连通漠北与中原的交通枢纽,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是最重要的草原商埠。元朝政府大力鼓励各地商人到上都贸易。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即颁令,命“上都商税、酒醋诸课毋征。”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5月,根据“上都地理遥远,商旅往来不易,特免收税以优之。”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7月,“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随即又有减免之命。在政府的大力提倡扶持下,元上都商业十分繁荣,各方商贾纷至沓来。“自谷粟布帛以及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官府需用万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33>在上都的商业区,“辉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开张益茗酪,谈笑合胶漆。”<34>经商的不仅有蒙古人、汉人,也有色目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尼泊尔人、高丽人、欧洲人,等等。因此,“门前惊见事奇哉”,“碧眼黄须骑象来”。

  元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其声誉远扬亚、欧、非三大洲。元朝通过饮察汗国与克里米亚、欧洲各国建立联系,通过伊儿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元代通往中原西亚、阿拉伯、欧洲的陆路交通畅通无阻,并形成了从元上都启程,跨越蒙古草原,经叶尼塞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西行,跨越乌拉尔山至斡罗斯,经河西走廊西行至中亚、西亚、阿拉伯的驿路。来自中亚、西亚、波斯、阿拉伯、威尼斯、欧洲各地的使节、传教士、旅行家纷至沓来,络绎不绝。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于1275年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并留在元朝作官,留居中国17年。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问世后,引起了西方人对发达的东方文明的向往。有元一代,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以及元代创制的火统等传播到欧洲,阿拉伯、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医药学、艺术等也传播到中国,极大地扩大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

  元朝实行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宗教政策。忽必烈虽然尊八思巴为“国师”、“帝师”,但是并不贬低其他宗教。在上都城内,建有众多的佛寺、道观、清真寺,也有基督教堂。著名的佛寺有华严寺、乾元寺、开元寺、帝师寺、黄梅寺、弥陀寺、庆安寺、弘正寺等。道观有长春宫、崇真万寿宫、寿宁宫、太一宫等。上都还建有孔庙、城隍庙,等等。

  辽、金时期,基督教聂斯托里教派(也称为景教、大秦景教、也里可温教)即在克烈、乃蛮、汪古、畏兀儿、哈剌鲁人中广泛传播。在蒙古宫廷中,聂斯托里教派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即是聂斯托里教徒。朝廷重臣中,也不乏聂斯托里教徒。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2月,设立专门管理全国基督教事务的机构——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敦、十字寺祭享等事”。<36>马儿是聂斯脱里教主教的尊称,哈昔为长老,列班为大教师。

  蒙元时代,穆斯林在社会上具有重要地位。不少回回人在朝廷中被委以重任,特别是在元朝职掌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经济。蒙元军队中,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哈剌鲁万户府、蒙古回回水军万户府、西域亲军都指挥使司等,皆以回回人为主体组成。元上都的回回商贾、工匠、艺人甚多。因此,建有“回回寺”供其礼拜。其后于“泰定元年六月癸亥,作礼拜寺于上都及大同路,给钞四万锭。”<37>

  元上都在皇帝巡幸期间,歌舞娱乐是必不可少的。而荟萃各种歌舞艺术,百花竟放,争奇斗艳,也是元上都多元文化的奇葩。在元上都“宴”与“乐”是密不可分的。凡“诈马宴开,天下乐工隶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锦绣,以备供奉。”<38>在诈马宴上,皇帝“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39>大宴歌舞招待3日,可见节日的丰富。这些歌舞汇集了中原汉地、西域、契丹、女真、高丽、党项、天竺、波斯等地歌舞艺术的精华。例如,时人记述“仪凤伶官乐既成,仙风吹送下蓬瀛。花冠簇簇停歌舞,独喜箫韶奏太平。”<40>“绿绣芘頞翠流苏,属橐舍人金仆姑。宫中云门教坊奏,歌编竹枝并鹧鸪。”<41>“离宫秋草仗频移,天子长扬羽猎时。白雁水寒露满路,骑奴犹唱踏歌词。”<42> 以上诗中所述“韶”、“竹枝”、“鹧鸪”、“踏歌”等,皆是来自中原的音乐。而来自异域的音乐舞蹈,则无疑增添了绚丽多彩的风景。例如“西方舞女即天人,玉手昙花满把青。舞唱天魔供奉曲,君王长在月宫听。”<43>“红帘高卷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44> 诗中所说的“天魔供奉曲”、“十六天魔舞”即是来自印度,原为娱佛之歌舞,后来进入元朝宫廷,成为有代表性的歌舞艺术。演出时,以盛装美女16人,扮成菩萨形象,头戴象牙雕饰的佛冠,长发数辫,身穿华丽的大红长袖“合袖天衣”、金夹袄,腰系锁金长短裙,肩披织金云肩,绕以轻柔飘逸的鲜艳长飘带,足踏精致秀巧的蒙古软靴,在乐队伴奏下载歌载舞,如仙女下凡,千姿百态,千娇百媚,令人叹为观止。

注释:

  <1>《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出车》。<2>《史记·匈奴列传》。<3>《元史·世祖纪》。<4>《元史·太祖纪》。<5>虞集:《贺丞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十三。<6>《元史·伯颜传》。<7>《元史·八思巴传》。<8>《口北三厅志·物产》。<9>《金史·地理志》。<10>赵秉文:《金莲》,《滏水集》卷七。<11>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十一。 <12>许有壬:《上京十咏·沙菌》,《至正集》卷十五。<13>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雁门集》卷六。<14>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15>马祖常:《上京翰院书怀》,《石田集》卷三。<16>虞集:《上都留守贺惠愍公庙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三。<17>马祖常:《上京翰苑书怀》,《石田集》卷三。<18>叶子奇:《杂制篇》,《草木子》卷三下。<19>虞集:《上都留守贺惠愍公庙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三。<20>柳贯:《观失剌斡耳朵御宴回》,《柳待制文集》卷五。<21>周伯琦:《诈马行有序》,《近光集》卷一。<22>杨九思:《宫词十五首》,《草堂雅集》卷一。<23>《元史·祭祀志》。<24>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雁门集》卷六。<25>周伯琦:《上幸西内望北方诸陵酹新马酒彝典也枢密知院奉旨课驹以数上因赋七言》,《近光集》卷一。<26>袁桷:《竹凤石屏记》,《清容居士集》卷十五。<27>周伯琦:《立秋日书事五首》,《近光集》卷二。<28>王恽:《三不剌川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董候奉旨扈从北回遇于榆林酒间因及今公秋大狝之盛书六绝以纪其事》,《秋涧集》卷三十二。<29>《元史·世祖纪》一。<30>《元史·世祖纪》四。<31>《经世大典·叙录·帝号》。<32>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十一。<33>虞集:《贺丞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34>袁桷:《开平十咏》,《清容居士集》卷十六。<35>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36>《元史·世祖纪》十二,《元史·百官志》五。<37>《元史·泰定帝纪》一。<38>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39>周伯琦:《诈马行有序》,《近光集》卷一。<40>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41>马祖常:《和王左司竹词十首》,《马石田文集》卷五。<42>马祖常:《丁卯上京四绝》,《马石田文集》卷四。<43>张昱:《辇下曲》,《张光弼诗集》。<44>萨都剌:《上京杂咏》,《雁门集》卷五。

参考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