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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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商业:《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汴河
中国古代商业:姚文瀚《卖浆图》

  中国古代商业,产生于先秦时期,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到了隋唐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朝人善于经商。周武王灭商后,商朝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东奔西跑地作买卖,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职业。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商朝人使用的货币是贝类,有海贝、骨贝、石贝、玉贝和铜贝。铜贝的出现,说明商代已经有了金属铸造的货币。到了西周,商业成了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部门。当时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国家垄断。在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然是贝,但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也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春秋时期著名大商人有郑国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贡范蠡;战国时期著名商人有魏国白圭吕不韦。战国时期各国铸造流通的铜币种类增多,形状各异,有的模仿农具,有的模仿各种工具,也有的模仿贝的形状。货币的数量大,种类多,反映了商业较过去发达。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远古至夏商西周的交换与商业

  商业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物的剩余之后,才逐渐产生的。其初始的萌芽状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的物物交换。距今六七千年,河南、甘肃、陕西属于早期仰韶文化的村落遗址中都有产于沿海的海贝发现(装饰用),这就是自外地交换而来的物证。当时的交换尚带有偶然性。至距今5000年的原始社会晚期,畜牧业与种植业分工,手工业(制陶、青铜)也相继与农业分离,交换相应扩大。《易·系辞下传》所说的:“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即表示交换已比较经常,并且有了比较固定的时间和场所。

  治洪水,禹曾设法组织粮食在地区间的调剂,通过交换以解决洪灾后人民的生活问题。《尚书》记载禹所说的“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即指此事而言。懋(贸)迁即贸易;化居,“交易其所居积”,即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调有余相给”;烝,众多;乃粒,乃有粒食(粮食)。后世称做生意为“懋迁有无”即源于此。

  尧舜时以珠玉为上币,牲畜、生产工具等成为一般的交换媒介。“夏后以玄贝”,夏代用海贝(染黑色)为货币,以后贝币一直广泛使用,直至被金属铸币取代为止。由物物交换到交换媒介——货币的出现,是交换向前发展的标志。但是,物物交换,以及通过货币由生产者与需要者直接见面的交换,统称直接交换,都不能算是商业。当交换日益频繁,交换地区不断扩大,不可能产需都直接见面时,一部分人就从社会上游离出来专门买进卖出,充作产需双方的中间人;组织交换,成了他们的职业;有了这种社会分工,商人和商业于是产生。

  在夏代,商部落就以善于交换出名。其部落首领王亥,代表本部落,常亲自带着牲畜等物同其他部落开展贸易。在一次到黄河以北易水附近的贸易中,狄人有易氏杀了王亥,夺走了他的牛车和“仆牛”(牛是交易品,仆是作为交易品或担任贩运劳动的奴隶),引起了一场部落纠纷。王亥之子上甲微为报父仇,起兵灭了有易氏,夺回了牛车及其他财物。商的势力由此扩展到易水流域。由于王亥始“服牛”,有利于商族的发展,商王朝兴起后其后人一直隆重纪念这位先祖。

  商王朝建立了一个奴隶制的大国(公元前1711—前1066年)。商统治者能取西方之玉石,采南国之铜锡,获东海之鲸贝,来北地之筋角,交换活动十分广泛。但此时远离生产、鄙视劳动的奴隶主,已无人愿意像过去部落首领王亥那样,不辞辛苦,不避风险,亲自去主持远距离的交换活动;交换之事已改由其手下的小臣(奴隶管事)率领奴隶去具体操办。这些人扬帆驾车,一出去就是好长时间,路上总是在盘算如何“得贝”、“朋来”(贝朋都是货币,五贝串成一索,两索分挂左右,名为一朋,商代的贝白色),希望如意顺利,“朋从尔思”。他们“不耕获,不菑畬〔菑,zi,初耕地;畬yu,开垦三年的熟田〕”,成了专门搞交换的人。由于役使奴隶跑买卖非常有利,在商朝上流社会里,这一行当就很受重视。有的大贵族更以交换为其主业。现存的商代的一个饕餮〔taotie涛帖,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恶兽〕纹鼎的内部,刻有像人荷贝立在船里的铭纹,旁边还有一人以手划船的形象,一个人挑着货币,坐着船到别处去,显然是去做买卖。这只精美华贵的鼎的所有者,自豪地把做买卖的图形,用作自己官职的徽章和行业的标记了。

  商统治者所居的城市,称“邑”,里面有“市”、“肆”,为往来做买卖的人聚集之处。相传商纣王时姜太公——吕望就在朝歌和孟津的市肆内干过“负贩”、屠宰和卖酒的营生,这是从事交换的平民之例。后来这位做过买卖、富有社会经验的吕望,辅佐周武王起兵,终于推翻了奢侈暴虐的商纣王,由周族统治的新王朝——周朝,代之而兴(公元前1066—前770年,是为西周)。原先居统治地位的商族人沦为周朝的种族奴隶或虽保持平民身份而受严格控制。

  商遗民的境况大为窘困,许多人为了贴补家用,只好听从周公的告诫,以跑买卖作副业,在农事空隙牵牛驾车到远方去做生意,获利回来,父母欢欢喜喜地为他摆酒做菜来庆功(《尚书·酒诰》)。在过去“殷人重贾”、“殷人贵富”(殷即商)的社会风气熏陶下,商遗民中的许多人就干脆以出门跑买卖作为自己的主要职业。本来商族人行旅贸易于四方,也常到毗邻周族所居的地区去做买卖,在周人心目中,买卖人就是商族人。商亡后,商族人做买卖的更多了,商族人和买卖人交织在一起,给人们的这个印象更深了。以后,商族和周族之间的民族界限逐渐泯灭,非商族的买卖人也逐渐多了起来,买卖人虽已未必以商族人为主体,但人们却不分种族,仍把“商人”作为买卖人的通称。起先人们只把跑贩运贸易的人叫做“商”,坐市肆售物的叫做“贾”,即所谓“行商坐贾”,后来逐渐把他们统称为商人了。现在我们之所以称用于出售的生产物为“商品”,称专门从事交换的行业为“商业”,就是从“商人”一词沿用而来的。商族、商人、商品、商业,都和古时的商朝有历史渊源。

  西周商业被列为“九职”之一。市场上主要商品不外是奴隶、牛马、珍宝等。国家对市场有一套管理制度,规定体现贵族地位等级和权威力量的礼器和兵器不准入市;贵族买东西只能通过手下的管事和仆役人等去办,自己不能入市,以免有失身份。市设专职官吏——“司市”来进行管理,下面有:分区管理、辨别货物真假的“胥师”,掌管物价的“贾师”,维持秩序的“司虣”,稽查盗贼的“司稽”,验证“质剂”(契约),并管理度量衡的“质人”,征收商税的“廛人”。《周礼》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记载。官府管理市场是为了使交易规范化,防止偷抢欺诈等事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秩序,保持物价的稳定,更好地满足统治阶级对“货贿六畜珍异”的需求。但也注意了度量衡是否公平,质量规格是否中式,对一般消费者也有好处。这套作法一直为后世所仿行,影响久远。

