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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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汉语拼音:Zhongguo Shaoshuminzu Wenxue;英语:ethnic literature of China),对中国境内除汉族以外的各兄弟民族文学的总称。它包含着几方面的含义: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汉族文学而言的。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由历代各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它包含了民间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部分。③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就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汉族文学是其主体,但各少数民族文学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它反映出中国文学的丰富性。

  中国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学传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和作家,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文学遗产。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中国文学以多姿多彩的民族特色,为中国文学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概说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尤其是民间文学很早就引起文人学士包括汉族文人的注意,在历代文献史料中留下了丰富的记载,一些民族很早就有民间口头文学的书面抄本流传后世,一些杰出的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有作品甚至文集传世。例如,汉代刘向说苑·善说》所载的《越人歌》就是公元前500余年时的古越人(南方少数民族)所创作的民歌。又如《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的《白狼王歌》是汉代氐羌人所作。据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朱辅大力宣传汉朝政策,“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后由汉官“译其辞语”呈送汉京。可见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收集记录具有悠久历史。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成为一项有意识推动的事业,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面的民族普查和民族确认工作,对各民族的风俗、宗教、语言和民间文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这次普查工作在确立各民族的政治地位、明确各少数民族成员民族身份的同时,也将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事业纳入国家文化发展和学术事业的统一规划。“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得以界定后,这个有着独特研究对象的学科随之确立。

  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包括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和流传的作品,也包括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或其他语种创作的文学作品。少数民族作家使用双语创作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南北朝时期、元代和清代尤其令人瞩目,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当今则更加突出。双语创作现象不仅发生在作家的创作中,有时也发生在那些民族杂居地区的民间文艺形式中,如“蛮汉剧”等就是兼用相邻地区通行的两种民族语言的民间艺术样式。这些创作在呈现浓郁的本民族传统的同时,也日益融于整个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中。

  包括文学在内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一方面,汉民族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一直保持着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强大的影响力,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周边各民族文学效法和学习的典范。另一方面,周边各民族也自始至终源源不断地为汉语文学输送新鲜血液,丰富汉语文学的题材和风格,不断刺激汉语文学的生命力。例如,发源于南方楚民族祭神颂歌的楚辞在汉代演变为盛极一时的汉赋文体;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也造就了北朝诗歌刚健粗犷的整体风格;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则与西域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息息相关;元代散曲杂剧的发达,也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由于自然和文化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民族很早就开始使用文字,因此形成了独特的书面文学传统。有些民族则迄今为止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文学传统仍主要以史诗歌谣神话、故事讲述、仪式戏剧等民间文学的形式体现于口头传统中。因此,民间文学仍然是少数民族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文学

  中国各少数民族民众中世代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作品,包括歌谣、史诗、叙事诗、神话、传说故事曲艺和小戏、谚语谜语等,也包括这些文学体裁作品的口头文学的书面记录。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是其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个民族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综合功能。例如在一些地方,口承文学除具有其文学基本功能外,同时还是记录本民族起源、谱系和重大事件的历史教科书,是对族内青年进行道德行为规范的指南,是关于社会生活知识的百科全书。民间文学作品往往在仪式、庆典、祭祀、节日等传统文化活动中讲述和表演,并凭借此类活动得以传承和传播。

  神话 神话是口头传统中最古老的散体叙事类型。各民族神话以创世神话为主,涉及开天辟地、人类产生、万物由来、各种自然现象的形成及族群起源等“原生性神话”;也有文化发明、习俗礼制、行为模式的形成、民族迁徙、先祖创业等“衍生性神话”。世界上主要的神话类型,在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传承中都可以找到生动而丰富的实例。神话叙事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强大的生命力,古代汉文史志所记载的“始祖神话”,如武陵蛮的“槃瓠神话”至今在中国南方苗、瑶、畲等民族中流传。古夜郎人的“竹王神话”,古哀牢人和南诏国的“九龙神话”,也在彝、白等民族中流传;而“开天辟地神话”、“洪水神话”、“射日射月神话”等神话母题和故事范型则仍在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口耳相传。

