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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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姑娘
傈僳族妇女
56朵“民族体育之花”:李蒙廷,傈僳族(云南),来源:第八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傈僳族人
傈僳族姑娘(龚铭摄)

  傈僳族汉语拼音:Lisu Zu;英语:the Lisu nationality),中国少数民族之一。是中国、缅甸印度泰国的一个跨国性质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中心在中国原来的西康省(即现今云南四川西藏之间的州县)和古代云南腾越州的坎底地区、江心坡地区(即现今缅北克钦邦的葡萄县,为中国传统线和英国麦克马洪綫东段之间的未定界领土于1960年归属缅甸邦联而设立的)。

  中国傈僳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福贡、贡山、兰坪4县及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其余分布在丽江、德宏、楚雄、保山、大理、临沧、普洱等州(市)以及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全国其他地区也有零星分布。他们多数与汉族白族彝族纳西族等民族相杂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傈僳族既是他称也是自称。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唐朝时期的著述。时人樊绰在《蛮书》中称之为“栗粟”,认为是当时“乌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彝族、纳西族在族源上关系密切。到明代仍把傈僳看作是“罗罗”(彝族)的一个分支,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说:“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傈僳这一名称,除有关史籍用字稍有不同外,1000多年来沿用至今。

  傈僳族自称“傈僳”,“傈”是这个民族的族名,含有“高贵”之意,“僳”一般是指人或族汉文中籍记载的栗粟、栗漱、傈呰、傈蛮、呰蛮都是傈僳族。“傈僳”族名的来历,据傈僳族老人解释,“傈”是“四”的意思,“僳”是“人”的意思,“傈僳”即“老四”。“傈僳”二字是傈僳语的音译。传说古时候有七兄弟,老大是汉族,老二是彝族,老三是藏族,傈僳族是老四……。

  从地理分布和神话传说、风习分析,傈僳族与彝族哈尼族拉祜族纳西族等同属一个族源,是羌人的后裔,古代乌蛮的一支,汉文典籍最早的记载见于公元前八世纪樊绰所著《蛮书》:“栗粟二姓”。明朝以后,有关傈僳族的记载就比较多了,《景泰云南图志书》卷四载:“有栗粟者,亦倮倮之虽种也。”《南诏野史》提到:“力呰即栗粟。”

  傈僳族语言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傈僳族是语言比较统一的民族,内部没有语支,方言分怒江、禄劝两个方言。怒江方言又分为两个土语。各种方言、土语的语法差别不大,词汇也基本相同。因此,傈僳族不论居住在雅砻江流域还是分布于金沙江怒江澜沧江流域,使用的语言大体相同,相互可以对话。历史上傈僳族没有创立文字,只能口耳相传、刻木记事。20世纪初,维西县傈僳族青年旺忍波创制了共有1030个字的象形文字,这是傈僳族历史上的第一种文字;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人傅利叶和克伦族青年巴东以英文字母为基础创制出第二种文字,即老傈僳文;1913年,英国传教士王慧仁根据云南省武定、禄劝两县自称傈坡[Li phoj]、他称傈僳[Li su]人的语言,以武定县滔谷村语音为基础创制出了一种“格框式”的拼音文字;第四种文字是20世纪50年代由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基础创制、并经国务院批准使用的新傈僳文。目前,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各民族通用傈僳语和老傈僳文。

民族历史

  傈僳族源于古老的氐羌族系,属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与彝族有着渊源关系

  傈僳族世代流传的《创世纪》传说与大小凉山彝族、纳西族、哈尼族的创世传说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说明作为彝语支的各个集团,从古代以来便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在古代,他们属于同一族源,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发生分化形成不同的部落集团,后来才形成单一民族。

  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傈僳与纳西、彝、哈尼、拉祜等族具有高原民族的特征:体长、高鼻、薄唇、凹眼,与南亚语系的佤族、布朗族及壮侗语族的壮族、傣族均有明显区别。这种区别正好说明彝语支各族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特征。

  怒江地区的傈僳族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还保存着明显的氏族制度和图腾崇拜,在这些氏族中有几个氏族名称及其图腾崇拜形式和大小凉山的彝族氏族名称和图腾制度基本相似,如虎、竹、鱼等氏族。氏族是按血缘亲属关系组成的集团,非本氏族成员是不能采用相同的氏族名称和氏族图腾的,因为氏族成员都公认他们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既然傈僳族的虎、竹、鱼等氏族和彝族有相似的传说,这就说明他们在古代有着密切的氏族血统关系。即两汉时期的“叟”、“雟”和“靡、莫之属”以及两晋时期的“东爨”、唐代的“乌蛮”当中,就包括有傈僳族的先民。

  公元1至3世纪,越雟、犍为、台登、邛都、定筰广大地区都是彝族、傈僳族先民——叟、雟、濮等部落聚居的区域。这些都属于彝语支的部落和集团。这时既未形成统一的族称,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一些分散的大大小小的部落。

  3世纪的三国鼎立时期,蜀国管辖下的定筰县(今四川盐边一带)已经有笮、雟、邛、昆明、摩沙等不同部落集团的名称出现。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雟曰雟,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白,摩沙夷,有盐池。”说明当时彝语支的各部落和集团在逐渐发生分化。

  8世纪,唐朝为与吐蕃争夺西南,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积极招抚南诏,并把地处吐蕃、南诏与西川之间缓冲地带的勿邓、丰琶、两林三大部落的首领都争取过来。由于政治形势的激化,位于这一冲突中心的各个部落,便卷入到复杂的斗争漩涡之中,“栗粟”这一名称乃首次出现在史籍中。

  关于傈僳族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唐樊绰《蛮书•名类》:“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按:茫应为邛)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所谓“栗粟两姓蛮”即今傈僳族先民,“雷蛮”可能是今纳西族的一支,即今丽江、中甸一带自称为“吕些”的纳西族;“梦蛮”即今纳西族,至今分布在云南省宁蒗县以及四川省盐源、盐边等地的纳西族还被彝族、藏族称为“摩挲”,也就是樊绰在《蛮书》中所称的“磨蛮、梭蛮”。《蛮书》的这段记载比较准确地记述了傈僳族和纳西族先民在1200多年前的地理分布状况,并把他们同其他部落集团区分开来。

  8世纪中叶,当时游离于唐朝、南诏和吐蕃三大势力之间的勿邓、丰琶、两林三大乌蛮部落的大鬼主(大首领),得到唐朝的封赐,唐朝“以勿邓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团练使,封长川郡公” 。苴嵩死后,子苴骠离年幼,以苴梦冲为大鬼主,统领整个部落。这时的“栗粟”族部落即属勿邓部落统辖,尚未形成较大的、统一的部落组织。

  两宋时期,文献上很少有关傈僳族的记载。原因是,北宋立国后默认大渡河以西为大理国管辖之地,极少过问这一区域的政事;北宋衰亡,辽、夏、金统治黄河流域,南宋偏安临安,更无暇远顾西南边陲。因此在400余年间,关于这一区域的记载较少。

  14世纪以后,文献和地方志中出现了关于傈僳族的记载。据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载:“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耳。”这段记载表明,时人认为傈僳族属于“罗罗别种”,即彝族的一支;傈僳族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以狩猎、采集生活为主,但他们必须把兽皮缴纳给官府。

  16世纪中叶,大部分傈僳族仍然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居住在金沙江两岸,受丽江土知府木氏的统治。据《南诏野史》下卷“南诏各种蛮夷”记载,这时的傈僳族仍“衣麻披氈,岩居穴处,利刃毒矢,刻不离身,登山捷若猿猱。以土和蜜充饥,得野兽即生食。尤善弩,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前行,自后射之,中盾而不伤妇,从此制服西番”。

