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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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间宗教汉语拼音:Zhongguo minjian zongjiao;英语:Chinese folk religions),流行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各种宗教的统称。它代表了千千万万、各朝各代底层民众的信仰,是中国宗教信仰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民间宗教在中华文化中有特定的地位,是中华民族漫长而纷繁复杂的底层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影响着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文明、文化、民风、民俗、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动准则,对中华民族性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民间宗教作为宗教意识的产物,是与中国本土创立的道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道教,就是由原始宗教信仰发展为民间宗教社团,进而吸收方方面面的思想、法术等,形成民间道教,再由民间道教进一步完善、系统化,最终演变为官方认可的正统道教。

  战国时代,中原盛行神仙方术,楚国崇尚巫术淫祀,而五行生克、天人合一、谶纬占卜亦通行天下,这些起源于民间的东西,被推衍、被演化,成为一种时代的主宰思想。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上原有的黄老道方仙道,与谶纬阴阳五行占卜迷信等互相渗透、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宗教思想体系,民间出现了有组织的宗教势力团体,在社会下层秘密发展起来。如三辅有骆曜,教民缅匿法;鹄呜有张陵,挟鬼道,以符咒惑人;东方有张角,教人叩头思过、以符水治病;汉中有张修,以《老子五千文》作为经书,教人奉道悔过,出米五斗,即可入教(《三国志· 张鲁传》注引《典略》语)。随着信徒的增加,教区的扩大,势力的增强,对统治者的不满、反抗阶级压迫的情绪亦日益高涨。这时,代表底层民众思想的这些社团已不限于单纯的传教活动,而利用民众的反抗情绪,利用已建成的组织形式,发动武装起义。如张角自称“大贤良师”,联结八州民众,以三十六方为组织系统,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号召,发动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汉中张鲁袭杀张修后,自称师君,在旧有的五斗米道组织基础上,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达30年之久。这正说明,各地区、各部落的宗教信仰在初起时无一不是先在社会底层民众中产生、流传,当民间某一思想信仰被宗教化后,则迅速形成社团组织,其潜在的反抗性、革命性,势必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统治阶级造成威胁。

  历史上,某一派民间宗教由于适应社会的普遍需求,或迎合了某一政治集团的需要,辅助统治者教化民众,净化社会,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使民间宗教走向了正统的地位,甚至统治地位。如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的组织虽被瓦解,但其宗教思想仍得以继续流传。到南北朝时期,以天师道的名义发展起来,并经过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上层宗教人物的温和的、积极的、学术化的、适应社会需要的改造、变革,脱离了底层,发展为系统化宗教,因此才出现了灵宝、上清、三皇、丹鼎等诸多派别。这样反而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崇奉,加以利用,御封为正统宗教。

  唐朝,因李氏王朝的推崇,道教鼎盛一时,成为国教。高道大德们被封为国师,真正发挥了正统宗教的功能。安史之乱,从根基上动摇了唐政权,道教亦随之衰落。宋金元之际,战乱纷起,社会大动荡,一统的宗教形势不再重现。道教也嬗变成一系列新兴道派,北方有全真道真大道教太一教,南方有净明道混元道会真道天师道清微派等。除了全真道在元代初期受到重视,成为合法教派外,其他很多教派长期在下层流传。元代中期以后,道教对社会的影响,只剩下内丹术一时风习,并广为民间教派吸收成为该教的传教手段、修行方法。明清时代正统道教的衰落,却使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民间宗教如三一教八卦教刘门教一炷香教黄天教长生教闻香教圆顿教青莲教等悄然兴盛,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作为印度的国教,已是一种成熟的宗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时,也是被视为外来宗教受到排斥的。到了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人民流离失所,生活的不安定,造成精神的压力增大,产生了宗教信仰的危机,这正好为佛教在中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佛教传入中原后,先从民众中寻找信徒,发展信徒,并主动向中国的儒学、道教靠拢。隋唐之际,由于统治者的开放政策,社会大融合,佛教才得以建寺传衍。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先后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佛教经典也被大量翻译成汉文,扎根于东土。其博大精深的教义在上层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更对底层社会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佛教对民间宗教各教派影响最大的是其救世思想,特别是弥勒、弥陀净土救世思想。西晋时,西域僧人竺法护首译《弥勒下生经》,宣扬弥勒佛降世,形成了三佛(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应劫救世观念,三行法会,普度众生,脱离苦海,遂使弥勒救世观念在社会下层广为流布。宋代佛教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弥勒净土宗弥陀净土宗世俗化倾向十分明显,以及净土宗的信仰与禅宗的修行相结合,并向下层群众普及,于是更适应一般平民信仰需要的念佛团体纷纷兴起,而从中真正分化出民间教派则在南宋时代。