  西周使用大量的铜铸造礼器、兵器、工具、农具和货币(仿农具的铜铸货币叫做“布”,《诗经》“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这个布即是布币),因此对铜料的需要十分迫切。“大赂南金”、“金道锡行”(《诗·鲁颂·泮水》和金文曾伯簠铭),铜锡的交易或入贡向来是同南方(荆扬、淮夷)物资交流的主要内容。在昭、穆肆意搜求铜、玉、珍奇方物的同时,奴隶逃亡,田地荒芜,奴隶制的统治发生了危机。一些小贵族改用收租的封建剥削方式,开垦私田,由经营农业而致富。还有些人(大都由管理官营工商业的小官转来)则招人开发川泽,成为新兴的工商业者。

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

  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历史由西周转入东周。自此至公元前454年——韩赵魏三国分晋的上一年为止,317年间,史称春秋时代;以后又经233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完全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由初建到逐渐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化,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改革的交互变化,使商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可以说这是中国商业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自春秋后期以来,铁制农具的推广,牛力垦种的使用,耕作技术的改进,水利灌溉的发展,农业生产力步步提高。农业劳动者由奴隶转为农奴,再由农奴升为个体小农,生产积极性也步步增长。随着生产的增加,他们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要求出售,又越来越多地要求购回所需的生活、生产资料。与个体农民的成长相并行,许多手工业奴隶也得以解放,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其产品更是以出售为目的,不投入市场就不能换到生活必需品和所用的原料。同时,山泽之利陆续开放,青铜、冶铁、煮盐等主要手工业在很多地区和很多时间内归私人经营,改变了过去手工业由官府垄断的格局。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商品交换,扩大了市场容量。再加上城市的兴筑,交通的开辟,政治局面的逐渐趋于统一(战国是七雄并立),物资得以在更大范围内畅顺流通,商业的发展更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

  这一时期城市之间的商品交换占主要地位。各国统治者所居的都城,以及位于交通枢纽的货物集散之处,都形成了繁荣程度不等的城市。如商业发达较早的齐国的都城临淄,春秋时已很热闹。相国晏婴之宅近市,“湫隘嚣尘”,别人劝他搬个新居,而他用“朝夕得所求”,买东西方便为词,予以谢绝。到战国中,临淄户数更达七万,“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古乐器,似筝〕、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虽文学语言,不无夸张,但也可见临淄的繁华景象。像临淄那样或稍逊于临淄的城市,战国时还不下十几个,那里的商业都很活跃。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城内人挤人,有“朝衣鲜而暮衣敝”之说;连后起的秦都咸阳,也是“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城市商业很像样子了。

  在城市里,商品交换有固定的场所,叫做“市”。市的四周有“市门”,设官管理。市内列肆成行,分置商品归类。战国时的市上,有金铺、珠宝玉器铺、粮食铺、绸布铺、皮货铺、盐铺、药铺、鞋铺,上自卖良剑的,下至卖兔、羊、豚、鱼、鳖,卖茅草、黍种,卖浆,杀狗卖狗肉的,以至卖矛和盾的,无不具备;还有“悬帜甚高”招徕顾客的酒店;在牛马等大牲畜的交易中,为买卖双方评价说合的牙人已经出现。坐肆列贩卖的都是些小商人和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业者。但从春秋后期以来,为了方便顾客,有的小手工业者已被允许在自己的住所的前屋接受加工订货。如宋相国子罕的南邻是“工人,为鞔(皮革制的鞋帮)者也”,子罕没有逼他家迁徙,因为这家“为鞔以食”已经“三世”,如搬走,宋国之求鞔者将不知其处了(《吕氏春秋·召类篇》)。工商合一,前店后坊,这是商品交换的一种补充形式,以后在封建社会中长期保留下来。

  那时的市,是封闭型的,营业时间也有限制,市门朝开夕闭。交易时间主要在上午,过午则渐散,至夕而罢,罢市之后,市场即空,即所谓“市朝则满,夕则虚”。《韩非子》上有一个小故事说:郑国有个人要买双鞋,在家先量好了尺寸,忘记带到市上,回家取来鞋子尺寸再去时,“市罢,遂不得履”(《韩非子·外储说左一》)。此人如此呆傻,当然是个笑话,但由此也说明市场交易有一定时间,是过时不候的。

  农民身份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发展,引起了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活动——“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的比前更多。农家许行的“并耕而食”、一切自给、不求外人的主张,已无法施行(见《孟子·滕文公上》)。事实上农村中的集市已比以前有所发展了。这种在城外农村中大道旁的空地上由交换而自发形成的定期市集,不同于城邑里的正规的市。西周末,农村中的市集,已使“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诗·大雅·瞻印》,印,通仰);春秋时这种现象较前更甚。“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已见之于《诗》,所谓“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诗·陈风·东风之枋》),说的就是女子停下手中绩麻的活儿,到“南方之原”的集市上婆娑作舞去了。逢集之日很热闹,有商品交易,也有歌舞行乐,这一风俗以后在许多地区保留下来。

  在集市上,一般是产需双方的直接交易,但后来也有商人涉足其间。孟子所说:“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孟子·公孙丑下》)商人站高垄上、窥测市场动态的神情被描绘得活灵活现。那时农民的“余粟”、“余布”,很大部分就是通过商人之手,积少成多,像滚雪球地集中起来,供外地、供城市(手工业者及一般平民)消费的。因此,在战国时经营粮食已成为一种新兴的行业,500里以内粮食的贩运,正是以农村的集市为其起点。

  地区间进行贩运贸易,距离更远、价值更高的还并非粮食,而是种类繁多的名贵的土特产品。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山林薮泽的大量开发,手工艺品的地域分工,各地区自然形成的特产品的丰富多彩,在水陆交通较前方便的条件下,商人们加强活动,充当了地区间经济联系的中介。那时的地区差价很大,甚至“市贾倍蓰”,相差一倍至五倍(《墨子·贵义》)。“其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管子·禁藏》)利之驱使,使商人们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而不顾(《墨子·贵义》)。有的大贵族也兼当大行商,楚国的鄂君就是其著名的代表。安徽寿县出土的四枚楚怀王时的鄂君节,正是鄂君启用舟车载运货物的水陆两路通行证(郭沫若:《关于〈鄂君节〉的研究》,《文史论集》)。一次可出动车50辆或船150艘,在规定的运输工具数量范围内,凭节可免税。舟行水程之节,航程分布地区包括今湘鄂两省的大部分,豫皖的一部分,还伸入到广西的一角。

  中国历史悠久的名产丝织品,在春秋战国时已先后见于波斯、希腊和印度的市场上。这是经西北民族(如匈奴)之手辗转贩运出去的。公元前4世纪印度古籍中已有“支那产丝,其丝货有贩至印度者”的记载。国外考古发现:前苏联乌兹别克斯坦以南的许多墓穴中,有制作于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丝绸衣物的碎片,表明中国与中亚之间那时就存在着一条古老的商道。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贩运贸易的兴起,商业利润的丰厚,商税的征收越来越引起统治者浓厚的兴趣。商税在西周时开始。据《周礼》所记,当时在市上由廛人征收的税有“廛布”(仓库货场的借用之税,当时的税是征收铜制的“布”币)、“絘布”(絘布,市肆房屋之税)、“总布”(度量衡器之税和无肆立持者之税)、“质布”(契券之税)、“罚布”五种名目,但“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商品的过境税——关税还未开征。进入春秋,关市之征两者并举。齐国管仲因辅佐桓公功大,桓公赐他“三归”——市场租税常例归公的部分,致使管仲“富于列国之君”,可见齐国市税收入之多。春秋后期,晋平公门下的食客就靠市税收入来供养,“食客门左千人,门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赋,暮食不足,朝收市赋。”(《韩诗外传》卷六)此时市税除屋舍仓场之税外,按交易额比例抽分已是主要内容,2%为其常率。关税,最早的记载是春秋初宋武公(公元前766—前749年在位)以一个关赏功臣耏班,“使食其征”,时称“耏门”(门即关)。可见关税收入已经很多且很经常。关税税率一般也在2%。关税在春秋前期还不算重,“轻关易道”曾是继齐桓公之后称霸的晋文公招徕商旅的口号。春秋后期,封建领主各保一方,关就成了他们“外财之门户”,不但边境,内地的渡口、关隘也多设关卡,层层收税。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鲁大夫臧文仲在鲁公室的直属领地上设立“六关”,孔子批评他“不仁”。齐景公时齐都临淄附近也设上关,所谓“逼介之关,暴征其私”,即指这件事而言。(《左传·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逼介之关即逼近国都之关。)鲁哀公时也有“弛关市之征”的呼声,正说明其征商之重。进入战国,关市之制仍沿续下来,关税的征收尤为抓紧。

