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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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时代汉语拼音:Chuanshuo Shidai;英语:Legend Ara),没有成文记载,历史传承靠口耳相传的时代。司马迁作《史记》,已经对某些中国古代传说的可信程度有所质疑,因而这个时代又称为“传疑时代”。

  在中华大地,发现了距今数百万年到数十万年、数万年的古人类遗骸,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古文化遗存,其下限大抵在公元前21世纪夏代开始以前,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皆属于传说时代。就古史传说而言,大抵相当于三皇五帝时代,当然再早,还有关于天地开辟和人类起源的传说。中国的夏、商王朝曾被认为属于传说时代,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史记》所载商王世系,从而也为夏王世系有相当的可信性提供佐证,因而夏代以前为传说时代下限,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保存中国古史传说的古代文献,据今所见较早的是《诗》和《书》中属于西周的一些篇章(包括西周加工的夏商文献遗篇)及《易》的卦爻辞。还有《天问》,这是一篇内容截至春秋末年的神话史诗。全文以369句提了178个问题,其中涉及天地开辟、洪水传说、大地情状、夏商周的古史传说、古史逸闻和吴楚史事传说等。春秋到战国前期的主要文献《国语》、《左传》和战国时的《山海经》,汇集了流传到当时的很多古代神话传说,还包括许多传说人物的世系。战国中后期,诸子百家为宣扬自己学说,竞相称说古史。儒、墨、道、法、兵、杂各家及纵横辩士、诗赋家,都多少不等谈到古史人物。

  如儒、墨推崇尧、舜、禹的“二帝三王”历史系统,盛称尧舜。到战国后期又有“五帝三王”的历史系统。道、法、兵家等著作中更收集了众多古帝名。《管子》说有“七十九代之君”。《封禅》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庄子》列举一个十二人古帝系统:容成大庭伯皇中央栗陆骊畜轩辕赫胥尊卢祝融伏羲神农。《六韬》列举柏皇栗陆黎连轩辕共工宗卢祝融庸成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阴康无怀,共十五氏,此外《逸周书》列古帝二十六氏,其名多稀见;《吕氏春秋》汇集众说,保存了不同古帝说法;《楚辞》基本属于南方系统的神话传说,但很多传说人物同于中原,可见当时南北各族融合程度之深,已确认同出于华夏共同祖先。纷纭众说的古帝,其中虽不能排除有后人造作的可能,却也保存下某些古史传说和古代的史影。

  战国末期,随着地区、民族的大融合,反映在古史传说的整理方面,出现了一篇《帝系》,把所有主要神话人物和古代各族祖先都加以历史化,编排成一个统一的有血缘关系的古史世系。这一世系体现了当时要求大一统的客观需要和统一的华夏族的形成。

  汉代对古史传说的整理,融入当时的思想观念,也采撷更多的神话传说。如《春秋繁露》提出三统说,谓古帝世代依黑、白、赤三统递嬗,本代和上二代为“三王”,三王前为“五帝”,五帝前为“九皇”。除以三统循环外,还配以“夏、商、质、文”四法,十二代始完成一次大循环,这比邹衍“五德终始”说更加复杂。《淮南子》及《论衡》、《说文解字》、《风俗通义》等书都记有女娲补天、化万物、造人类的故事(故事雏形已见于《山海经》,汉代始定为女娲),还有女娲和伏羲兄妹为夫妇诞育人类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见于汉代石刻和绢画。

  《汉书·律历志》所载《世经》,有一中国古史最完备的按五德相生顺序编排的帝王系统:太昊庖牺氏共工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挚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伯禹夏后氏商汤周文王武王秦伯汉高祖皇帝。这一系统从此为封建帝统一脉相承,自魏、晋至于清代一直遵奉不违。其中自伯禹以上皆属传说时期。汉代纬书又提出历史上的“三皇”说;古史有十纪(为九头纪至疏仡纪)说。汉末三国时,徐整《三王历纪》提出盘古说,成为所有古史传说前最古的天地开辟的神话。形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完整传说时代的古史系统。

  关于对传说时代的认识,从司马迁以后,唐宋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对近世学者探索古代传说时期深有影响的说法,如唐刘知幾的《史通》对许多古事提出质疑,宋刘恕以至清人崔述,都对三皇五帝、十纪之说加以辨析。近世,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把三皇五帝称为由“上古神话”构成的“传疑时代”,认为一律不足信。顾颉刚也认为古史传说固然大半由于时代发展而产生自然演变,但确实有许多是后人出于政治需要而有意伪造的,从而开始了古籍辨伪的工作,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西周所知最早的神是禹,以后层累地递增尧、舜、黄帝、神农、伏羲、天皇、地皇、泰皇于前,至三国又有了盘古。对战国末期整理编定的那套古帝世系,是把各国祖先神灵“横的系统”改成“纵的系统”,“地图变成年表”,编为黄帝一系子孙,于是原来各不相干的各族传说的祖先群神,汇集而成统一的古史体系。并在《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1921年)中提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订,便使根据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所以“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代,精密地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并且编辑出版了《古史辨》,汇集不同意见,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思考。

  在一些学者致力于打破三皇五帝“伪古史”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在探索用多重证据法,借助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成果重建传说时代的历史。如王国维作《古史新证》,认为由于有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不仅印证了“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因此“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又如郑振铎作《汤祷篇》,尝试用民族学材料复原汤“以己为牲,祷于桑林”的历史画面,为理解古史传说开启思路。此外如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蒙文通《古史甄微》、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都根据民族分布地域不同来区分古史传说的几个大系统。虽然对各系统的命名不同,但都注意到古代中原河洛地区、东方海岱地区、南方江汉地区诸古族的异同,以及在交互关系中构成古史的进展。还有郭沫若于1929年所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1933年所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周谷城1940年所撰《中国政治史》、范文澜1941年所撰《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1943年所撰《中国史论集》,以及后来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等都是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吸收民族学、考古学研究成果,稽考传说时代社会发展递嬗增益演变之迹而进行的有益探索。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更多的原始社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面世。由于很多当代原始民族的调查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为使用多重证据法复原古代社会提供了方便。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甲骨金文、简帛文字等出土文献的发现、整理、研究成果卓著,使得对传世文献的认识和“辨伪”有了更多的依据或实证。随着文明起源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不仅有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史前考古更有了很多新的发现,研究方面还配备新的科技手段、开展了多学科的合作,环境考古、聚落考古等都取得了很多新成果,加深了对古代社会的科学认识。在此基础上,对传说时代的研究得以摆脱三皇五帝是否实有其人的争论,探讨传说背后真实历史的影子,通过多学科协作的综合研究复原古史传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