  元、明时期,傈僳族先民已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大规模迁徙,即从青藏高原经四川盆地西缘南迁至云贵高原北部,主要分布在川、滇两省的雅砻江、金沙江流域,分别受元代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和明代丽江土知府木氏、永宁纳西族阿土司、金沙江东岸彝族奴隶主、维西纳西族土千总的统治。16世纪,丽江木土司与西藏地方统治集团为争夺中甸、津州(今云南丽江巨甸)、临西(今云南维西)、阿敦子(今云南德钦)和宁蒗一带的统治权,爆发了长期的战争。傈僳族人民不堪兵丁苦役的重负,在荞氏族首领木必扒的率领下,渡过澜沧江,越过碧罗雪山,开始进入怒江地区。19世纪,恒乍绷、唐贵、丁洪贵、谷老四等领导的几次起义先后失败后,大批傈僳族整个氏族、整个村寨地相继向西迁入怒江地区,有的继续向西越过高黎贡山,进入缅甸境内;有的向南沿澜沧江、怒江经镇康、耿马进入沧源、孟连等地;有的则沿金沙江南下,进入禄劝、大姚等地。迁徙中,傈僳族的居住地区不断扩大,并分散为许多小块,和其他民族交错杂居。由于沿边地区和靠内地区的傈僳族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不同,他们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平衡的状态。

  19世纪20年代,清朝在靠近内地傈僳族分布的丽江、永胜、华坪等地,实行“改土归流”。一些世袭的纳西族和白族土司为流官所取代。改土归流的结果,进一步促使这些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汉、白、纳西等族人进入怒江地区,带去了大量铁质农具和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

  1907年至1908年,阿墩子(今德钦)弹压委员夏瑚奉命两次巡查怒江地区,抚慰各族人民,查免了察瓦龙、康普、叶枝土司的苛派,深受各族人民的拥戴。同时,他还发出木刻 ,委派数十名伙头管理各个村寨,这是怒江地区设立公职人员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开端。

  1912年,云南军都督府组织殖边队进驻怒江地区,抵御了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并实行“开笼放雀”,用武力强制释放奴隶,使怒江傈僳族的家长奴隶制基本上被摧毁。1928年,云南地方政府开始在怒江地区设立设治局,以加强对当地各族人民的统治。

  长期以来,广大傈僳族人民受着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地主、土司、头人和国民党以及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原碧江县俄夺罗这个不到1000人的山村,新中国成立前10年,就有237个贫苦农民被官府、土司、头人和地主折磨而死。苛捐杂税繁多,仅门户捐一项,这个县平均每人负担玉米42.5斤,占全年粮食总收入的21%。此外还要受奸商、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怒江地区,给傈僳族人民带来了新的苦难。

  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激起了傈僳族人民的不断反抗。18至19世纪,傈僳族人民掀起了多次抗清斗争。主要有: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泸水弄更扒、祝老四、枝花扒领导的抗清起义;嘉庆六年(1801年)至嘉庆八年(1803年),维西恒乍绷领导的以傈僳族农民为主体,包括有怒、白、汉、纳西、藏等族人民参加的抗清武装起义;道光元年(1821年),永北(今永胜)唐贵领导的武装起义;光绪十九年(1893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永北(今永胜)丁洪贵、谷老四等领导的反土司武装抗清起义等。其中,以1801年恒乍绷领导的起义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由于傈僳族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使这次起义突出地具有与其他农民起义不同的特点,即他们充分利用社会制度中所保有的原始宗教和氏族关系来发动和组织起义。如起义的队伍编制是在氏族和军事民主制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联络是用氏族的“传木刻”方式;行动和战斗时,基本上是以氏族部落组织或家族为单位进行的,氏族的复仇观念增强了起义群众的勇敢和牺牲精神。然而氏族经济的原始落后性,使他们的眼界较之封建社会下的农民具有更多的狭隘性,也决定了这次起义只能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这次起义先后消灭了康普土司等大小头目及清朝官兵数千人,迫使清政府查办了维西厅守备及其他贪官污吏,取消了维西各土司的一些封建特权,减免了33个府厅州县的3年赋税和铜课。

  进入20世纪,傈僳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1906年,德国探险家布伦胡拍带领两名黑人来到怒江,行抵福贡腊乌村时,由于欺侮勒索当地傈僳族民众,被愤怒的傈僳族人民杀死,两名黑人后来被遣返回国。1907年,法国神甫任安收等在贡山白哈罗横行霸道,他们霸占土地,强派民工,修建教堂,并阻止当地人民信奉其他宗教,这就大大激怒了各族人民。傈僳族与藏、怒、独龙等族人民一道,愤怒烧毁了教堂,驱逐了这些法国传教士。1911年,为抗击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国领土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傈僳、景颇等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斗争,给英国侵略者以有力的回击。1917年,兰坪县石登、丰登等地爆发了以阿孟扒为首的武装起事。1918年,福贡上帕又爆发了以瓦策为首的反抗事件。1935年,以傈僳族瓦业为首,在福贡地区开展了反抗国民党设治局苛派勒索的斗争,杀死设治局局长,占领设治局达20多天。1941年至1943年,傈僳族人民和汉、傣、景颇等族人民,英勇地抗击了侵入云南西部的日本军队,迫使侵略军不敢越过怒江。他们为捍卫祖国边疆的安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8年,我党派遣部分党员到滇西北开展地下活动,发展地下党组织,建立了滇西北工作委员会。积极争取傈僳族头人上层,得到了碧江、福贡傈僳族上层裴阿欠、霜耐冬等的支持。1950年初,党分别在四个县建立了临时政务委员会及党的工作委员会。随后,人民解放军先后进驻兰坪、碧江、福贡、贡山、泸水,怒江地区获得解放。

  历史上,傈僳族社会发展较为缓慢,直到20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前,傈僳族社会还保留着某些原始氏族制度的残余形式。

  傈僳语称一群由同一祖先的后代所组成的集团为“初俄”,即氏族。各个氏族有自己的名称。怒江地区的傈僳族有虎、熊、猴、蛇、羊、鱼、鸡、蜂、荞、麻等18个氏族。氏族组织是傈僳族社会重要的联系纽带。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由于战乱、迁徙频繁,其氏族组织逐渐趋于解体。定居怒江地区后,各个氏族散居各地,原来的氏族组织很难得以保持,氏族内部除保存着象征性的共同名称以及某些观念上的联系外,在经济生活上的联系已经很淡漠了,只有在进行具有血族复仇性质的械斗时,才显示其血缘维系的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家族及村社组织起着重要的作用。傈僳语称家族为“体俄”。家族有自己的姓氏,有自己的小聚居区域和耕地,有本家族的“鬼树”和公共墓地。各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族长。家族长多是以本家族内辈份较高、年龄较长、能说会道、较为富裕的男子担任。家族成员间在经济上保持着伙有土地,共同耕作;在生活上则保持互助盖房、换工协作、杀猪共食、男女婚嫁共同出聘礼、共同吃财礼、共负债务和共同承担血亲复仇的义务等等。各个家族就是通过以上这些经济上的合作和生活上的互助,自然地、传统地把整个家族密切地联系起来,成为较为紧密的社会基层组织。