  商品交换的频繁促进了货币制度的发展。战国时货币经济益趋活跃。战国的铜币有四种类型:一是铲形的“布币”,二是刀形的“刀币”,三是环形的“圜钱”,在北方各有其不同的流行地区;四是铜贝,流行于南方的楚国,称“蚁鼻钱”。各大城市纷纷铸钱,钱上大都铸有地名,豪家富商也自行铸钱。民间交易已大量使用铜币,主要农产品粟的价格都用铜钱计算;有的地区赋税也征收货币,即所谓的“刀布之敛”;铜币还被用来支付“庸客”的工资;“握粟出卜”的实物交付现象已经少见。黄金代替珠玉,作为“上币”在各国之间通用。一些象牙床、千里马、宝剑、狐裘之类的贵重商品的买卖都用黄金论价。国君赏赐臣下、官僚相互送礼贿赂等也常使用黄金。金属货币的大量应用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但货币越发展,交换手续越便利,反过来又给商业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商人操纵物价提供了方便,使商业资本的积累加速进行。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这同自然经济的比过去(奴隶制、领主制时代)有所减弱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形成,和个体小农阶层的兴起,是密切相连的。但这仍是远不能分解自然经济的初期的商品经济,商业,其发展毕竟还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汉唐时期的商业

  秦汉至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 自秦统一全国后,经两汉,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维持了近四个半世纪,商业有较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分裂割据的时代,360年内商业出现逆转现象。到隋唐重新统一中国,三个多世纪中,社会经济又由恢复到发展,商业再迈开前进的步伐。

  《史记·货殖列传》对西汉前期商业的发展有一段描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盐铁论·力耕》中也说:“自京师(长安)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可见商业的繁荣景象,保持并发展了战国以来商品交换活跃的势头。

  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5年)商业之所以比战国又前进一步,根本原因是战国以来个体小农经济的持续发展(秦末受挫,西汉前期又复苏)和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生产量增长,从而商品量持续增长。而国家的统一——自秦以来,通关塞、修驰道、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与战国时七雄分立的局面相比,又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秦始皇不收关税的政策,进入汉代仍承袭下来。西汉政府并进一步放宽政策,开放山泽之利,取消秦时的盐铁官营,给商人以更为广阔的活动场所。再加汉代按人计征的算赋、口赋、更赋都收货币,农民须多多出售产品,换钱缴赋。这就使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地主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某些地区出现了一定数量专门以出售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如“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楸,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千亩卮茜”、“千畦姜韭”等(《史记·货殖列传》),这些都增加了市场上流转的商品品种,并为手工业提供重要原料。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在西汉时全国已形成五个经济区——关中地区、三河地区、燕赵地区、齐鲁梁宋地区、楚越地区。以京师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今陕西)是商业最繁盛的地方。

  东汉(公元25—220年)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在某些方面虽比西汉有提高之处,但总的看来,即使在全盛时期,其人口、垦地、粮食产量都没有超过西汉的最高水平,商业的发展总的也不可能超过西汉。黄金流通量比西汉减少,其货币作用减退(宝藏为主);谷帛等实物有时常被用作流通手段,这是商品经济规模缩小的征象。唯一有所进步的是长江以南各郡经济开始略有开发,人口渐增,商业比过去繁荣,有一些新兴城市发展起来。

  东汉末,由分裂割据势力挑起的军阀大混战(公元190—208年),破坏了北方的经济,摧毁了城市,残杀了人民,秦汉以来发展起来的商业骤然衰落下去。经三国分治(公元220—280年)和西晋统一(公元265-316年),商业得到短暂的恢复。但西晋末年又发生“八王之乱”,接着由于少数民族上层带领的入侵,晋室南渡,建立东晋政权(公元317-420年)。北方前后经历了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许多政权和朝代,后者统称北朝(公元386—581年)。南方则自东晋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统称南朝(公元420-589年)。在这政局动荡、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期间商业发展受阻还同赋税、货币制度有关。汉代按货币征收的算赋口赋,到曹魏时正式变成一种实物税——“户调”(收绢),到唐后期改用两税法前,实行了500多年,赋税的实物化,使商品交换在农村大大退缩了一步。而这一时期币制本身比东汉时更趋紊乱。或是钱币减重,币值低落,物价高涨,或是铸钱不多,通货短缺,物价下跌,都使商品流通的正常进行受到难以承受的干扰。前者如刘宋时轻薄易碎的“孝建钱”、“鹅眼钱”和入水不沉的“环钱”、北魏末期薄于榆荚、上贯便破的劣钱等,还有萧梁时的铁钱,都导致“商货不行”,谷帛等的实物交换更加盛行。后者如北魏前期和东晋的钱荒,尤其萧齐更是有意识地紧缩通货,结果钱贵物贱,“工商罕兼金之储,匹夫多饥寒之患”,从另一个方面给商业以沉重的打击。此外,魏晋南北朝时,尤其是南方,由于恢复了关津之税的征收(税率1/10),“税敛繁多”,“逼遏商贾”,对商品流通自然也发生不利的影响。

  隋取代北周(公元581年),并平定江南,于公元589年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几经波折的商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得到一个向上发展的机会。唐朝前期出现贞观开元之治,商业又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据研究,唐盛时人口垦地与西汉时的最高数字差不多,而粮食亩产增加,从而人均占有粮食数量则高于西汉盛时,因之,商品流通的规模比汉时应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以唐都长安为中心,“东至宋(商丘)汴(开封),西至歧州(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江陵)襄(襄阳),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凉府(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通典·食货七·历代户口盛衰》)在大江南北的水路上,是“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易往还, 昧旦永日。”(《旧唐书·崔融传》)从这两段话可见盛唐时水陆交通的发达,商旅出门比分裂割据时方便得多,交易往还也比那时频繁得多。汉代四海为一,“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的盛况复见于唐代。

  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之风炽烈,均田制弛坏,大土地所有制的田庄经济又日益兴起,许多自耕农纷纷破产逃亡,沦为依附于田庄的佃客、荫庇于豪家的“私属”,商业的发展又受到很大的限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与激化,于天宝末爆发了安史之乱,战乱期间北方再一次遭到严重的破坏,商业一时又陷于凋敝。战后,藩镇割据,唐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因而着意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和经营,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显露出向南转移的趋势。人口多数集中在南方,商业的发展也以南方为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唐前期北方商业的优势地位。