  创世神话如卫拉特蒙古族的《麦德尔创世》、满族的《天宫大战》、哈萨克族的《迦萨甘创世》、回族的《阿丹与海娃》、普米族的《捉马鹿》、基诺族的《阿嫫腰白》、哈尼族的《青蛙造天造地》、布依族的《力戛撑天》、布朗族的《顾米亚》、傣族的《布桑该和雅桑该》、水族的《牙巫造天地》、哈尼族的《天、地、人的传说》、白族的《开天辟地》、彝族的《人类和石头的战争》等,日月神话如蒙古族的《乌恩射太阳》、赫哲族的《日耳》、羌族的《兄妹射日治人烟》、仡佬族的《太阳和月亮》、独龙族的《猎人射太阳》、普米族的《采金光》和彝族的《三女找太阳》等,人类起源神话如维吾尔族的《库马尔斯》、纳西族的《埃姑咪》、独龙族的《嗄美嗄莎造人》、仡佬族的《四代人》和水族的《十二个仙蛋》,始祖神话如蒙古族的《天女之惠》、哈萨克族的《牧羊人与天鹅女》、塔吉克族的《公主堡》、朝鲜族的《东明王朱蒙》、傣族的《鸟姑娘》、独龙族的《马葛捧》(大象的儿子),洪水神话如布依族的《洪水潮天》、德昂族的《大火和洪水》、苦聪人的《巨树遮天与洪水泛滥》、傈僳族的《洪水滔天和兄妹成家》、纳西族的《人类迁徙记》等,都蕴涵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包容着深刻的思想含量,显示着神奇的艺术魅力。

  神话还记录了各民族社会的历史进程及其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情况,诸如文字的发明及使用,两性制度的建立,建房、造桥、制舟船、铸剑、制鼓乐、五谷的种植、农耕的兴起、纺织的昌盛、畜牧的发展等文化创造,无一不反映出各族先民用勤劳、智慧和才干所创造的古老文明。这些古老的神话叙事,对各民族的文学传统及其传承发生了极其深远和重大的影响。

  史诗 史诗是人类文化史上很早出现的一种长篇韵文体叙事文学。歌颂部落祖先和英雄,追述族群绵延不绝的历史是史诗的基本主题。史诗除少数短篇作品外,一般均为宏篇巨制,结构庞大、情节曲折、内涵丰富、气势磅礴,往往以口头流传和手抄本形式在民间得以长期传承和传播,成为一个民族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知识的总汇。某一民族的史诗,常被认为是这一民族的形象化的历史。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蕴藏丰富,按传承地域又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民族如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和藏族,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傣、彝、纳西、哈尼、苗、壮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种类多样、传承历史悠久、演唱活动活跃,这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

  1.英雄史诗。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蕴藏十分丰富。在众多的英雄史诗作品中举世闻名的是“三大英雄史诗”——藏族和蒙古族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有约千年传承历史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迄今已记录有约120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演唱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代表着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艺术成就。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的演唱歌手多达上百位,其中记录并出版的居素甫·玛玛依演唱本共8部18册,长达232 165行。流传于新疆卫拉特蒙古人中的史诗《江格尔》,也有至少数百年的传承历史。2004年《江格尔》史诗汉文全译本面世,共6册70章(部),计15万行。中国古代一些游牧民族英雄史诗尤为发达。如蒙古族中保存和流传的中、短篇史诗就有300余部,从传承地域可分为卫拉特史诗、巴尔虎史诗和科尔沁史诗。哈萨克、维吾尔、鄂伦春和赫哲等民族中也保存着英雄史诗叙事传统。在西南一些民族中,也有英雄史诗,如傣族的《兰嘎西贺》、《粘响》、《厘俸》,纳西族的《黑白之战》、《哈斯之战》,彝族的《支嘎阿鲁王》、《俄索折鲁王》、《铜鼓王》,以及壮族的《莫一大王》等作品。

