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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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汉语拼音:Zhongwen;英文:Chinese),顾名思义,就是中国语言文字,有时候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中文”和“汉语”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文不仅是指口讲、耳听的语言,还包括阅读和书写的内容。“中文”与“汉语”两个概念的差异问题,一直以来,被人们忽略着。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除了一些较小的少数民族,他们始终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以外,藏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一些较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而这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语言文字,都属“中文”范畴。因此,“中文”并不恒等于“汉语”,或者说“中文”并不一定就是“汉语”。把“汉语”称做“中文”,用“中文”来代替“汉语”,严格说来,是欠准确的。

  中文是相对于外国文字的一种叫法,一般特指汉字,即汉语的文字表达形式。但有时广义的概念也有所扩展,即既包括书写体系,也包括发音体系。

关于“中文”的研究

  1822年马礼逊编辑第一部英汉词典,其《英吉利国字语小引》谓“英文有二十六字母……”,周振鹤教授认为这是“英文”一词最早出处。马礼逊译English language为“英吉利国话”,译Chinese language为“中国的话”“汉话”,当时“英语”、“汉语”二词尚未发明。1855年何紫庭序《华英通语》:“吾友子卿……恒虑华言英语,不异北辙南辕”,才有“英语”一词,至1862年唐廷枢出版《英语集全》,俨然已是正式术语(《“英语”与“英文”的首创权》)。

  周君推测马礼逊造“英文”一词是从称满文为“清文”获得灵感,40年代周作人也说“汉文”乃与“满文”对待而生,“至于汉字则是新名词”(《十堂笔谈》)。其实“汉文”很早就有,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记集》谈到佛经翻译时说,“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但这里的“汉”指“汉朝”。与佛经翻译相关的还有“汉言”、“秦语”、“秦言”、“晋言”、“唐言”,分别指汉朝、后秦、晋与唐朝的言语。北朝鲜卑统治者称北方居民为“汉人”、“汉儿”,语言为“汉语”,始有民族和民族语言之义,但也不等于今天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汉语”(说见李一氓《试释汉族》)。1998年韩国发现的元代古本《老乞大》所谓“汉儿言语”,指蒙元时汉蒙混合语,明朝以后逐渐消失。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汉字”和“英语”“英文”一样都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并得力于晚清民族主义意识勃兴,周作人讲的不错,但他未指出现代意义上“汉文”“汉字”“汉语”三词的具体由来。我见闻狭窄,不知有无这方面的系统考证。

  像汉语、中文、汉字(解放前一度定名为“国字”)、国语、国文、普通话、华语、华文这些常用概念的源流异同,国内不讲究无甚大碍,但在好像要“拿来”“送去”并行的今天,“送去”的对象难免疑惑,猝然问起,肩负“送去”使命的人要给出满意解答,殆非易事。

  目前“对外汉语专业”因“全球汉语热”而走红,“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汉办”)声名远播,“送去”的是“汉语”,英文为Chinese或Chinese Language,这都没问题。但Chinese或Chinese Language何以不叫“中国话”而叫“汉语”(比如赵元任说他的A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文名应该是《中国话的文法》,吕叔湘却坚持译为《汉语口语语法》)?落实到文字为何叫“中文”而非“汉文”?国内大多数“中文系”的全称为何叫“中国语言文学系”或“汉语言文学系”?外派的究竟是“汉语教师”还是“中文教师”?前者只教外国人说中国话而后者专教他们写中文吗?“国语”“国文”只是台湾地区共同语和书面语吗?为何钱玄同黎锦熙罗常培等认为“国语运动”从清初刘继庄就开始了,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不提当时民国?今日之“华”并非只是过去“华夏”、“华族”、“华夷”之“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共和国”也有一个“华”字,外人对中国的某些行为仍被称为“来华”、“访华”、“侵华”、“援华”,而“排华”、“反华”、“亲华”之“华”,既指本土中国,也包括海外华人。既如此,华语、华文是否只用来称呼海外华人的语言文字和文学?“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的主体不是既有“老华侨”也有“新移民”吗?周有光先生说“‘国语’和‘普通话’这两个名词原来都是‘通名’,不是‘专名’……只有‘华语’这个名称有‘专指性’,一听就知道专指‘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可以跟‘英语’、‘法语’、‘日语’等名词并立使用。把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定名为‘华语’,似乎比较合适”(《关于“大众普通话”问题》)。他还预言“全世界华人可能在21世纪之末普及华夏共同语华语”(《21世纪的花语和华文》)。这个说法的可接受性究竟怎样?

  2000年版《辞海》“普通话”定义中说:“近几百年来,由于白话文学和‘官话’的传播,其(按指普通话)规范逐渐明确,影响日益扩大……建国后,普通话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发展。”似乎暗示普通话早于“官话”和“白话文学”,何时得名,何时开始推广,也很含糊。“普通话”最早可能见于1902年吴汝纶与日本人的一次谈话,1904留日学生“演说联系会”简章也有该词,1906年朱文熊《江苏新字母》称“各省通行之话”为“普通话”,这都可能从日语“标准语”而来,30年代瞿秋白也说过“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但直到1955年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同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次年2月6日周恩来发布《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才有正式定义和开始推广的确切时间。写入宪法,则是1982年。这些《辞海》不交代,易生误解。

  “普通话”尚且如此,上述名称普通内容未必普通的概念更可想而知。40年代吕叔湘先生有感于“国语”“国文”两词辨析不易,说“名词的繁杂,和涵义的分歧,是很不幸的事情……希望慢慢的能澄清起来”(《文言和白话》)。现在看来他当年的愿望并未完全实现。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今天“正名”之事或许还不至于“必”,但依据历史脉络来“释名”,无论推广常识还是解决积累下来的学术难题,倒是值得认真对待。倘有相对公认的结论,印成小册子,“送去”之时,也就有备无患了。(资料来源:《文汇报》2010年7月13日,作者:郜元宝 )

最早的汉字(中文):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商朝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后把占卜时间、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不过具体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详略的差异,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辞最为完整,同时也是现存数量最多的时期。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殷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记录,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成熟的文字。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甲骨文的发现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这有必要先从发生在一个名字叫李成的农民身上说起。这个愚昧的农民对甲骨文的发现有着一段典型的、可笑 的、荒诞而又充满文化悲怆感的传说。他是河南省洹河畔安阳县小屯村人。李成是为了赚钱第一个把“甲骨文”作为药材运到城里、传送出去的人,但也是在他手里,毁掉了难以计数的甲骨文字。功耶?罪耶?惟有历史来定论。

中文文字(汉字)的演变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形声字

  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 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合体会意字

  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合体记号字

  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 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 (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事实上,由于长时间使用汉字这一可以表意的书写系统,汉语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词,而且这个现象确实发生了,现在一个音节最多可以对应几十上百个汉字,如果使用拼音来记载语音,会出现不读出来就看不懂的现象,即使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真要进行汉字拉丁化的工作,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在汉语发展到合适的程度以前,最好搁置拉丁化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