  唐后期由于均田制租调庸制的崩溃,而于德宗时(公元780年)改行两税法,两税中的户税按钱计算,部分或全部交纳现钱,这就促使农民同市场的关系重新趋于密切,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其意义不亚于汉代算赋口赋之收取现钱。因此,随着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唐后期的商业比之唐前期还是有新的发展的。但由于唐政府财政困难,肆意搜刮,除再税关津外(2%),掠夺商民的病商之政层出不穷,唐后期商业的发展仍不能不受到相当的限制。唐末,藩镇割据,农民起义,统一的封建王朝瓦解,继之而起的是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北方政权屡告更迭,南方小国割地自保,分裂局面又持续了半个世纪。但在一段时间里,南方经济倒有进一步的开发。商业又因战乱和分裂割据而放慢其发展的进度,只是在南方商业才有一定的发展。

城市商业与农村商业

  西汉时全国有六大商业城市:首都长安是国内商业和同西域通商的中心;临淄是齐鲁地区的大都会和商业、纺织业中心,人口多于长安(10万户);河南地区的洛阳素有经商传统;河东、河内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是“富冠海内”的邯郸;南阳(宛)冶铁业发达,“业多贾”;成都则是巴蜀一带盐、铁、布等物产运出的咽喉之地。六大城市以下还有十几个中等城市。

  在城市商业发展的同时,商业也逐步向农村伸展。在汉代,县以下小邑有一种逢时赶集的定期集市,如高祖故里丰邑就有屠贩、酤酒、卖饼等交易,交易时还有斗鸡、蹴鞠以为娱乐。东汉时有定期市集的小邑称为市邑,全国“市邑万数”。去乡亭较远的地方,有的也增设“会市”,有美酒香肉可买。南北朝时在城外交通要道,交易频繁之处,形成了固定的市场,称为“草市”。这种草市自发产生,非由官设。可能起初是农民出售草料,购买日用品的场所,日久即蔚然成市。起初屋舍铺面以草盖成,房舍改为砖木结构是后来之事。

  唐朝前期县以下及不满3000户的小县,不设市官管理的正规的市,只有定期市集,到唐后期由于农村商业发展,3000户以下的“要路”而“交易繁”的地方也允许设立正规之市,即使不设市的地方,草市和以墟市、亥市、庚市等为名的市集也比以前更为发达。草市设在城郊或河津渡口、驿站所在地、人口稠密的小邑内。有的草市交易规模已不小,集市那天“商旅辇货而至者数万,珍纤之玩悉有,受用之具毕陈”(《文苑英华》卷八〇八,有关于彭州唐昌县建立草市之文);为便利商旅往来,草市上还设有旅舍、酒店。江淮一带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全唐文》卷七五一,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墟市是荆南、岭南对农村市场的称呼,起源很早,唐时更多,比草市要深入农村,但规模较小,主要是农民出售剩余的米柴果菜鱼禽或家庭手工业品,换回一些当地不能生产的或纳税所需的商品。柳宗元诗:“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即为广西农民趁墟情景的写照。每当收获季节或重大节日,由主持墟市之人先期召集客商和安排文娱活动。“亥市”是农村市集在巴蜀的称呼,系根据寅巳申亥的地支名称来规定市日的(每三日一市);中原则有庚日之市;在北方农村定期市集称为“会”、“场”或集场之类。有的地方还有在某一农事季节举行的市集,如巴蜀的蚕市等。草市、墟市等农村贸易形式的发展,是封建社会商业前进的又一重要标志。

宋元时期的商业

  宋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社会经济虽有曲折,但总还是呈现着较前上升的趋势,商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贩运贸易、城乡商业、市场形制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少新的变化,和封建社会前期相比,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可以说,宋代的商业是中国历史上商业的第二次飞跃。

  北宋王朝(公元960—1127年)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北方尚有辽、西北有西夏与之相对峙,开战或互市不定,全国并没有完全统一。但是,在100多年时间内中国保持相对的稳定,生产力主要因素——劳动力增多,生产经验不断积累,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也就有了增长。宋初自耕农增加,佃农的封建依附性减弱(大部分是契约性的租佃关系,不同于唐时田庄中的依附性的佃客;宋代佃农不交户税,也与唐后期两税法中的规定不同),“和雇”、“招募”,为官方手工业普遍采用,手工业者所受的封建束缚亦有所放松。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劳动积极性,使社会经济在封建制度的框架里得到一定的发展。随着南方经济的更快发展(元丰时南方户数垦田数都多出北方一倍多),经济重心南移过程的逐渐完成,南方商业的繁荣,也就赶上以致超过北方,同样实现了重心南移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北宋末人口增至1亿2000余万,耕地近五亿亩(折市亩),都倍于汉唐的最高水平,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于此可以想见。

  农业生产的发展,再加赋税的货币化——两税中户税收钱,王安石变法更实行以钱代役(免役钱),促使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比过去大为提高。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超过了唐时,东南茶和川茶的流通量达到五千几百万斤,产茶州有宋辽西夏商业城市和商路图44个,名茶不下数十品。种桑养蚕,在有的地区已成了专业。甘蔗也大量用作制糖原料,而不再如唐后期只是赏赐功臣的珍品。其他手工业原料如麻、竹、木、漆、蓝靛、红花等,也都比过去增产。水果品种繁多,在闽广形成了桔子、荔枝的商品生产基地。商品性农业促使经济作物扩种,是北宋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手工业方面,北宋的生产规模和种类都超过以往。铁的产量比唐时提高了三倍。丝织业,过去作坊只生产绫锦等高级品,普通的绵帛都是农民所制,北宋时城里买丝织帛的“机户”多了起来,丝织业商品化程度提高,而不仅限于半自给性的耕织结合的农家副业。瓷器业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河南窑业(官窑、汝窑的青瓷、钧窑的红釉瓷)已盛于河北(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开始“著行海内”。科举制和书院制的发达,促成印刷业(活字版发明)的兴旺。其他一般日用品,如皮革、编织、竹藤器物、漆器和笔墨砚等文化用品,也都在过去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使发展中的商业从城市又得到一个重要的产品来源。

  北宋商业的发展,表现在政府对商利的重视和商业收入的巨大增长上。北宋承袭唐后期和五代征税的传统,广设税务,征收2%的过税(即过去的关津税)和3%的住税(即过去的市税)。仁宗庆历时一年城乡商税共收入1975万贯(千钱为贯,宋代用“省陌”,法定77文当100文钱用,数字来自张方平《乐全集》卷廿四《论国计事》)。另外,酒税及卖酒收入1710万贯(张方平计算);卖茶收入64.9万贯(不包括非属商业收入的、园户交纳的茶税——44万贯,由《梦溪笔谈》中的数字计算);中央掌握的销盐收入715万贯(不包括地方的官卖盐的收入,数亦来自张方平)。另外,从对外贸易中所得收入一年也有53万余贯。五项合计达4600余万贯,来自商业方面的收入要占到整个中央财政收入(包括货币与实物)的1/3强。货币(缗钱)收入更是基本上依赖商业提供。而在唐时(宣宗大中时),一年的榷酒收入仅为82万贯,盐利278万贯,茶税不过近百万贯;商税收入更是“随而耗竭”,数额并不大。宋代税收稽征数额大增,无疑是商业发展所致。

  正因为商业发展,市场容量扩大,所以北宋中叶每年铸钱数量虽超过盛唐十几倍,铜钱还不够用,有些地区使用铁钱(贱于铜钱),白银(称“铤”,即银条)也更多地进入流通而作为支付工具;稍后还创行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