  2.创世史诗。中国南方地区的彝、哈尼、纳西、白、拉祜、傈僳、羌、普米、景颇、阿昌、德昂、傣、布依、水、苗、瑶、侗、土家、壮等民族中都流传着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创世史诗。已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创世史诗文本就有数十部之多。如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彝族的《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和《物始纪略》,壮族的《布洛陀》,侗族的《起源之歌》,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瑶族的《密洛陀》和《盘王歌》,拉祜族的《牡帕蜜帕》,傣族的《巴塔麻嘎捧尚罗》,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景颇族的《勒包斋娃》,哈尼族的《十二奴局》、《窝果策尼果》和《奥色密色》,佤族的《西岗里》,普米族的《帕米查哩》,德昂族的《达古达楞格莱标》,布依族的《赛胡细妹造人烟》,仡佬族的《十二段经》,傈僳族的《创世纪》,以及苦聪人的《创世歌》等。这些创世史诗作品从叙事结构上体现出完整的体系,即从开天辟地、日月形成、造人造物、洪水泛滥及兄妹成婚、族群起源、迁徙定居、农耕稻作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世纪序列,并始终以“历史”(各民族心目中的历史)这条主线为中轴,依照历史演变、人类进化的发展程序,把各个篇章、各个情节连贯起来,构成一个自然而完整的创世程序,一组众多历史画面交替的镜头展示了宇宙天地、古往今来的纷披繁复的内容,反映了各民族先民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特有的历史观。

  3.迁徙史诗。有族群迁徙史的民族,多有追溯本族历史足迹的意识。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中的哈尼、彝、拉祜等民族中都有以族群或支系的迁徙史实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有哈尼族的《哈尼阿培聪坡坡》、《雅尼雅嘎赞嘎》、《普亚德亚佐亚》、《阿波仰者》,拉祜族的《根古》,彝族的“六祖史诗”(《赊榷濮》、《夷僰榷濮》、《根因榷濮》)以及《彝族源流》和《西南彝志》中的《谱牒志》和《历史志》等作品。史诗以各迁居地的社会生活为叙事内容,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迁居地的广阔的社会画面,记载了各族先祖的世系和族体分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祖先英雄和历史人物。同时,史诗又以历次迁徙过程中的主要居地为叙事场景,勾勒了各民族历史上迁徙流动的主要区域和迁徙路线。此外,在苗族、侗族等南方民族中也有迁徙史诗流传。迁徙史诗不仅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传承的一个独立门类,在中国口承文学范围内也是一种颇为独特的文学传统。

  叙事长诗 民间叙事长诗的创作在汉族民间文学中并不多见,但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却特别丰富和发达,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叙事长诗。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傣族的阿銮故事体长诗、悲剧叙事长诗,彝族的爱情婚姻长诗,傈僳族的传统大调长诗,纳西族的本调抒情叙事长诗,以及白族的本子曲抒情长诗。这些长诗均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典型的民族风格,共同构筑了西南民间叙事长诗异常发达的整体面貌。在其他少数民族中,叙事长诗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涌现出了一些颇能代表本民族叙事文学风格的作品。民间叙事长诗中以爱情为题材的占大多数,也有些是一般生活叙事诗。已搜集、整理、翻译和发表的优秀作品有彝族的《阿诗玛》、《我的么表妹》、《妈妈的女儿》,哈尼族的《阿基洛奇耶与扎斯扎依》,纳西族的《鲁般鲁饶》,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傈僳族的《生产调》、《逃婚调》,白族的《鸿雁带书》、《青姑娘》,壮族的《达稳之歌》、《达备之歌》、《特华之歌》、《唱离乱》,侗族的《珠郞娘美》、《莽岁流美》,苗族的《仰阿莎》、《张秀眉之歌》,布依族的《月亮歌》、《伍焕林》,土家族的《锦鸡》,土族的《拉仁布与且门索》,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裕固族的《黄黛琛》、《萨娜玛珂》、《金银姐妹与木头姑娘》,维吾尔族的《艾里甫和赛乃姆》,哈萨克族的《萨丽哈与萨曼》,达斡尔族的《少郎和岱夫》,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陶克陶之歌》、《嘎达梅林》等。这些长诗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民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提供了有关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等的形象画面,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而且对民俗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也极有价值。