  傈僳语称村寨为“卡”,意即由一群血亲关系相近的人们共同体所居住的地方。每个村社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村社的组成有以下3种情况:以一个氏族内的一个大家族为单位组成;由氏族内的两个家族或多个家族联合组成;由几个不同氏族的家族混杂组成。各个村社有自己的公共山林、猎场、荒地及墓地,本村社成员均有权开垦和使用。同一村社成员间有互助协作的义务,特别是在向土司缴纳贡礼或是村社间发生械斗时,这种原始的互助关系更为突出。每一个村社都有一个公认的头人,而较大的村寨则在几个家族长中公推一个威信较高的担任头人,头人称为“实帕”。由于村社成员在经济上享有的自由平等以及各家族组织的相对独立,所以这类村社头人的形成,往往既不能靠世袭,也不是民主选举产生,而是沿袭传统的习惯,拥戴享有威望的老人担任。其职责是对内排解纠纷,领导生产,主持祭祀;对外宣布械斗,缔结盟约,催缴贡礼,派遣夫役等。在土司统治时期,傈僳族各村寨头人多被指派为大小伙头。国民党统治期间,则被委任为区、乡、保长。基督教传入后,许多头人又担任教会会长、管事等职务。因此,许多头人往往充当了当地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和宗教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遇到战争时,各个村社都组成暂时的联盟,一旦战争结束,这种联盟关系也随之结束。

  过去,傈僳族各村寨之间由于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权威性的权力机构,每当村寨间因婚姻、土地、债务及盗窃等引起纠纷时,常常引起械斗。一旦发生械斗,全村寨的青壮年男子都必须参加,妇女则担任后勤、护理等工作。她们有调停战斗之权,即便战斗还在激烈进行,只要一方的妇女奔临阵地,挥裙高呼停战,战斗往往即行停止。习惯上禁止射杀妇女,否则械斗就会延长。

  新中国成立前,怒江傈僳族地区,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但占有不集中;农村阶级有了分化,但还存在着原始的公有制和家长奴隶制的残余。土地所有制形态,基本可分为个体私有、家族共同伙有、家族或村寨公有等3种。其中个体农民私有制是主要的,家族共同伙有,是原始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一种主要形式。家族或村寨公有制作为原始公有制的残余而存在,比例很小。新中国成立前数十年,随着封建地主经济因素不断渗入和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导致土地的逐步集中。部分家族、村寨头人和富裕户,逐步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而一些贫苦农民则失去土地,租佃、雇工关系因而逐渐有所发展。

  在怒江傈僳族社会中还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伙有共耕制”,这是一种由公有向私有过渡的土地所有制和耕作方式上的原始协作形式。通常由同一家族的几户成员,共同占有和耕种家族公有的部分耕地,或开垦家族公有荒地,同出劳力和籽种,产品按户平均分配。还有一种共耕关系,是参加者在私有土地上进行共耕协作。通常由共耕户共同出土地、劳力和籽种,产品按户平均分配。但是,比较富裕的农户和村寨头人,往往多出籽种,少出劳力,剥削贫困户的劳力,并进而形成头人、富裕户出土地、籽种,贫苦农民出劳力。这种关系实际上已在向租佃关系过渡。

  另外,还有一种简单的原始协作,俗称“瓦刷”。农忙季节,由主人邀请家族和村寨成员来协助劳动,劳动完毕,主人只招待一顿水酒及苞谷稀饭,不付任何报酬。这本来是一种古老的友好互助关系,不具有剥削性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个人提供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加,这种简单的协作就渐渐演变成一种剥削。富裕农户和头人经常利用这种形式每年变相雇工达150至300个劳力,而所支付的酒饭仅及应付报酬的12%至15%。

  约自16世纪至20世纪初叶,怒江地区曾存在过家长奴隶制。奴隶常被视为家庭成员和“养子”。在日常生活中与主人差别不大,可与主人同起居,共饮食,一起从事各种劳动。有的奴隶还可赎身成为自由农民。主人可以自由买卖奴隶,但无生杀予夺之权。奴隶内部也没有等级划分。这些都反映了早期奴隶制的特点。20世纪初,云南地方政府为了削弱土司的势力,加强自己的直接统治,在怒江地区实行“开笼放雀”,用武力强制释放奴隶,因而家长奴隶制在新中国成立前已基本上瓦解。

  新中国成立前,傈僳族社会没有成文的法律条文。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成文的习惯法。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旧的不符合现代法律规范的习惯法准则逐渐被取代。现在,村民们多能按照民事调解程序,请村委会、亲戚朋友等前来参与调解裁决。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各村寨制定的村规民约在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傈僳族,受自然地理环境和其他民族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靠内地区如丽江、永胜、华坪等地的傈僳族,在19世纪20年代的“改土归流”后,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农业生产占据主要地位;政治上出现了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封建头目如伙头、闾长、排首、保董等。居住在大小凉山周围的傈僳族,由于受彝族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影响,民族内部已出现一些中小奴隶主。而怒江地区的傈僳族,直至20世纪初还处于家长奴隶制阶段,由纳西族、藏族、白族土司委派的头人管理;经济上,则以游耕和狩猎为主要方式,“喜居悬岩绝顶,垦山而种,地瘠则去之,迁徙不常。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沉酣,数夜尽之,粒食馨,遂执劲弩药矢猎,登危峰石壁,疾走如狡兔,妇从之亦然。……不敬佛而信鬼,借贷,刻木为契,负约,则延巫祝” 。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地区的傈僳族还保持着这种生产生活状态。

分布

  傈僳族现今可分为南、北两群,南、北傈僳语也有些差异。在中国境内约有73万人口,北群为白傈僳和黑傈僳,主要聚居于云南省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其它分布在丽江、迪庆藏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和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盐边、木里、德昌等县,以及西藏的察隅县;南群主要为花傈僳,聚居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盈江县、保山市、临沧市。信仰有传统的万物有灵信仰和天主教、基督新教等。

  缅甸境内约有40万人口,北群白傈僳主要聚居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相邻之克钦邦的葡萄县葡萄镇、密支那、和八莫;南群为花傈僳,散居于掸邦各地,以盛产红宝石的摩谷镇周遭为主要傈僳村落密集区,掸邦北部分布在瓦城(曼德勒)沿着国道3号道路上的湄苗、昔卜、腊戍一直到果敢特区和户板、掸南主要分布在东枝以东的红山(Loilem)、南山(Namzang),以及孟乃(Mongnai)、孟东(Mongton)和 佤邦特区等金三角地带。信仰以基督教占绝大部分,特别是居于克钦邦的北群傈僳族。

  印度境内约有6千傈僳族人居住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印未定界的藏南察隅县,即由印度实质管理经营的阿鲁纳恰尔邦昌朗县(Changlang)。印度官方杂志<最前线>报道,此地七个傈僳村是1930年建立,是最早定居此地的民族,是由其东邻,当时也是未定界但已由英国实质占领的的坎底地区和江心坡地区(属于现今克钦邦葡萄县境内),甚至是由云南怒江上游的贡山县、福贡县直接迁徙而来。在这条迁徙路线上的傈僳族和日旺族(Rawang),外国英文传记史料以出埃及记、追寻天堂般的香格里拉来描述,喜好自由和平温驯的族人意欲建立独力自主的傈僳之邦-傈僳兰(Lisu-land)。

  泰国境内约有五万五千的花傈僳、主要聚居于泰北夜丰颂府、清莱府、清迈府等。从19世纪末到1930年,南群的傈僳族南下经由金三角有较大量移民潮入境泰国。泰国外国观光客众多,傈僳族的民宿、手工艺品、编织比同为泰北山地民族的哈尼族(阿卡族)、拉祜族要知名且受欢迎,和欧美日各国通婚者也较多。信仰为基督教和传统的万物有灵信仰,部份有信佛教者。迁徙到老挝、越南境内的傈僳村则稀少且信息与外界隔离,在占大部分的苗族和傜族村寨中,不易区分。

  因缅甸军队和其他(民族)武装集团的迫害,逃到泰国或马来西亚、印度等地沦为难民的傈僳族人数不明,目前约有数千人,其中已经由联合国难民高专署面试核实后,取得联合国难民证,且已被转介安置到欧洲各国、美国各州、澳洲、新西兰等约有五百人,正在急速增加中。