  金人攻破宋京汴梁,占领北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宋室南渡在临安(杭州)建立偏安的政权——南宋(公元1127—1279年)。在一个半世纪里,依靠劳动者的辛勤努力,南方生产继续前进,商业也比北宋时有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南宋统治者却借机加重剥削,反过来却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南宋统治区只及北宋的2/3,而由巨额军费和其他费用构成的财政支出却大于北宋,窟窿主要就由掠夺商民来弥补。仅东南一隅(不包括四川),淳熙末岁入钱6530余万缗,大于北宋神宗时全国最高岁入数的6000余万缗(一缗即一贯,元祐时,岁入4800余万缗)。其中“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入”,为4490余万缗,直接来自商业、来自外贸的收入曾达200万缗。此外则是经制钱、总制钱(货物交易、金钱出纳时的附加税)、月桩钱、版账钱等收入,也都与商品交换有关。敛重至此,“宜民力之困矣”(以上请参阅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财赋一》)。以商税而论,由于苛繁已极,税场在人们心目中简直变成了“大小法场”。

  与南宋对峙的金,商业因北方经济曾经遭受破坏而一时衰退,后来才逐渐恢复,但除部分地区(如山西)外,一般都比不上北宋之时。过去舳舻相接的汴河已淤成平陆,长满了酸枣棠梨。金政府由于铜源缺乏,就铸造银币(银锭)和发行纸币(“交钞”)。但纸币越发越滥,币值日落,最后,物价一日数变,“市肆昼闭,商旅不行”,一万贯钞只能买一个烧饼,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南宋也是因滥发纸币(交子、会子),大搞通货膨胀,而致城市萧条,店肆昼闭,民心背离;金与之可谓南北如出一辙。

  蒙古灭金吞宋,统一南北,建立了元朝(公元1280—1368年)。元政府掳掠、拘役大量的手工业工匠,以官府或贵族的作坊,垄断和控制了重要生产部门,民间手工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流通领域又由元统治者假手于色目特权商人集团(中亚及西域降人)进行把持和操纵,并最大限度地加强商品的专卖、加重商税的征收。汉族商人备受歧视,民间商人很难活动。再加元政府也滥发纸币,不计后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商业又出现后退的状况。只有金银珠翠等奢侈品、高级丝织品和高档手工业品充斥市场,供统治阶级消费和国际商人转贩。大都(北京)又出现与马、牛、羊市并列的“人市”,奴隶贸易带有国际规模。这方面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仍是畸形的发展。值得提出的是:元政府经营大都(今北京),使之成为规模宏伟的国际性城市;为便于对京师的漕运,开凿了从大都到杭州、直北直南的大运河(当时还未很好畅通);这两件事又给以后明清两代商业的发展带来有利的影响。

明清(前期)的商业

  明清(清前期,鸦片战争以前)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明初忙于恢复元代留下的凋敝的社会经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商业才走出低谷,再登高坡。清中叶社会经济又进一步发展,商业随之进入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出现了第三次飞跃。与前一阶段比,又有不少新的、更为深刻的突破性的变化。但是,到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商业也笼罩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

  朱元璋依靠农民革命的力量推翻了元朝,开创了新的封建政权——明朝(1368—1644)。在明朝270多年里,社会经济虽趋恢复和发展,但中间有起伏;商业的发展,中间也有波动。

  明前期(明初到正德年间),由于明初扶植农业,在统治者提倡下经济作物(桑麻棉)发展较快;手工业者由元时的工奴、官奴地位恢复了平民身份,在轮班为官府服役,役期不太长的条件下,有较多的时间可自己从事商品生产;开矿冶炼准许民间经营(交税1/15),民矿生产蓬勃发展。在商业本身,明统治者为纠元之失,采取了许多恤商、便商措施,诸如减轻商税——税率降为1/30,税局裁撤9/10,增加免税品名,禁止向商人低价抑买官府所需之物,设立官营塌房(仓库),供外来商人储货等。对专卖商品的管理制度又较合理(如盐的开中法),这直接有利于商品流通的正常发展。明初推行钞法,使用纸币,后发行过多,币值日落,逐渐通用银两,正统时规定田赋部分折银交纳(400余万石,折银100万余两),谓之“金花银”,这也扩大了交换关系(农民出售产品以换白银),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永乐时重新整治大运河,开凿了会通河一段河道(山东东平经寿张至聊城、临清),解决了运河水源不足的问题(水流量增加,可过大船),方便了漕运和南北的物资交流,促进了运河沿岸城市商业的繁荣。

  明前期至宣德景泰时,商品经济曾相当繁盛。可是以后随着统治者贪欲的扩张,商税日益加重,并增“市肆门摊税”(营业税),设钞关,征船料税,又有工关税,恢复竹木抽分。“和买”又变成低价抑买。金花银每石米折交银一两,为前之四倍。茶、盐法日益紊乱。正德时更在京城内外开设“皇店”,与民间商业争利,其中还有聚娼寻乐的“花酒铺”,实在不成体统。社会经济再度下降,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发生了农民暴动,震撼了腐败的封建统治。对此,统治者不得不考虑革除一些弊政,从嘉靖时开始,明朝历史进入它的后期。

  明后期统治者所作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最主要的有废除工役制,实行以银代役和推行一条鞭法。以银代役弘治时始有,但尚不普遍,纳银轮班尚在两可之间;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正式地完全废除轮班制,一律改纳“班匠银”,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役;后对纳银数又有减轻。由此,广大工匠的技术和产品投入市场,发展和提高了民间的私营手工业,这促进了前些时候已受钳制的商品经济继续发展。一条鞭法在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为相时在全国施行。其内容就是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把原先按照户、丁派役之法改为按丁、粮(田赋税粮)派役,然后与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计亩或计丁以银折交于官。这是农村中的以银代役,而且是丁役部分地(十分之四、五、六)以至全部(极少地区)摊入田赋,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负担得以减轻。农民为了多得货币以缴“鞭银”,就按照市场需要,因地制宜,生产能多卖钱的东西,农产品商品化的倾向更有所增长。明后期商品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同这两件事很有关系。

  明万历时耕地和人口已超过北宋时的最高数字,而粮食亩产却比北宋时提高;可以窥见,经过金、元的倒退,商业发展又回复到以至超过了宋时的最高水平。

  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江南地区城镇的丝织业等行业里,在明后期出现了商业资本投资于生产的引人注目的新动向。过去商人插手生产是和旧制度的残余、过时的生产关系相连——如西汉时盐铁主虽是亦工亦商,但系役使奴隶或农奴进行生产。而这时的情况不同,商人与生产者之间是一种新型的自由的雇佣关系,这是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初步改变了独立于生产之外、封闭于流通之内的状态,而开始与生产结合。商业资本在促成生产关系变革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古老的商业发展到更新的阶段所出现的新的事物。

  可是就在万历中晚期,贪得无厌的统治者加紧对商业的掠夺,派出太监到处收税开矿——税监、矿监,“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命密于牛毛”。遍设栏卡,重捐叠税、横征暴敛。结果是:行旅艰难,市井萧条,机户改业,“佣工无所趋食”,沉重地打击了发展中的工商业,使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摧残。

  崛起在东北关外的清统治者,乘腐朽的明王朝危亡之际,入主中国,建立了清朝(1644—1911)。自清开国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是为清前期。清王朝烨烨鼎盛,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到了烂熟的时刻,中国古代的商业史也写完了最后的一页。