  南宋初年,江浙一带出现了白云宗白莲宗两个世俗化色彩浓厚的弥陀净土宗教派。白莲宗初期仅是一个净土社团组织,创始人茅子元曾学于北禅梵法主会下,其在净土宗的基础上,融会了天台宗的教义与忏法,撮集《大藏》要言,编纂出《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简称《圆融四土图》)、《白莲晨朝忏仪》,将弥勒当作最高崇拜的神灵,宣扬不削发、可家居、可娶妻,只要吃斋念佛,偈歌四句,念佛五声,以证五戒,相信四种果报土(秽土、有余土、果报土、常寂光土),男女同修净业,即可成佛的理念,在淀山湖创立白莲忏堂,吸引了大量信徒,遂发展为白莲教南宋高宗乾道二年(1166),茅子元被诏至德寿殿,演说净土法门,特赐“劝修净业白莲尊师慈照宗主”称号。因此可以说,初期的白莲教是从佛教弥陀净土宗中递衍嬗变出来与天台宗结合的产物,也是从魏晋至南宋佛教逐步世俗化的产物。茅子元的作用正是把艰深难懂的佛教理论,改造成通俗易懂、操作性强、面向整个社会的世俗化教理。

  元代白莲教发展鼎盛,出现纷繁复杂的局面。至大元年(1308),白莲教遭禁,经过普度的奔走呼叫,终于恢复了白莲教合法的传教地位,得到中兴。但到元代后期,乃遭到朝廷的禁止,不得不转入民间,秘密开展宗教活动。元代末年,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遂爆发了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红巾军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统治。

  明代的白莲教从整体上看,已不具备南宋茅子元创教时期的特点,与元代普度复教时的信仰也大相径庭。明代中后期,罗祖教黄天教三一教弘阳教等诸多教派的兴起,强烈地冲击着白莲教,使它仅具其名而不具其实了。

  除了弥勒、弥陀净土思想的影响外,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派别——禅宗,自唐、宋以后与净土宗共同形成最大的佛教教派。由于它否定经文传诵,否定偶像,不局限于陈规旧矩,它的随意性、无束性,给予信徒极大的方便与自由,同时它的教义日益走向下层,加深了扎根于底层的内在力量,宋元之后,一直被民间宗教吸收。明代,禅宗不但影响心学的兴起,同时也影响了新兴教派的出现。正德初年,罗梦鸿创立了罗教,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正是禅宗的思想和教义。罗教的问世和发展,可以说是禅宗理念在下层社会的大传播、新追求。

  综观中国民间宗教,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均打上了深深的佛教烙印。南北朝时期的大乘教弥勒教,南宋初年的白莲教,明中叶的罗教,无不受佛教的影响。由于它们迎合了底层民众的信仰心理,符合民众宗教理念,致使平民百姓对其信仰的炽烈程度,大大超过了对正统佛教的膜拜。