宗教

  傈僳族普遍信奉原始宗教,它以自然崇拜和灵魂观念为基本内容,以遇疾病灾害时杀牲祭祀活动为其主要形式存在于傈僳族地区。近代以来,基督教天主教传入怒江地区,部分傈僳族群众转而信仰基督教,也有少部分信奉天主教。

  傈僳族盛行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在他们的观念中,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动植物等都为“神灵”或“鬼魂”所支配。因而,山有山灵、树有树鬼、水有水神,几乎一切自然现象都成了他们信奉和崇拜的对象。他们把神鬼分成若干类,主要的鬼灵有院坝鬼(“乌沙尼”)、家鬼(“海夸尼”)、山鬼(“密司尼”)、水鬼(“埃杜斯尼”)、梦鬼(“密加尼”)、血鬼(“洽尼”)、路鬼(“加姑尼”)、魔鬼(“尼拍木尼”)和虎氏族鬼(”屋豆尼”)等30多种。所有这些,都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统治人们的外在的强制力在他们头脑中的虚妄反应。也是历史时期傈僳族先民在与自然和社会抗争时一种软弱的表现。

  在长期的原始宗教活动中,傈僳族中逐渐形成了不脱离劳动的巫师群体。巫师分为“尼扒”和“尼古扒”两种,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前者能“看到”鬼并用咒语来“驱鬼”或“杀鬼”,因此社会地位较高。有些头人同时就是“尼扒”。除主持祭祀外,他们还为人们占卜打卦。卜卦有竹签卦、羊骨卦、贝壳卦、鸡卦、猪肝卦等10余种。有的巫师在从事祭祀活动时,根据鬼神的大小、栖息的住所和嗜好的不同,要唱各类有针对性的祭歌。巫师在从事祭祀活动时,身穿麻布长衫,头戴大斗笠,斗笠上捆着2只大山羊角,背上背着长刀,长刀上盖1块毛毡或麻布,手里挥舞1根长竹竿。

  傈僳族的鬼神观念简单,但较为独特。一方面,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灵,并且相信宇宙中一切万物都是由天神(米斯)和精灵(尼)所支配和左右,因而敬畏米斯和众“尼”,并对它们进行祭祀;另一方面,在祭祀过程中,又显示出一种蔑视鬼神的态度,如用言辞严厉地抨击“尼”。如干旱时先祭龙祈雨,如再旱则举行骂龙仪式;有人生病时先祈求诸“尼”,再不愈则骂“尼”,驱“尼”治病等。

  云南傈僳族的氏族图腾,有虎、熊、猴、羊、蛇、鸟、鱼、蜜蜂、荞、麻、茶、竹、柚木、霜、火等20多种。傈僳族还把火、霜作为图腾加以崇拜。有的氏族虽以动植物命名,但并不把它们作为崇拜对象。如鱼氏族是由于这个氏族的成员善于捕鱼而得名;荞氏族、麻氏族则是因长于种植荞、麻而著称。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图腾崇拜逐渐减弱,或者只保留某些象征性的残余形式了。

  20世纪初,基督教和天主教由英法传教士传入怒江傈僳族地区。由于它有统一的经典,又有较完整的礼仪形式,其倡导的某些戒律信条与傈僳族传统道德规范相吻合,于是在怒江傈僳族中间逐步传播开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人民政府提倡“三自爱国”前提下的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因此又得到较大传播。基督教现已成为怒江地区大部分傈僳族群众中信仰面较广的宗教。

民族服饰

傈僳族男服
傈僳族节日盛装

  傈僳族,新中国成立前,大都是居住在高寒山区,穿着都用自己栽种的大麻籽剥下的丝皮加工制作的衣服,傈僳族群众叫它“麻布衣”。

傈僳族男性服饰

  傈僳族男子服饰,上身穿一件用10多个麻布丝纽子对排相扣的麻布对襟短农;个别地区男子着长衫,下穿一条大裆麻布裤子,有的头戴瓜皮小帽或以青布包头,或不戴帽而喜蓄一咎发辫缠于脑后。头人及个别富庶人家的男子,则爱在左耳上戴一串大红珊,以表示自家富有,在人们心目中和社会上享有的荣誉、尊严和地位。大多数男子脚穿自家编织的草鞋或用麻 线编织的麻草鞋。特别不可缺少的是,成年男子都要左腰配腰地右腰挂一个用熊等兽皮制成的箭包,用来盛箭,身背导弓,“犹如一名武士,给人有一种粗护、洒脱、刚毅、威武的感觉。

  各地的傈僳族男子,喜欢穿麻布长衫或短衫,穿裤子,裤长及膝。有的以青布包头,有的喜蓄发辫于脑后。个别在社会上享有荣誉和尊严的人,则在左耳上挂一串大红珊瑚。所有成年男子都喜欢左腰佩砍刀,右腰挎箭包,弩弓是他们的贴身之宝,有些还是古代相传的。

傈僳族女性服饰

  傈僳族妇女的服饰又与男子截然不同,它给人的感觉又是美观、大方。妇女习惯在前额打一种人字形状的叠式包头,头缠丈二长的黑布绕子。而年轻妇女的头饰打扮要分三层底为黄色或蓝色,二层用花毛巾,三层为青包布。傈僳族妇女不论老少,都喜爱戴银耳环,手戴镯子,年轻妇女则显示自己年青漂亮,再配戴一些贝壳、银币等装饰品,有的还成串挂于胸前,妇女下身着用火草或白布、青布加工制作的百格裙,裙长及地,走起路来人如在云中,蹲下裙散开,又如人在花中。妇女多数腰系自制的白麻布腰带,带上绣有花、叶图案。脚穿布鞋或胶鞋。这种装束使傈僳妇女行走时长裙摇曳摆动,显得购娜多姿,有一种独特的风韵,使人见之不忘。1949年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变,傈僳族人民的服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古朴风雅的服饰添进了现代风采,让傈僳族服饰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就象那开放的马樱花,散发出独特的芬芳。   

  妇女的服饰非常美观,按照各地所穿着的服饰颜色的差异,又分为白傈僳、黑傈僳、花傈僳三种。聚居在云南怒江州一带的白、黑傈僳妇女普遍右衽上衣,麻布长裙。已婚者耳戴大铜环或银饰,长可垂肩。头上以珊瑚,珠料为饰。年轻姑娘喜欢用缀有小白贝的红绒系辫,有些妇女还喜欢在胸前佩一串玛瑙、海贝或银饰,并在海贝上刻有简单的横竖纹或钻以小园孔,傈僳语称这种胸饰叫做“拉白里底”。 泸水县黑傈僳 (影印云南图片库)泸水县黑傈僳 (影印云南图片库)

  泸水县一带的黑傈僳妇女则不穿长裙,上衣右衽,腰间系一小围裙;长裤,青布包头,耳戴小珊瑚一类的饰品。永胜、德宏一带的花傈僳服饰更为鲜艳美观。妇女均喜欢在上衣及长裙上镶绣许多花边,头缠花布头巾,耳坠大铜环或银环,裙长及地,行走时摇曳摆动,显得婀娜多姿,优美迷人。

  白、黑傈僳族妇女,穿右衽上衣,麻布或黑丝绒长裙。已婚妇女戴大铜耳环,头上以珊瑚、料珠串缝为帽,胸前戴玛瑙、海贝或银币。花傈僳服饰鲜艳,妇女头戴花布头巾,耳坠大铜环或银环,穿及地的长裙。各地傈僳族男子喜用青、黑、蓝、白色布作包头,穿自织的麻布长衫或短衫和及膝的裤子。成年男子左佩砍刀,右挎弩弓和用熊皮或猴皮做成的箭包。