  清初,严重的战争破坏,从南到北一片凋敝。接着为了防范郑成功的抗清势力,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和制造沿海无人区的迁界措施;慑于人聚众多易于引起抗清斗争,对矿山封禁颇严;东南城市则限制丝织业的发展,监视织工和市民的活动。所有这些都使商业恢复缓慢,到康熙中期发展也还很有限。尤其不可忽视的是清以白银为货币(铜钱为辅币),白银不断流入燕京、边外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之手,很大部分作为储藏手段被窖藏起来,货币无形沉淀,而征税照常用银;再加对外贸易因海禁而缩小,由出超而流入国内的白银大大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严重不足,以致物价下跌,市场疲软,交易死滞,给商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平定台湾后清政府才开海禁、止迁界;为铸钱需要,开云南铜矿;其后(康熙五十一年)免除了织机数目不得逾百张的限制,并减轻其税额,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普遍扩大摊丁入地,索性把尚存的、已固定化的丁银转入田赋之中,一起按亩征收。明代田赋主要收粮,行一条鞭法后每年税粮仍有二千几百万石;入清田赋即改收银两,摊丁入地后每年田赋包括摊入丁银近3000万两,赋税的货币化程度大大超过明代;地租的货币化(由收实物改收货币)程度随之也较过去提高。乾隆时更进一步放宽政策:矿禁完全解除;缩小官营手工业的阵地,民间丝织业、制瓷业中的民窑(如景德镇)及其他手工业发展很快;继续减轻商税,鼓励各省之间的粮食贸易,有时且可免税。摊丁入地继续推行,及于闽、台、贵州;工匠的代役银也摊入田亩。而由于开矿禁后国内白银生产增加,且低价白银再度自美洲大量流入(外贸出超),财政不再紧缩,通货不足的状况完全扭转,物价由低转高。种种有利的条件,促使商业在康熙后期,特别是乾隆时迅速地发展,最重要的是赋税以及地租的货币化,更将乾隆时农产品商品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乾隆时期是清朝的盛世,人口由初年的略超于明万历之时,而增至二亿多,以至三亿之数;直省耕地达92000多万亩(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超过了明万历时的全国清丈之数,粮食亩产又比明代增长。 由此可知,当时商业发展水平确又跃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古代商业可称是进入它的黄金时代。乾隆时的商业不仅超过明代,而且也超过了康熙之时。清诗人赵翼在《风气》一诗中所云的“城多新样髻,窖有不时蔬”,“饮坊喧夜肆,游舫泛春渠,翡翠镶花钿,玻璃嵌绮疏,厨羹穷雉兔,灯事舞龙鱼”,“何当人满后,回忆我生初”,即反映乾隆时的繁华景象,大异于他初生之时了(《瓯北诗钞》)。

  大量滋生的人口涌向四方,很大部分为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和新兴市镇的手工业所消纳。在手工业的发展中,商业资本比明代有更多的投入,明末清初一度夭折的资本主义萌芽又重新茁壮成长;在地区上、行业上、商业与生产结合的形式上都比明代有所发展。古代商业在质的方面的变化正步步深入。

  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开始出现转折:财政收不抵支,封建剥削苛重,再加银贵铜贱,赋税负担增加(农民售物收钱,纳税用银),农民生活更形困苦,购买力萎缩,可供商品量减少。此时清政府对矿业、手工业和沿海贸易限制又转向加强;商税实际加重,贪污盛行,法外横取多于正课。这就削弱了贸易的基础,阻碍了流通的运行。

民族贸易与对外贸易

  中国古代的商业,范围并不局限于中原、国内,它的外延时时扩大到边境以至境外。中原王朝同周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实起到促进民族团结、融合的作用。而通过陆路或海路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在国内市场繁荣的同时,往往也有相应的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外之间的经济和文文化交流,其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章。

  汉代是民族贸易与对外贸易的奠基时期。西汉时西南各族同巴蜀之间的民间贸易开展较早。“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记·西南夷传》)巴蜀运往西南各地的是漆器、铁器、农具、丝绸和其他商品,蜀地的特产枸酱多半卖给夜郎。武帝时唐蒙出使南粤(今广东,当时尚独立),在招待会上尝到枸酱,问询之下,知悉是由夜郎经南粤西北的牂柯江(今北盘江上游)分销过来的;回长安后又从蜀商那里得到证实。根据这一信息,西汉政府决定和夜郎建立联系,以便从水路来打开汉与南粤的交通。于是唐蒙携带大量缯帛、食物,从巴蜀笮关进入夜郎活动,劝夜郎内属。夜郎及其附近城邑同意归附汉朝。武帝在那里设犍为郡。不久,邛、笮也归向汉朝,设立郡县。官方关系确立,边关即通,从此汉族人民可以公开地自由地去作买卖,而不再是“持货窃出”了。

  西南滇国的内属时间稍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蜀布和邛竹杖在市场上出售,问知这些商品是从印度运去的。巴蜀→西南→印度→大夏有一条商路。张骞向武帝建议通过这个商路可和西域、中亚各地建立联系(当时匈奴控制西北,河西走廊交通被阻)。这一建议被采纳,即发使四出,打听到滇边有个乘象国(缅甸),巴蜀商贾由此把商品转道输往印度。于是,汉“始通滇国”,在滇置益州郡。中原的物产如铜器(铜镜、铜灯)、漆器等源源运到那里。

  汉武帝时南粤才消除割据状态,番禺(今广州)也就成为南方的一个商业城市。汉族商人不远千里而来,搜罗象牙、犀角、玳瑁、珍珠、龙眼、桔柚、葛布等,贩卖到内地去,以致当时有“民间厌(餍足)桔柚”之说。

  在北方,汉族与匈奴族贸易时断时续。汉初商定在边界“通关市”,中原的缯、絮、酒、秫为匈奴人民所喜爱,匈奴人民的马、驴、皮毛也为汉族人民所珍视。但匈奴奴隶主贵族常劫掠边沿各郡,战事时起。武帝中进行大规模的反击,迫使匈奴势力退出河西走廊(甘肃),打开了内地与西域的交通。汉武帝派遣张骞再度出使西域和中亚,寻求合作,共同对付匈奴。出使时带上数千巨万的金、帛、货物,上万头的牛羊,担负着政治联系和物资交流的双重使命。以后汉使去西域的每年有五六次乃至十几次,每次少者上百人,多者几百人,商人也常应募同行。武帝时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先后设了四个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敦煌作为对外贸易的门户开始兴起。

  当时从长安经西域各小国以达西亚、欧洲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沙漠以南),经楼兰、于田,到莎车,越葱岭(帕米尔)南部西去,可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中部)、大夏安息(今伊朗境内),再西行可到条支(伊拉克境内)、大秦(罗马帝国地中海东部一带),称“南道”;另一条是出玉门关,沿天山南麓(沙漠以北),经车师、龟兹,到疏勒,越葱岭西北,可到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锡尔河、阿姆河中下游)、奄蔡(今咸海与里海间)诸国,再往西可到大秦,称“北道”。由于奄蔡及其东北等地盛产貂皮,貂皮由此输往中国,故北道也称为“皮毛路”;而南道则是汉方大批货物输出的通道,其中以丝和丝织品为主,因此也称“丝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即是由此时开端的。