  其他文学样式 除神话、史诗、叙事长诗外,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还包括歌谣、传说、故事、曲艺和小戏、谚语和谜语等在内的其他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其中歌谣的多种表现形式是民间诗学研究的宝贵资料。民歌对唱至今还是人们相互之间交流感情的主要手段。以歌对谈,以歌答问,以歌传情,以歌交友是许多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习俗。中国西北地区的“花儿会”,广西壮族的“歌圩”,仫佬族的“走坡”,苗族的“芦笙会”和“踩歌堂”,白族的“石宝山歌会”等,都是这些民族传统的歌节。这种歌唱习俗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民歌形式和格律。从押韵方式来讲,蒙古族民歌押头韵,西北地区各民族中流传的“花儿”押尾韵和双尾韵,壮族的“勒脚歌”押腰脚韵,苗族的古歌有的押调不押韵,音调相谐表现出音乐美。侗族大歌中的复调式多声部合唱为中外民间音乐所罕见,早已饮誉海内外。迄今为止,中国共发现有29个民族有多声部的合唱,构成了形态各异的民歌和声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声乐艺术鉴赏价值。此外,蒙古族的“长调”和“短调”,傣族的“章哈调”,土家族的“摆手歌”,红河彝族的“四大腔”(海菜腔山药腔五山腔四腔)套曲式山歌等都是少数民族民歌宝库中的奇葩。传说和故事也是各个民族中极为常见的口头艺术文学。传说中比较常见的,是风物传说和人物传说。故事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以往的分类标准也不一致。大体说来,幻想故事、生活故事、动植物故事、机智人物故事等都是常见的分类范畴。民间传说和故事在各民族中的蕴藏量极大,故不易列举。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传承和表演与仪式、祭祀、宗教等传统文化活动密不可分,祭司、巫师、长老等民间文化的精英在民间文学的创作、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彝族的祭司毕摩对于彝族史诗的保存和传承、纳西族的祭司东巴对于纳西族神话和史诗的保存和传承等都功不可没。柯尔克孜族的艾什玛特·买买提居素甫·玛玛依,蒙古族的琶杰毛依罕金巴扎木苏,藏族的扎巴桑珠玉梅,傣族的康朗英康朗甩,苗族的唐德海,赫哲族的吴连贵葛德胜,朝鲜族的金德顺,满族的傅英仁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传承人。

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

  中国少数民族文人作家的创作,也有悠久的历史。藏族作家文学产生于7世纪左右。松赞干布时代,藏文的创制对藏族作家文学的产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敦煌文献《赞普传略》是8~9世纪的作品,已具有相当文采。从11世纪初藏族著名宗教领袖、诗人米拉日巴写作《道歌》算起,藏族作家文学已有将近千年的历史,其间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如贡嘎坚赞的哲理诗《萨迦格言》、桑吉坚赞的传记文学《米拉日巴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仓央嘉措情歌》、才仁旺阶的长篇小说《勋努达美传》等。藏文的产生也给文学翻译带来繁荣,汉族文学作品和印度佛经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对藏族作家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间文学也借助文字被记录、保存下来,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藏族地区就有各种抄本和刻本广泛流传。

  中国西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回纥(回鹘)在8世纪就有了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立于808~821)。它是用古回鹘文、汉文和突厥文3种文字刻成。公元10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维吾尔族文学飞速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巨著《突厥语大词典》、阿合买提·玉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门》,并称为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的三大名著。14~15世纪,维吾尔族诗坛上出现了鲁提菲等一系列著名诗人,特别是纳瓦依的创作不仅对15世纪维吾尔族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整个西亚和中亚文学中也是一座高大的丰碑。18世纪以后,尼扎里的《爱情长诗集》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蒙古族14世纪初创造了今天仍在使用的蒙古文字,蒙古族文学随之有了新的发展,产生大量的作家和作品。《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大约成书于13世纪40年代,现只有汉文音译的各种版本在国内外流传。原文可能使用畏吾儿蒙古文写就,已湮没。这一著作对后世蒙古族历史、语言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罗卜藏丹津的《罗·黄金史》、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以及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都曾受到它的滋养。19世纪,蒙古族古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尹湛纳希,除《青史演义》外,他还用蒙古文创作了《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小说和大量诗歌。哈斯宝的《红楼梦》蒙古文译本及其评点,在红学研究中独树一帜。

  有史以来,各民族长期交往,相互贸易、通婚以至民族之间的战争等都造成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种影响尤为明显。自元代以后,各少数民族中用汉文从事创作并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就屡见于中国文学史。如元代诗人耶律楚材契丹)、萨都剌(回族),散曲作家贯云石(维吾尔族),杂剧作家李直夫女真);明代文学批评家李贽(回族);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满族),小说家蒲松龄(回族,一说蒙古族)、曹雪芹(满族)等。白族、纳西族和壮族中也有不少用汉文创作的优秀作家。这部分作家、诗人用汉文创作的作品,在丰富和促进了汉语文学宝库的同时也成为本民族文学史上的宝贵遗产。