  傈僳族年轻姑娘喜欢用缀有小白贝的红线系辫,已婚妇女则多喜欢头戴珠帽“额勒”。“额勒”是用珊瑚、料珠、海贝、小铜珠编织而成的精美头饰。制作方法是:先选十几个直径约2厘米的白色海贝片,把它们钻出小孔,用线平穿成一个能套住后脑的圆套。海贝圈上半部分的贝片下面系上一个小铜珠,然后再将小铜珠横穿成串。这样便构成了一个以脑后海贝串、额前铜珠串为上下两边,以红白两色珊瑚、料珠串为中心的帘式、半月形珠帽,戴在头上正好能将头颅和两侧耳鬓罩住。妇女们戴上“额勒”,头顶上的片片海贝如同银月高悬在上,下面的串珠,宛如众星捧月。最下端的铜珠,嵌在前额,金光闪闪,给人一种华美、尊贵之感。这是傈僳族妇女必不可少的心爱之物。

傈僳族服饰传说

  关于傈僳族妇女的“欧勒”帽头饰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很久以前,人间遭遇干旱,饥饿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有一对失去双亲的青年男女,带着仅有的一把长刀、两升米和一只大公鸡,跋山涉水去寻找能生存的土地。他们来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安了家。姑娘为了给小伙子织一套舒适合体的衣服,跑遍群山,采来荨麻纺成麻线,终于织成了一件横纹长衫,送给了小伙子。在姑娘辛劳的日日夜夜,小伙子也在悄悄地为心上人物色着礼物。当他看到美丽的姑娘在劳动时,山风常常吹乱她的长发遮住双眼,发丝刺得姑娘的眼睛不停地流泪,便有了主意。夜里当他看见明月高悬,那么的美丽,便决定用像月亮那样洁白光滑的东西做成一顶能拢住姑娘长发的帽子。小伙子听说唐古拉山下有像月亮一样洁白的砗磲壳,人们常用它来做装饰品,于是下决心去找它。历尽艰辛,他终于得到了美丽的砗磲壳,他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打磨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磨出了一大堆又白又亮的砗磲片。小伙子从山上采回了五光十色的树果子,用姑娘搓出的麻线,把这些砗磲片和果子分别穿成串,美丽的“欧勒”帽终于完工了。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小伙子捧出它戴在心爱姑娘的头上。从此“欧勒”帽便成了傈僳族小伙子们赠送给心上人的定情物,一直流传至今。

傈僳族服饰文化

  傈僳族妇女的服饰非常美观大方。样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上着短衫,下穿裙子,裙片及脚踝,裙褶很多;另一种上穿短衫,下着裤子,裤子外面前后系小围裙。妇女的短衫傈僳语称“皮度”,短衫长及腰间,对襟,满圆平领,无钮扣,平素衣襟敞开,天冷则用手掩,或用项珠、贝、蚌等压住。有的袖口以黑布镶边,衣为白色,黑白相配,对比强烈。建国前,由于各地傈僳族所穿麻布颜色的差异,就分黑、白、花傈僳三种。黑白傈僳妇女,普遍穿右衫上衣,麻布长裙,已婚妇女耳戴大铜环,长可垂肩,头上以珊瑚、料珠为饰。年轻姑娘喜欢用缀有小白贝的红线系辫;有些妇女还喜欢在胸前佩一串玛瑙、海贝或银币,傈僳语称这种胸饰为“拉白里底”。有的在海贝上刻有简单的横竖纹或钻以小圆孔。有些贵重的胸饰可值一至二头黄牛。有些妇女不穿长裙而穿长裤,腰间系一小围裙,青布包头,耳戴小珊瑚一类的饰品。妇女均喜在上衣及长裙上镶绣花边,行走时长裙摇曳摆动,色彩翻飞,非常漂亮。女子年幼时,头顶留三个尖角发,此后逐年增多,到十五岁蓄满。头顶用羊毛织成的带子编成的斗帽,傈僳语称“吾底”,维西傈僳族妇女一般裹头帕头巾,上缀贝壳、料珠,与怒江所戴的“欧勒帽”不同。澜沧江一带傈僳族妇女在额前戴一串齐眉粒珠,别具风采。有的上衣内穿白底黑纹短装,外罩大红或深黑色坎肩,下系百褶裙,有的在裙外面再系上风格独特的刺绣围腰。百褶裙分两种,长裙拖到脚面,短裙及膝,着短裙则要裹上绑腿。 傈僳族帅小伙傈僳族帅小伙

  傈僳族男子都穿麻布长衫或短衫,裤长及膝。有的以青布包头,有的喜蓄发辫缠于脑后。头人或个别富裕之家的男子,左耳戴一串大红珊瑚,以示在社会上享有荣誉和尊严。所有成年男子都喜欢左边佩砍刀,右边挂箭包,箭包多以动物皮缝制,腰系一长带子。维西傈僳族男性有的头戴羊毛毡帽,形状有船形和圆顶宽帽糖两种。青年穿白底黑纹大襟短衣,老年穿大襟长衣,或夏着短衫、冬着长衫,中间系麻织花腰带。傈僳族男女都喜好斜挎缝制精细、刺绣精巧的“腊表”(一种挎包),喜欢系绑腿。男子外出身必背长刀和驽弓箭包。德钦县拖顶、霞若、云岭三乡的傈僳族,除施坝行政村着傈僳服饰外,均喜穿藏族服饰,从着装你根本无法分别他究竟是什么民族。在迪庆这种互着服务的现象非常多,体现了各民族互相溶合,互相吸纳其它民族的优秀成份。

文化

傈僳族民歌

  傈僳族民歌包括木刮、摆时和优叶等歌种。

  木刮,是傈僳族最重要、流传最广的民歌歌种之一,流传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傈僳族聚居区。木刮在傈僳语中原泛指所有的歌和调,后来逐渐成为叙事古歌的专称。其他属木刮类的歌、调一般冠以内容,如阿尺木刮(山羊调)、其奔木刮(三弦调)等。木刮主要用于内容严肃、气氛庄重的传统叙事长诗,并多在民族节日、集会等时间和场合歌唱。代表性歌唱内容如《创世纪》、《生产调》、《牧羊歌》、《逃婚调》等,曲调朴实、深沉,具有苍凉、古老的风格。木刮一般由中老年男子分为两方,盘腿围坐火塘边,各以男、女身份一问一答对唱。对唱时双方都由一人领唱,众人伴唱,领唱者唱一句,伴唱者和一句,吟唱中以酒助兴,边饮边歌。木刮对唱还具有竞赛的特点,若双方领唱者均为对歌能手,对歌往往持续几天几夜。以木刮对唱的傈僳族传统叙事古歌,广泛涉及民族渊源、人类繁衍、生产生活、风情习俗、恋爱婚姻、宗教信仰和民族交往等内容,生动再现了傈僳族社会历史的广阔图景,具有较高的认识和审美价值。如长篇叙事歌《逃婚调》就反映了傈僳族“指腹为婚”、“以牛为聘”的婚恋习俗,以逃婚争取自由和爱情的社会风习,杀羊招魂、打狗头发誓、泼血酒赌咒的原始信仰,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往来、相互帮助的团结精神和傈僳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生产状况等。

  “摆时”和“优叶”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最具代表性的两类傈僳族山歌。

  摆时,广泛流传于泸水县和兰坪县傈僳族地区,在平时及节日集会、庆祝丰收、男婚女嫁等喜庆的场合都有歌唱,歌词内容广泛,曲调热情奔放,宜于表露内心激情,深受傈僳族人民喜爱。摆时多为集体性的男女对唱,也可由一人作自娱性独唱。歌唱内容分为“朵我”、“辖我”两类。“朵我”主要歌唱传统叙事长诗,“辖我”则根据对歌对象即兴编唱,多以爱情、时事为主要内容。摆时代表曲目有《竹弦歌》、《忆苦歌》、《孤儿泪》等。一年一度的泸水县登更“澡塘赛歌会”是摆时对唱的隆重盛会。