  南方通过海路的对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番禺是外贸的中心,梁时海舶一年来几批至十几批。地方官大饱私囊,当时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的说法。南朝不仅与南海十余国(林邑、扶南、盘盘国等)的通商比过去更为密切,而且开展远洋贸易,西至波斯和大秦。中国和师子国(锡兰,即斯里兰卡)、天竺(印度)之间商船常有往来,东晋末到印度取经的高僧法显就是乘一艘载两百余人的中国自造的商船,从师子国启程回国的。当时海外输入的主要还是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翠羽、火布、香料等珍奇物品,输出的则以丝织品为大宗。

  对外贸易在隋及唐前期西北陆路贸易尚占重要地位。隋时裴矩出使西域,后专驻于张掖,管理丝路贸易,招徕西来商旅。唐前期在西域、中亚一带设安西、北庭都护府,以保卫商路,并沿途设置驿馆;丝绸之路的贸易又活跃于一时。唐后期,吐蕃占据河西走廊,西北陆路交通受阻,贸易顿衰,对外贸易转向海路发展。

  本来由于海路贸易的发展,唐政府已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中国最早的“海关”。海舶来时市舶使负责验货、定价、征税(3/10);珍异、香料等物抽买部分后,外商即可自由贸易。在广州划出专门的区域——“番坊”供外商居住,并允许外商立庙,尊重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各国商船填塞广州港内,多时(大历时)年达四千多艘,以师子国的船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郡邑为之喧阗”(《唐国史补》卷下)。经政府批准,中国商人巨大的远航船常到南洋、印度的南部东西两岸、波斯湾北岸、红海一带去贸易。东海贸易亦有所发展。日本与唐政府之间起先采取传统的贡献与回赐的交易形式,后来特许的商船也互相进行贸易往来。除由登州经朝鲜去日本外,从扬州出长江口或从明州(宁波)出航利用季候风也可到日本。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商人来贸易的很多,北起登、莱,南至楚、泗,都有他们的足迹。唐后期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更使扬州成为东南海舶停泊的最终港口(当时扬州地势与今不同,海船可入),大食、波斯的商船自广州,北航经泉州,直达扬州(货物不再取陆路越大庾岭);扬州交易之盛不亚于广州。

  在对外贸易中,从西方和南海诸国进口的商品主要仍是香药、珠宝、犀角、象牙、禽兽,再加皮毛、吉贝(棉布);从日本输入的有硫黄、砂金、漆器等物;从朝鲜则输入牛、马、麻、布、折扇等物。输出商品除了传统的丝织品和瓷器外,还有弓、矢、刀、铜器、铁器、纸、笔、绣货、药材、书籍等。波斯人称来自中国的铜器为“中国铜”,肉桂为“中国树”。中国的茶叶和茶种开始传入日本;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也在唐时传入阿拉伯,以后再通过大食传到埃及、摩洛哥和欧洲,为世界的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两宋与辽夏金对峙,原先的地区贸易变为各民族不同政权之间的贸易,关系就趋于复杂。

  由契丹族建立的辽(916—1125,后为金所灭),和北宋之间是战时绝市,和时通商。双方各在边境的一些地点设专门的机关——“榷场”,有官员进行严格管理,宋方对平定物价、限制私易、奖励捕私、戒备奸细等都有规定办法。澶渊之盟后宋在汴京置“都亭驿”接待辽方商人。辽从中原地区输入的是茶叶、丝织品、大米、漆器以及产自南洋的香药、犀角、象牙等;辽注意吸收中原文化,输入大量图书,在辽南京(今北京)书肆上苏东坡诗集是很流行的商品。宋从辽输入的主要是羊、马、骆驼等牲口。

  西夏党项族所建(公元1038—1227年,为元所灭),日用品生产不足,要从宋输入。宋方也设榷场多处,采取易货方式把进出口商品分为两类,各类分别进行对应式的交换。如用丝织品交换西夏党项人的骆驼、马、牛、羊、毡毯、甘草,又用香药、瓷器、漆器、生姜、肉桂等交换党项人的蜜腊、麝香、羚角、红花、柴胡、翎毛等。不属官府互市范围内的商品则允许私人贸易,如党项人用盐州(今宁夏盐池县)所产味美价廉的青白盐向宋边民换取所缺的粮食。在汴京有都亭西驿接待西夏人,“纵其为市”。北宋中叶以后茶马互市日益占据重要地位;西夏所需之茶除由宋方赠送(年三万斤)以外,都用马来交换。

  宋金之间的贸易既是中国土地上南北两个政权之间的商品交流,又是南方汉族人和北人主体的女真族人之间的民族贸易。双方也各设榷场进行互市。金从南宋输入的以茶叶为大宗,此外有生姜、陈皮、水果、糖、象牙、乳香、金银、漆竹木器、笔墨等;输出的商品最主要的是丝、丝织品(因北方生产多,价格低)、甘草、红花、松子、北珠、貂皮、人参等。商人在榷场买卖,双方都要纳税,金对南商还要征收“入场钱”,以吸收南宋的铜钱。金榷场本身也参与贸易,收罗北商货物,加价售予南商,从中获取厚利。但输出入相抵,金方总是入超,每年要流出不少白银。榷场贸易虽交流了南北物资,而由于双方时断时续的战争和相互防备,榷场废置无常,某些商品也时有禁运之令,商人交往也很不便。为了减少入超,金方曾抵制南方茶叶的输入,自己种茶(失败),限制消费,弄得很狼狈。这些作法都影响了双方经济的互惠互补。

  与民族贸易限制较多的气象不同,宋王朝在对外贸易上是采取开放、鼓励、招徕的政策,其规模超过了唐时。北宋时主要依靠海路和外国通商,除了广州设市舶司外,北宋政府先后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的板桥镇(今山东胶县)设市舶司。市舶司负责管理舶商,对舶货“抽解”(收1/10的实物税),抽解后禁榷货(乳香、犀角等)全部由官“博买”,非禁榷货“抽买”3/10。本国商人也许出海贸易,但须先向市舶司登记,领取“公凭”,回航时仍在发航处住舶,货物出国时不收税,只对回航所带货物抽解和博买。同北宋通商的除中南(印支)半鸟、南洋各国、高丽、日本、印度、师子国、大食等外,还远至非洲东海岸的层檀国(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当时中国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居世界之冠,大船可坐五六百人,有指南针等先进设备。输入商品中香药尤占重要地位,故通商海路又称“香药之路”。输出商品已达100多种,其中丝织品是最主要的,“海上丝绸之路”之称即由此而来。陶瓷出口数量也很多;糖霜是当时中国的特产;北宋的书籍在新罗市场上很受欢迎;棉布在北宋末开始出口,如对层檀国出口的“红吉贝”。市舶司年收入几十万贯,最多时曾达200万贯。

  南宋对外贸易发达程度超过北宋。通商国家地区四五十,全靠海路。市舶司除原有者外(密州已归金有),又增加了秀州、温州、江阴三市舶司(或市舶务)。泉州因离临安较近,地位逐渐超过广州,是南方最大的商港。市舶司收入增加,绍兴末年仅泉、广二司年收入就达200万贯。在大宗出口商品中,瓷器贸易比前更盛,自泉州贩运瓷器至欧洲出售,价值竟与黄金相等。进口商品由北宋的50来种增加到320多种,其中运京的细色货物70种、运京粗色货物110种,不运京留在当地“打套出卖”的粗色货物140余种。

