仵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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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仵墉(1870~1947)字崇如。陕西蒲城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清末及民国年间,历任直隶(今河北)省乐亭、祁州(今安国)、安州(今安新)、沧州(今沧县)、滦州(今滦县)、临榆(今属秦皇岛市)、长垣(今属河南省)、昌黎、饶阳、赵县、霸县等县知县(知州)、知事、县长达28年之久。他经常只身着布衣下乡,私访调查,审清了许多案件,平反了不少冤狱,很受当地民众拥戴。一次,他又只身化装下乡私访。天黑后,发现有人紧紧跟踪,便停步询问。跟踪者是当地的一位农民,回答说:“我认识知县大人。知县大人为我们百姓办事,黑夜单身下乡,怕不安全,我特来保护你老人家。”

  清末至民国初年,天灾频繁,民不聊生。仵在沧州任知州时,遇到大水灾,田禾被淹没,农民无力缴纳田赋。而秋后上司催索,急如星火。他卖掉在京城的房产,给百姓垫出田赋。1929年蒲城大旱,仵闻知后,以薪俸500元兑回,赈济故乡饥民。为表达感激之情,民众在他的家乡贤坡村立了“德行碑”。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向华北步步进逼,县中官绅逃匿一空,而仵却坚守危城不走。张学良问他为什么?他答道:“县长有守土卫民之责,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而置全城百姓死活于不顾。”张深受感动,推荐他担任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

  随着时局日趋恶化,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因在前方督师,国民政府于1933年4月12日令仵墉暂行代理察哈尔省主席。他曾写信回家,说自己决心效法汉马援以“马革裹尸”还家。然,此时自东北和热河败退下来的军队、机关及逃难的难民拥入察省者不下数十万人;冯玉祥等正在筹组抗日同盟军,又有大批军队、学兵由冀晋入察,使察省军需民用物品十分紧张;加上日军即将由热河西进,察省上下人心惶惶,地方秩序难以驾驭。仵曾以电报向北平军分会请示办法,不得要领后即亲赴北平请示(参见高树勋、张允荣、邓哲熙:《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15页)。后留平未归,担任北平市政府参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仵辞去参事职务,闭门家居,立志以身殉国,决不作汉奸败类。有人多次登门请他到伪满做官,他不为富贵所诱,不为威武所屈,严词拒绝,后称病住进医院,避免汉奸的骚扰。日本侵略者进入北平强占了他在钱粮胡同的住宅,他嘱咐家人搬入西城陋巷僻静处租房居住。这期间,他还和友人尚节之、贾佩卿、陈紫伦等结社,组成龙亭会,每逢周六到北海龙亭聚会,吟诗填词,抒发沦亡之恨和爱国之情。后聚会地点为汉奸察觉,又移到他自己的家里。

  仵墉恪守民族气节,教育子女不给日本人做事,不入日本人办的学校读书。此时,他已将全家衣物典卖一空,生活仍困难到每天只能喝两顿玉米粥糊口的地步。他的儿子忧愤成疾,49岁贫困病死。他悲痛已极,但仍老泪纵横地告诫家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可全家饿死,决不受日伪一粟一缕!”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未使他愁眉舒展。生活贫困交加,更加上老年丧子,以至悲痛失明。其胞弟闻讯,寄去路费,劝他回乡。但其弟亦一贫苦农民,寄去的钱不足川资,他又将自己的寿枋卖掉,才凑够买三张飞机票的钱,由其女道洁、孙祖炎护送,于1946年冬回到蒲城贤坡村,行箧萧条,两袖清风,仅有“万民衣”、“万民伞”各一件。他吟诗述怀:“万里荆棘险,三冬冰雪寒。七十八岁叟,居然得生还。弟侄初相见,喜笑杂悲欢。抆泪相问讯,一路尚平安。此喜胜登科,此乐胜迁官。此身得死所,此心得大宽。”原想回归故里聚家团圆,不料其胞弟于1947年春病逝。他悲痛成疾,亦于同年夏病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