  优叶,主要流传于福贡县傈僳族村寨,按歌唱内容及形式分为两类:一类由中老年人围坐火塘边一面饮酒一面对唱,主要内容是追述旧时的悲伤、苦难,曲调低沉、速度徐缓、旋律平稳;另一类曲调轻松、活泼,是青年男女传情表意的主要方式,可男女对唱,也可在同性间对唱。第一类优叶现已较少传唱,第二类优叶至今仍广为流传。优叶常见曲目有《打猎歌》、《悄悄话》、《砍柴歌》等。摆时和优叶是傈僳族口传文学艺术的杰出代表,经过历代歌手的创造,长期以来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歌唱内容,几乎涉及社会生活和民俗活动的各个方面。

  摆时和优叶同时也创造了富于民族个性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如傈傈族诗歌的句式、韵律及修辞特点主要通过这类民歌体现出来。摆时和优叶又反映着僳僳族民歌的典型音乐特色,如傈僳族民歌的多声唱法、颤音唱法及衬词运用都能在摆时和优叶中得到充分体现。

传统舞蹈

  阿迟木刮 是一种群众自娱性舞蹈,流传于以叶枝镇为中心的澜沧江上游地带,其特点是不用乐器,自始至终踏歌起舞,且跳动幅度较大,给人以舒展自如的感受。“阿尺木刮”的声音和动作,都明显模仿山羊的声音和动作,以及游牧生活中的一些琐事,集浓厚的原始性和仿古性,独特的生动性和自然性,显著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为一体,用音乐和舞蹈的形式表达了傈僳族人民热爱、向往自然的质扑情感,讲述了本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历程。整个唱曲模拟山羊叫声,悠扬婉转,曲折多变,引发人的遐想。唱词内容丰富博大,从天上唱到地下,从高山唱到河流,从大自然唱到人类社会,从远古洪荒时代唱到现今现实生活。人情世态、悲欢离合应有尽有,可谓傈僳民族的百科全书,对傈僳族文化的船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的作用。“阿迟木刮”涉猎傈僳族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婚丧嫁娶、节日喜庆、欢庆丰收、喜迎宾客等日常活动,都离不开它,从这个角度来讲,傈僳族人民在以“阿尺木刮”为媒介的与大自然的情感交流中,同时实现和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

  “阿尺木刮”主要流传在维西县叶枝、康普和巴迪一带的傈僳族聚居区,故又称“倮当木刮瓦克”或“矣乃扒哇哇器”。舞蹈的来源和形式与傈僳族群众半牧半农,特别是喜爱饲养山羊有关,是傈僳族人民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作为一个重要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民族歌舞2006年被文化部载入了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中国民族歌舞集成》之中。

  跳嘎 傈僳语叫“木瓜瓜欠”,傈僳传统舞蹈,男女老少在无伴奏领唱中围成圆圈手拉着手欢跳,大都是脚上的动作,曲调单一。常于逢年过节、喜庆丰收、结婚宴喜、起房盖屋时举行。

  三弦舞 傈傈语叫“其本儿刮欠”,傈傈族传统舞蹈。常用小三弦、葫芦笙、笛子、口弦等乐器伴奏,边伴奏边起舞,因三弦为主乐,故称“三弦舞”。傈傈族青年男女大多数都会跳、会唱,经常在篝火旁、寨子边、院场、会场内进行。

傈僳族乐器

  决篥杰 傈僳族吹口气鸣乐器。又称达提吐。流行于云南省保山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傈僳族聚居地区。管身竹制,由主、副两管并列绑扎而成。主管较粗、副管稍细,均用无节竹管制作。管长30 厘米左右,上端管口即为吹口,口内堵以斜形木塞,在管身背面木塞斜口的下方,各开一个方形发音孔。主管开有六个(前五后一)圆形按音孔,副管不开按音孔,只发一音。主、副管上、下两端用丝线捆紧,外涂黄蜡固定。演奏时,管身竖置,两手按主管按音孔,左手中指、食指分别按第一、二两孔,右手无名指、中指、食指分别按第三、四、五孔,拇指按背孔。嘴含两管吹口,气流经木塞斜口冲激发音孔下方边棱而发音。主管音列为e1、g1、a1、c2、d2、e2、g2,音域十度,可以演奏旋律。副管发和声长音g1。音色柔和悦耳,多用于独奏或为歌舞伴奏,常演奏山歌、情歌等民歌曲调和歌舞曲,是颇受傈僳族人民喜爱的气鸣乐器。青年人常吹奏自娱,乐曲有《决篥调》等。

傈僳族民间工艺

傈僳族弩弓

  弩弓 是现存的比较原始的狩猎工具,由比较坚实的木材制作而成。用牛筋作为弓弦,配以竹箭和箭囊。这种弓弩的穿透能力非常强,在5米远的距离上,能将居民楼的家庭木门射穿。竹箭是用生长在海拔2700米左右的一种有节实心竹削制而成,这种实心竹异常坚硬。过去居民用此竹削尖作为武器,据说能刺穿熊皮。过去箭头涂有猎人自制的毒药,只要射穿兽皮,野兽就会抽搐而死。近些年因禁猎,已经禁止使用。箭囊一般由兽皮制作而成,打猎能手的箭囊一般用熊皮制作,以体现猎人的勇敢和成绩。但随着旅游业的升温,弩弓却成了热销的旅游纪念商品。

  怒江州聚居着傈僳、独龙、怒、普米等少数民族。过去,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弩弓衍生为各族群众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工具。人们出门弓箭不离身,耕作之余以射弩比赛为乐,打猎或解除纠纷,都以弩弓为武器;逢年过节,人们还进行射杀鸟雀等娱乐活动。在傈僳山寨,有这样一种习俗,七八岁的男孩必须拥有一把象征勇敢智慧的弩弓,射弩也是各族同胞必须具备的本领。现在,怒江州一方面禁止群众随意捕杀野生动物,同时鼓励和引导群众把弩弓作为旅游拳头商品进行开发,因而涌现出许多弩弓制作专业户、专业村,有的专门生产弩担,有的搓制弩索,有的削制箭矢,销售弩弓已成了群众增加收入的新亮点。

风俗习惯

礼仪

  傈僳族历来有尊老爱幼的品德,青年人或晚辈,对老人或长辈,从语言到行动都有一定的规则,说话要和气,声调要低,不能大声吼叫;长者坐的上方不能随便去坐,传烟递茶先要敬长者,并用双手捧上。路上相遇时,同辈间要互相亲热打招呼,碰上老人即使不认识,也要侧身让路。傈僳族是一个敢上刀山,敢下火海的民族。同路相逢,并肩前进时,彼此分拙过宽的携带物。傈僳族还保留有原始互助的习惯,如遇婚丧娶嫁、修盖房屋,都要相互帮助。这种帮助从不计报酬,不讲价钱。对老弱孤寡和穷困者,都有进行扶助的义务。傈僳族一般出门不带口粮,不论相识与否,到哪家吃哪家,都有款待客人的美德。一般喜欢与友人或客人饮“同心酒”。傈僳族认为拒绝帮助的人,就是等于断绝别人对自已的帮助,结果自已会孤立无援。对远村遥寨相隔数年后会面的友人,从语言、行动都有一定的习惯规则,如与他(她)讲话,要格外热情,声调要低,递送茶、酒、烟和饭,要用双手恭敬地端递;闲住期间,要杀猪鸡款待;友人起身回家时,主人要带领全家相送。