  中国现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和汉语现代文学一样,是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发展起来的。无论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还是用汉文创作,都充满了反帝爱国的激情。维吾尔族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诗人在新疆“三区”革命时期所写的诗篇,以极大的热情鼓舞着各民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统治的勇气。有些作家则直接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如苗族作家陈靖、壮族作家陆地、侗族作家苗延秀等。作家老舍(满族)、包尔汉(维吾尔族)、沈从文(苗族)、端木蕻良(满族)等人的作品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愿望。特别是老舍和沈从文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成长起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如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玛拉沁夫阿·敖德斯尔朝克图纳仁,彝族的李乔,壮族的韦其麟,白族的杨苏晓雪,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吾斯潘诺夫,朝鲜族的李旭金哲,赫哲族的乌·白辛,藏族的饶阶巴桑伊丹才让,土家族的汪承栋等,他们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的创作成就引人注目。但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严重摧残了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导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停滞不前。80年代以后,一批少数民族文学新秀成长起来,涌现出了如回族的张承志陈村鄂温克族乌热尔图,彝族的吉狄马加,藏族的扎西达娃阿来等一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过去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都以民间口头创作为主的状况正在迅速改变。越来越多的民族不仅有了自己的作家和作品,有些民族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如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朝鲜、白、壮、藏、彝等民族,都有一批作家活跃在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创作领域。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生活特色,又充满时代感。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遗产也相当丰富。在一些拥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中,很早就形成本民族独特的古典文论传统,如13世纪的藏族学者雄敦·多吉坚赞将印度古典文学论著《诗镜》译为藏文,此后在藏族文人中研习《诗镜》之风历700余年不衰,逐渐成为藏族自己的诗学传统。17世纪的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著有《诗镜妙音乐歌》,18世纪的康珠·丹增却吉尼玛著有《诗疏妙音语海》,19世纪的久·米旁南杰嘉措著有《诗疏妙音喜海》等,显示了独特的诗学智慧。从魏晋到明清,彝族经籍中保存了大量专门的诗学论述,散见于谱牒、训书等古代文献中,形成了自成一体、独具特色的彝族古代诗学理论体系。帕拉纳撰写于1615年的《论傣族诗歌》则是以傣族诗歌为中心,旁及神话、语言和文字诸问题的著作。蒙古族文论家哈斯宝的《红楼梦回批》在红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现代少数民族的文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一些文学工作者对本民族的文学资料进行梳理和归纳,一批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如《苗族文学史》、《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和《藏族文学史简编》等相继问世。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创立和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刊,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在国家学术格局和教育体制中的正式确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对各民族文学大量的原生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其中对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等的整理工作已形成规模,民间神话、歌谣、谚语、故事、叙事诗等的采集进展迅速,少数民族文艺古籍的整理工作有较大收获,在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和数字化技术记录、储存和传播少数民族民间口承文学资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在中国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人员主要力量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机构、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全国文科高等院校,特别是民族院校。他们中的老一辈学者大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后来转入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青年学者表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和学术潜力。

  第三,研究课题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全面展开,研究领域和选题不断扩大,表现出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问题、关于民族形成前某些“共同文学遗产”的认定和归属问题、关于民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关于审美的民族性问题等专题研究,以及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不断改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不再把民间文学看作是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将它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去考察,放在多学科联系的背景上进行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学、美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口头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使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出现崭新的局面。

  工作中越来越重视田野研究的方法,通过田野调查不仅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而且有利于全面了解民间文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机制,更深入地了解作品的文学意蕴,全面透彻地洞悉其多方面的文化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西部地区相继建立了多处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有力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

  第四,产生一批理论研究成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先后出版了多种文学史类著作,其中有的民族有文学通史和断代史等多种著述面世。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著作近60种,其中包括近20种的族别文学史。描述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通史和断代史,也已经有若干种问世。1997年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首次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总格局之中,对于全面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越来越多地引起国外学者的注意。中国“三大英雄史诗”很早就吸引一些国家的学者对它进行研究,蒙古文学的研究、满–通古斯语族的早期文学研究、突厥语族某些文学传统的多角度研究、朝鲜学研究、纳西学研究、彝学研究等,均初步形成了国际研究格局。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也已经在海外出现。在某些国际性课题上,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已在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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