  在中国历史上,传入中国并具影响力的宗教除了佛教外,还有摩尼教。摩尼教在唐高宗时期(650~683)传入中国,兴盛一时,在长安和东南诸州修建了不少摩尼教的寺庙。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诏令毁法灭佛,摩尼教也遭查禁,此后转入地下,逐渐与中国民间信仰相结合,演化成秘密宗教。同时从中原向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浙江、福建一带发展。到了宋代,摩尼教已完全汉化,其教义始终贯穿着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相互对立的二元思想,追求善良、俭朴、友爱、光明,宣扬“清净、光明、大力、智慧”的道德观念,故改称为明教,亦称明尊教,在下层民众中广为传播。随着号召力、影响力的加强,往往被作为农民起义的纽带和组织形式。北宋宣和二年(1120)方腊起义南宋建炎、绍定年间(1127~1162)爆发的衢州起义、松梓山起义,以及信州贵溪“魔贼”起义等,均与明教有关联,因此摩尼被视为“摩王”,摩尼教被看作“魔教”,吃斋的习俗被称为是“食菜事魔”,被政府明令取缔。转入地下的摩尼教进一步世俗化,更与白莲教、弥勒教融合,并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谶语箴言为口号,在元朝末年发动了一次次起义。明教的弥勒转世说、三际三阳说、追求光明智慧说,以及对太阳、月亮的崇拜,深深影响着明清时代的民间宗教。

  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五千年来历代帝王建国的根本纲领,忠孝仁义礼智信,作为人本主义的行动准则,亦早被道教、民间宗教所采纳。宋明理学是儒学日益宗教化的产物,陆王心学把人的主观意识绝对化,不但体现了禅宗的影响,而且受到道教内丹道的启迪。明代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形成非常广泛的社会运动,深入到几乎每个乡村城镇的基层民众,造成种种强烈的宗教氛围,形成民间宗教大发展时期。至清代,主要民间教派除罗教外,还有弘阳教黄天教八卦教长生教一炷香教真空教西大乘教东大乘教鸡足山大乘教龙天教青莲教三一教刘门教黄崖教等。其中明代嘉靖年间产生于福建的三一教,清中叶创立于四川的刘门教、山东的黄崖教,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都是由宣讲三教合一、儒道合流、陆王心学为己任的学术社团,逐步演变而成的融合宗教、哲学、伦理于一实体的民间宗教流派,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更深于一般民间宗教教派。

  中国民间宗教虽然在教义、教仪、组织、戒律诸方面与正统宗教密切相关,但在反映教义的经典方面却独具一格,自成体系,这便是“宝卷”。每个教派,为了兴教、传教,均编纂一种或多种本教的宝卷,阐述其教义思想,宣扬因果轮回、行善报应,并通过讲述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世俗故事,使教理能深入铭刻于民众内心。最初的宝卷,主要是由唐、五代的变文、讲经文句演变而成,卷文多采用通俗易懂、便于咏唱的韵文、散句、俚语、赞偈等形式。最早的宝卷是明初宣德五年(1430)刻行的《佛说皇极结果宝卷》。成化、正德年间(1465~1521)问世的罗教始祖罗梦鸿撰著的《叹世无为卷》(一册)、《苦功悟道宝卷》(一册)、《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一册)、《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一册)、《破邪显证钥匙卷》(二册),总称为五部六册宝卷,后世称为《龙经》,在民间宗教史上意义重大,被其他民间各教派视为蓝本。从此宝卷成了民间宗教教门经书的代称,成了民间宗教教理、教义的载体,利用它向世人说法、劝善、布教、传教,这在统治者的眼里,自然便成了“邪说”、“妖书”,概属于违禁之例。明万历年间(1573~1619),已明令禁止一切宝卷,毁经焚版,以示众庶。清顺治(1644~1661)以下,大量搜获集缴,“以涤邪业”。从此宝卷只能秘密流传,一些经书不再冠以宝卷名目,以躲避官府的审查。

  民间宗教从产生之日起,即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非官方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对封建秩序形成一种冲击,对封建专制思想产生一种抵抗。民间宗教运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农民革命运动相结合,从一种宗教力量转化成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形成极大的反抗斗争,如推翻元朝统治的红巾军起义、明末农民起义、清中叶五省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