食俗

饮酒习俗

  傈僳族饮水酒,度低味醇,家家户户都会酿酒。每当遇到大小喜事都拿出自酿的杵酒、布汁酒开怀畅饮,最有特色的是宾主齐饮“同心酒”。傈僳族人喝“同心酒”的场面非常热烈,只要主人信得过你,就不管你是男还是女、辈份是不是相同,也不分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会斟上一大碗端到你的前面。那种酒不醉人情醉的气氛,即便你过去滴酒不沾,也不忍辜负主人的诚意,毫不犹豫地伸出手,脸贴着脸,张开嘴很爽快地把碗里的酒喝下去。

  怒族生孩子喝“喜酒”。怒族人很看重妇女生孩子,他们认为这是本民族得以延续和家族兴旺的保证。 因此,在他们的生育习俗中,常用酒和蜂蜜招待客人,孩子降生后,已得知喜讯的亲朋好友会带鸡、米、小猪、酒等礼物,来到产妇家道喜。主人家要准备酒菜招待前来的宾客,称为喝“喜酒”。在喜酒宴上有的吟唱古老的《创世歌》,有的讲述传说故事,用各种方式来祝贺小生灵的诞生。喝喜酒最隆重的仪式是请一位寨中声望最高的老人给婴儿洗脸,一边擦洗一边唱念祝福辞。

饮茶习俗

  茶有解渴生津、提神醒脑,制作简单、待客方便的优点。居住在怒江地区的少数民族都喜欢喝茶,茶也是招待客人最常用的饮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不仅有冲茶、泡茶、煮茶,还有各种特色的打油茶,打各类油茶在各地不尽相同,但基本的原料加工程序是大同小异。傈僳族“腊加索”(即打茶)制作加工的方法是:先把砖茶适量放入锅里,将泉水煮沸,滤出茶水,把已经捣碎的核桃仁、花生、麻籽和调匀的鸡蛋及适量的盐、油等放进木筒中搅拌、揭击,让茶与配料融为一体,就可倒出饮用。怒族人打茶时最不能少的是漆油,放进茶水的配料很少用鸡蛋,而是加些芸麻等香料,因此,当地人把这样打出来的茶叫“漆油茶”。打茶除了具有口感好、味香宜人之外,还具有很好的营养价值。过去,只有少数富裕人家才有条件喝,现在,打茶已经是十分平常的事,家家户户都有打茶的工具,经常备用打茶的原料。特别是当外客登门时,是一定要用这香味喷鼻的茶来款待的。怒族人认为,如果不能让客人喝上漆油茶,是没有礼貌、丢面子的事。到傈僳族、怒族家里做客,不喝几碗打出来的茶,是无法领略这里的民俗民情的。普米族习惯每日早、中、晚三次定时饮茶,每天必不可少,常饮用的有酥油茶、化油茶、盐茶和龙茶中加糖并放入米花(也叫米花茶)。

  五味茶 云南民间有句俚语说,“进了傈僳门,茶酒敬客人,千杯不会醉,越喝越精神”。原来他们饮的茶和酒,是经过特殊加工的五味茶和酒。在配制过程中,人们利用某些化学物质互相化解的原理添加辅料;并将茶、酒一起敬客,让对方品口茶又吸口酒,茶酒同饮,这样便可解醉,故有“千杯不会醉”之说。五味茶,是将茶叶装进专门用来烤茶的陶罐中,在微火上转来转去慢慢烤黄、烤香,然后逐步注入已沸的开水,在微火上煎煨。待茶香四溢时,按配比将姜丝、核桃仁茸、花椒粒、葛根片、火煅后的食盐和蜂蜜放进陶罐中同煎片刻,便可泌汁入杯品饮。茶水入口,茶香四溢,香、麻、咸、辛、甜“分层”留“痕”舌尖,使人顿觉神清气爽,浑身轻松。据传,常喝五味茶,能让人鹤发童颜,延年益寿;还有防治感冒和降血压的药效。

风味食品

  土沙锅煮包谷稀饭,燕麦炒面,怒族手抓饭、火腿炖焖饭,烧洋芋,烤乳猪,炸包谷花,灶灰炮豆,石板烙粑粑,烧蜂蛹、碧乃金炒鸡,清煮小猪肉,烤江鱼,簸箕肉拌饭,黄焖鹿子肉,清炖熊掌,,猪脚炖白云豆,木瓜煮江鱼,蛇配童子鸡,琵琶肉,老窝火腿片,核桃沾蜂蜜,油炸蜂儿,贝母拌蜂蜜,凉拌生野菜、 “咕嘟饭和烧鸡粥”、“石板客蛋和七窑酿酒”、“夹馅荞饼和夏热阿”、“阿楼两杯和上菜舞”、“、情真意切的“迎宾宴”等。

  野生食品 雪茶、雪莲、松茸、羊肚菌、竹荪、黄木耳、黑鸡枞、白参、黑木耳、董棕粉等。

  风味饮品 独龙古茶、碧乃金茶、生饮蛇胆酒、鹿心血、“侠辣和巩辣”、杵酒、布汁酒、普米黄酒、“宾主齐饮同心酒”等。

节日

阔时节

  阔时节,是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新年。以前,傈僳族过节的日子以对物候的观察来决定,各村寨过节的时间各不相同,一般在农历十二月初五到第二年正月初十这段时间内,前后约有一个月。这期间正是樱桃花开的季节,所以每年樱桃花开时就是傈僳族过年的日子。1990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自治条例》颁布实施后,把每年的12月20日定为傈僳族“阔时节”的法定节日。此后政府每年都为傈僳族同胞举办庆祝活动。

  傈僳族在云南省怒江流域分布最为集中,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中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当地的傈僳族群众过春节,家家都要舂籼米粑和糯玉米粑,酿制香醇的水酒。为祈求来年的丰收和幸福,每家都要把第一舂的籼米粑放一点在桃树、梨树上。除夕这天,不能到别人家吃饭,否则就会像月亮一样消失。所以当天晚上,每个家庭成员都不能在外边,全家老小要聚集在一块吃团年饭。在傈僳族、怒族的古老传说中,是狗给人间带回来谷种,傈僳族在新年祭祀时还要把一碗饭、一块籼米粑、一块肉先祭祀狗,表示对狗的回敬。

  各地傈僳族过“阔时节”各不相同,就是怒江州内各地也不一样。福贡、碧江的傈僳族过“阔时节”,从年节第一天到第十二天,表示一年有十二个月。过年期间全家都休息,每人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庆祝节日。村中架起秋千架、跳高架,开展打秋千、跳高等体育竞赛。男青年怀抱琵琶,邀请姑娘到野外唱歌跳舞;或到怒江边的沙滩上进行“江沙埋人”的游戏和划竹筏竞赛。老人则喝酒“唱调子”,唱累了,喝一碗水酒,休息一会儿,接着再唱,一连唱几天几夜。年节的第七天是妇女休息日,这天妇女不背水不做饭;第九天是男子休息日,这天男子既不背水也不做饭,不上山打猎。这种女七男九轮回相冲的习俗,是傈僳族代代相传的古老风俗。

  在过“阔时节”期间,泸水县的傈僳族有“春浴”的习惯。凡是有温泉的地方,都是他们欢聚沐浴的场所,自治州首府六库附近的“峡谷十六汤”,也为“春浴”提供了绝佳的场所。六库附近的登更澡堂、麻布澡堂的“澡堂会”,至今有好几百年的历史。“阔时节”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后,傈僳族全家人一起带上行李,准备好食物,到温泉附近搭起竹棚,吃住在温泉边,洗温泉澡。为了洗温泉,有的人家要走上百里山路。附近几十里、上百里的歌手都要聚集到这里,分成男女两组,对歌赛歌,或翩翩起舞。饿了,就吃自己带来的美酒佳肴;累了,就到临时搭起的帐篷中休息。吃饱了,睡足了,再尽情地唱歌跳舞。同时,还举行打秋千、射弩、文艺演出,男女青年通过各种活动交流感情,选择伴侣。

