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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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尔泰(1694~1778)(汉语拼音:Fu er tai;英语:François-Marie Arouet),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

生平和著述

  伏尔泰原名F.M.阿鲁埃,1694年11月21日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伏尔泰在求学时期受到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P.贝勒反对宗教狂热著作的影响,中学毕业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发表揭露宫廷腐败和教会专横的讽刺诗,于1717年和1725年两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并从1726年起被迫流亡英国。在英国,伏尔泰努力学习英国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成为I.牛顿和J.洛克的信徒。他热情支持百科全书派的启蒙运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由开明的君主执政,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批判天主教会的黑暗和腐朽。

  伏尔泰于1729年回到法国,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他在1730~1732年,连续发表了悲剧《布鲁杜斯》、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对宗教偏执和封建专制主义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1734年伏尔泰发表了《哲学通信》,全面论述了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这一重要著作出版后,立即遭到查禁,伏尔泰被迫逃亡到洛兰省边境的西雷城堡。在那里,伏尔泰住了15年,完成了大量著述。主要哲学专著有:《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等。1750年,伏尔泰应弗里德里希二世之邀,怀着劝说这位普鲁士王推行开明政治的幻想来到柏林,在德国逗留了四、五年。这期间他出版了重要史学专著《路易十四朝纪事》,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实行开明君主制度的政治主张。但是,当伏尔泰终于认识到自己被这位伪善的专制君主欺骗和利用以后,便于1755年不辞而别,到法国和瑞士边境一个偏僻地方凡尔那购置地产定居下来。从此,伏尔泰开始了反封建战斗生活的新阶段。他加强了与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联系,热情支持百科全书派的D.狄德罗等新一代启蒙学者,利用各种斗争形式抨击宗教狂热和封建王朝的罪行,推动了为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这一时期他除继续创作一系列戏剧作品外,还完成了历史著作《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议会史》,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等。

  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伏尔泰的声望愈来愈高。1778年为出席他的悲剧《伊雷娜》的首次公演而重返巴黎,受到人民群众盛大欢迎,最终确立了他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同年5月30日逝世。

哲学思想

  伏尔泰所坚持的哲学观点,是自然神论形态的唯物主义。这种哲学的基本内容,是从洛克那里接受的经验论,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承认外物作用于感官所产生的经验是认识的来源。伏尔泰虽然对于洛克的学说没有多少推进,但是他在克服洛克“内省经验”的唯物主义不彻底性的同时,却发挥了这个学说的战斗性。一方面,他批判了G.W.莱布尼茨为宗教神学张目的“前定和谐”论和R.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又反对G.巴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主观唯心论。另一方面,他从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否定了宗教神学关于灵魂不灭并可脱离肉体而存在的教义。他在接受牛顿关于自然界都受引力定律统一支配时,没有陷入宿命论,反而批评宿命论和绝对机械决定论,从而为政治上争取个人自由确立了理论根据。根据这种哲学观点,伏尔泰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教会的黑暗和反动。

  伏尔泰认为宗教迷误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主要敌人,一切社会罪恶都源于教会散布的蒙昧主义,是它造成了社会上普遍的愚昧和宗教狂热。虽然他没有真正弄清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只是比较肤浅地把宗教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无知和僧侣的欺骗,但是他从人类理性和历史事实两个方面对宗教教义的荒诞不经和教权主义罪恶的揭露和批判还是相当深刻的。他指出,基督耶稣不过是一个凡人,《圣经》不过是一些荒诞透顶的神话故事,而一部教会史就是充满迫害、抢劫、谋杀的罪恶史。因而,他针对教会提出了著名的战斗口号:“打倒丑类”,在团结反宗教力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伏尔泰的主要活动时期,封建势力很强大,法国资产阶级处于相对劣势,这决定了他的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在哲学上,他始终没有摆脱神,还没有达到公开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在历史观方面,他宣传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以救世主自居,蔑视群众,没有摆脱历史唯心论;在政治方面,他在揭露封建专制制度时,对共和思想持暧昧态度,长期幻想依靠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文学成就

  伏尔泰的文学观点和趣味,基本上承袭了17世纪古典主义的余风,主要表现在诗歌和悲剧创作上。伏尔泰文学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哲理小说。这是他开创的一种新体裁,用戏谑的笔调讲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影射和讽刺现实,阐明深刻的哲理。在《查第格或命运》中,伏尔泰借助查第格的不幸遭遇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又以查第格的命运展示人类经历的各种苦难最终会得到报偿。在《老实人或乐观主义》中,老实人及其意中人和他的老师在遭遇一系列无妄之灾后,终于认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完善,唯有“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烦闷、纵欲和饥寒三大害处”。小说还写了一个政治清明、黄金遍地的奇异国土,寄托了伏尔泰的政治理想。伏尔泰写了50多部剧本,其中大部分是悲剧。伏尔泰推崇中国文明。根据元人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的法译本,他写了一部悲剧《中国孤儿》。他把故事挪到成吉思汗时代,写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德行,最终感动了中国少数民族的领袖成吉思汗,使他制止屠杀,成为贤明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