  云南保山地区腾冲县的傈僳族,还会举行“上刀山、下火海”表演。他们选择72把钢刀,先试一试是否锋利,不锋利的不要。然后把钢刀牢牢拴在两棵杆子上,扎成一把“刀梯”,树立在一块平地上固定好。赤脚的傈僳族汉子,脚踏钢刀,一步一步爬上刀梯顶端,在上面表演各种动作,把杆顶插着的红旗掷向四方。然后又一步一步下来,两脚毫发无损。晚上,他们在地上堆出一片烧得通红的木炭,赤着脚从熊熊炭火上不紧不慢地走过去。看傈僳族“上刀山、下火海”,不仅感到心惊肉跳,而且深深为他们的勇敢折服。

刀杆节

  刀杆节,是傈僳族的节日,傈僳语叫“阿堂得”,意思是“爬刀节”,它是居住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境内的傈僳族以及彝族的传统节日,节期是每年正月十五日。已有数百年历史。相传明代外族入侵云南边疆,朝廷派兵部尚书王骧带兵御敌,逐敌后在回京途中,于二月初八不幸被奸臣害死。为了纪念他,傈僳族决定将二月初八作为“刀杆节”。节日这一天,人们要举行上刀山、下火海的活动,几名“香通”(刀杆表演者)裸露上身,光着脚板,在火炭上来回打跳,并模仿各种禽兽的动作,直至火堆熄灭。然后几名傈僳族男子爬上高约20米,插有36把长刀的粗木木杆,到顶端后,将小旗掷向四方,并点燃鞭炮。

  “上刀山,下火海”是刀杆节中主要的习俗表演活动,它再现了山地民族翻山越岭的生活经历及攀藤负葛的艰苦卓绝精神,同时也是一种民间传统习俗活动。关于刀杆节的来历有这样的传说:明代兵部尚书王骥受朝廷派遣,率兵马到云南边陲傈僳族居住地区部署军民联防,平息叛逆,收复被侵占的土地,在当地百姓的配合下,赶走了入侵的敌人。为了使边境民富兵强,他带领傈僳青年习武练勇。后来皇帝听信谗言,毒死王骥。傈僳人民即以过“刀杆节”的方式纪念这位爱国将领。

  “上刀山,下火海”包括点花、点刀、耍刀、迎花、设坛、祭刀杆、竖杆、祭龙、上刀、折刀、下火海等步骤,其间有一套严格的仪式。上刀山和下火海是仪式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环节。上刀山是将36把利刀捆扎于四五丈高的栗树杆上,每把刀相距尺许,刀刃全部朝上,表演者赤脚踏着锋利的钢刀,逐级爬至刀杆顶端,依次进行开天门、挂红、撒谷等表演。下火海是表演者下刀杆后又踏入通红炽热的炭火中,表演绝技。现在节日中,原始信仰的内容已被展现健康新颖的唱词和丰富的手上舞蹈动作的“跳嘎”所取代,具有了更广泛的群众性。刀杆节是傈僳族人民自然崇拜的产物,更是傈僳族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艰险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火把节

  火把节是德宏傈僳族的传统节日,时间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傈僳族过火把节别有一番情趣,节日这天,寨子里热热闹闹,人们喜笑颜开穿上节日盛装,全家团圆,杀猪宰羊,谈天说地,论古道今,美美地喝着水酒,唱歌跳舞,人人讲团结、家家户户互相祝福。这天,待到倦鸟归林、夕阳衔山时,人们点起火把从屋里到屋外,从院内到院外熏烧灾虫。火把左右摆动,上下舞动。老年人边舞动火把边念叨:“烧死跳蚤、烧死老鼠、烧死魔鬼、烧死一切害人虫!……”然后,老人又拿着火把去照果树,念道:“开花吧!结果吧!让人们收获吧!”众人同呼:“开花吧!结果吧!花果满山,粮食满仓!”入夜,火塘通明,人们欢欢乐乐跳起芦笙舞、三弦舞。亲亲热热手拉手举行跳戛、唱民间叙事长诗《火把节调》。这个调子也称“半年生产调”,其内容是总结半年生产经验的。这时春播夏收的作物,如荞子、洋芋等等已成熟收进了家。人们唱丰收鼓干劲,翩翩起舞,通宵达旦。

新米节

  新米节,又叫“收获节”,是傈僳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每年农历九至十月,当稻谷、玉米成熟收获季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以举行收获节活动方式,品尝刚收获的粮食并煮酒杀牲聚众活动来庆祝一年辛劳的收获。在聚众活动中,寨中无论男女老少,都要自带酒、肉和米饭聚集在村寨中央的晒场、草坪或者附近的田地中,人们燃起篝火,边聊天边饮酒尝新。老人围着熊熊的火塘过讲述远古的祖先历史故事,男女青年三五成群欢歌笑语,弹着琵琶歌唱丰收,往往通宵狂欢,尽兴方散,这种活动往往延续十几天,因而,傈僳族习惯上称九至十月为“醉酒月”。

情人节

  情人节,是傈僳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每年农历正月初四,傈僳族男女青年都汇集在怒江沙滩上,举行“沙滩埋情人”仪式。在沙滩地上挖一个坑,在伙伴的帮忙下她将意中人下身置入坑中掩埋,被埋者虽然大声呼喊挣扎,请求旁人帮助解脱,但无济于事,只好闭着眼睛,任她和伙伴将沙子撒在自己的身上。此时,她和伙伴还装出非常悲伤的样子,痛哭流涕地唱、跳丧葬歌舞。取闹嬉笑够后才将意中人从坑中扶起来,尔后与他缔结美满姻缘。“沙滩埋情人”不仅为了取闹,还有将意中人身上的“死神”埋去,使他长命百岁、吉祥安康之意。傈僳族男女青年以“沙滩埋情人”进行自由恋爱、狂欢,成为一双双热恋的情人。因此人们称其活动为“情人节”。

春浴节

  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生活在云南怒江峡谷的傈僳族群众,都要到有温泉的地方去洗浴。据说,这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农历正月,人们去洗“春浴”时,个个穿上节日盛装。小伙子姑娘们更是打扮得漂漂亮亮。他们一大早就带上干粮菜肴,背上行李,到野外食宿。他们把“春浴”看作是一种文明、卫生、圣洁的行为。因此,连久居山寨的老人也不顾年老体弱、道路崎岖,让儿孙们搀扶前往。洗浴的人们,十分讲究文明礼貌,男女之间彼此尊重。通常是长辈先洗,青年后洗。男的洗浴时,妇女们相约去备饭菜;妇女洗浴时,小伙们又背上背篓,钻进深山密林去拾柴打猎。

  参加“春浴”的人们,一般在离温泉半里左右的地方搭起竹棚或找岩洞歇宿。他们在温泉都要住上三、五天,每天洗浴七、八次。据说,经过这样反复洗浴,就能消除疾病、增进健康,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新的一年的劳动生产中。每年春节,傈僳族男女老幼都要聚集到泸水十六汤温泉洗浴,永圣洁的温泉水洗去污秽,迎来吉祥。在这里,人们通宵达旦赛歌,年轻人则交友订终身。

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由于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相对汉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另外,还有未被确定的民族成份的人口,共73.4万多人。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在55个少数民族中:
  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有18个民族,他们是: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等族。其中壮族人口最多,为1600多万人。
  人口在百万人以下10万人以上的有15个民族,他们是:傈僳族佤族畲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仡佬族锡伯族等族。
  人口在10万人以下1万人以上的有15个少数民族,他们是: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基诺族等族。
  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有7个民族,他们是:门巴族鄂伦春族独龙族塔塔尔族赫哲族高山族珞巴族(按实地普查区域的人数计算)等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