  元代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这与元代势力广及欧洲、奢侈品生产过多而需要开拓国外市场、元统治者渴求海外珍奇物品等情况有关。当时的泉州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商港;杭州附近的庆元(宁波)常有日本船来贸易;广州、温州、澉浦(后并入庆元)、上海,也都是市舶司的所在地。元统治者派出使者到国外招徕通商,贸易面遍及欧亚非百余处。对外国商人加以保护和优待,出入可佩虎符、乘驿马,官给饮食,遣兵防卫,如其财物在止宿处被盗,即责令当地人民赔偿。元代,开始是西北陆路与东南海路并盛;中叶后,元帝国分裂,西北陆路发生障碍,对外贸易主要靠海上。为安集舶商,元政府禁止市舶官吏贱取舶商贵重货物,法定抽分比例是粗货十五取一,细货十取一,后又规定抽讫货物再纳1/30的舶税。土货出口抽分较轻,只及进口货的一半。元代在大部分时间里允许商人入海贸易。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商人“得宝货无算”,专擅海利的主要是色目人;汉人也有,如元末江南富豪、人称家有“聚宝盆”的沈万三,就是作海舶买卖发大财的。元代的许多城市,其繁荣就靠对外贸易支撑起来。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呈跛行状态,基础不稳固。发展是畸形的。

  明代国家统一局面比较稳定,中原和边疆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发展。最著名的是同西部藏族地区的“茶市”。明政府在今甘肃、青海、川西的一些地方设茶马司,以茶叶换取藏族的马匹。互市多在夏季举行,市期连续一月。在东北(辽宁省北镇〈原广宁〉、开原)及山西(大同)边境,明政府则设立互市场所同蒙古族进行贸易。蒙古族以马匹、牛、羊、皮毛、木材等来换取内地的棉布、绢缎、农具、铁锅、粮食等;因马是互市的主要商品,故称为“马市”。互市每月一二次,连续几天。先官市,后民市,私人交易亦盛。明末女真族兴起,明政府在开原、抚顺等地设互市场所,逐日或隔一二日交易,人数常达几百。明方以布、绢、缎、盐、米、铁锅、农具、耕牛等来换取女真族的马匹、人参、东珠、貂皮等土产。

  清(前期)版图扩大,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边疆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也比过去任何时期更为活跃。榷场的边境贸易已为各族商人的直接往来所取代。汉族商人到蒙古地区做买卖的很多,山西帮最主要,称“旅蒙商”,他们把布匹、绸缎、砖茶、烟丝、面粉、纸张、瓷器、剪刀、铜铁器等运去贩卖,在当地收购皮毛、木材、牲畜、盐碱等土产。呼和浩特与张家口是当时汉蒙人民贸易的中心城市。北京也有来自蒙古的客商做买卖。

  在大西北,汉族商人来回疆做买卖的多集中在叶尔羌等城市里。著名的和田丝绸、玉器,叶尔羌、喀什噶尔的革鞯、绒毡、丝毯等都是中原人民喜爱的精美的手工艺品;钢铁、铜锡器,本地维吾尔族人民不能生产,要靠汉族商人输入。新疆北部的哈萨克族,则在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以毛皮皮革同维、蒙、汉各族人民交易。

  西藏的手工业品、马匹和皮毛、药材(鹿茸、麝香、冬虫夏草、贝母、红花等)等土特产,常用来和汉族商人交换茶叶和丝、棉织品。打箭炉、西宁等地就是当时定期贸易的集中地。川边贸易则以“贩牛羊毛革与买换茶叶之商贾为巨”。

  东北是满族(前身即女真)的发祥地。入清后农田扩大,生产发达,关外的豆、麦等销往关内,关内的棉布、茶叶和各种南货即由运豆麦的沙船回程运到东北。汉族商人到东北,最初是以杂货商形式渗入农村,后来积了钱就经营起手工业来,如制高粱酒、榨豆油等。

  在西南的苗族、彝族、壮族、瑶族,在海南的黎族,在台湾的高山族,入清以后同汉族商人的贸易也日益增多。

  明初以来,来自日本的倭寇骚扰沿海,方国珍张士诚余党逃亡海外,常思卷土重来。海疆不靖促使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严禁本国商人出海贸易,订有告发给赏制度,仅有的一点海外贸易是在“勘合贸易”(旧称朝贡贸易)的形式下进行的。勘合贸易就是对一些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规定前来贸易的年限、路程、居住和停留的时日地点,船只数目和随从人数。并须核对明政府所发的“勘合”(信符金牌),无勘合者拒绝入境。泉州、广州、宁波三市舶司分别接待来自各指定国家的船舶,检验货物,护送来使下榻于南京(时为京城)的“会同馆”内。来使所交贡物明方给以加等的报酬,实际上是一种官方贸易;其附载货物官府也给价收购,余下的部分可在会同馆内开市三五日,在官吏监督、官牙组织下与民贸易。但不准来使“潜入人家交易”,托人收买违禁物品。这种不收税,不抽分,高给价,厚赏赐,优惠颇多,而限制很严的薄来厚往的作法,与宋元的市舶制度及招徕海舶的政策很不相同。对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

  永乐年间国内统治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促使统治者想以本国大量生产的商品到海外去换取奇珍异宝,发展中的民间手工业也要求开辟广泛的海外市场。私人出海贸易事实上不可能禁绝,不如把它纳入官府贸易的轨道。于是明成祖采取了主动积极姿态,去开拓官府经营的海外贸易。除增设市舶司设置招待外宾的驿馆外,更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发生(当时把南婆罗洲以西,到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称西洋,婆罗洲以东地区称东洋)。

  英宗(正统)以后,明王朝日趋腐败,国势转衰,已无财力从事花费巨大的海外经营,永乐时扩大了的勘合贸易走上了下坡路,入贡者稀,库藏宝物虚竭。而另一方面永乐以来随船出海者多,熟悉了海上航道,私人的海外贸易遂日见活跃,外国来的没有勘合的私舶也日益增加。面对这样的变化,统治集团内部主张开放海禁的一派渐占上风,他们主张在既成事实前干脆承认私人出海贸易和非贡舶的合法地位,从中抽税,以解决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的困难。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正式确定抽分2/10,海禁已无形中开放了。但时间不长,由于倭寇的大肆入侵东南沿海地区和葡萄牙人勾结倭寇转掠沿海,强占澳门嘉靖时明统治者又加强海禁,封锁广州,完全禁止海舶出入,海外贸易的衰落到了最低点。

  清初由于防备郑成功的反清活动,又重复明初的那一套实行海禁政策,且有过之。私自出海者处死,地方官撤职。中外贸易除犯禁走私外,只能通过葡萄牙人侵占的澳门从陆路进行。土货积滞,滨海之民,多半失业。康熙中随台湾的回归而开放海禁,允许国内商人在一定条件下出海贸易。如船只限在500石以下,须先连环结保,由州县许可,所去地方、往返期限、所带商品都有限制。外国商人在指定的口岸通商,口岸是上海、宁波、泉州、广州,设江、浙、闽、广四海关。在陆路则同帝俄订立《尼布楚条约》,开展贸易往来。当时是商舶交于四省,“方物环宝,可效之珍,毕至阙下”(《大清一统志·海防总论》)。“大观园”里也出现了不少洋货,如洋烟、洋呢、金表、挂钟、波斯玩器等。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英人抵制清政府的外贸管理(保商制度),执意绕开广州,要在宁波进行贸易。为此,二年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政府决定撤销江、浙、闽三处与西方商人的通商口岸,只保留广州一处,即变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但一口通商后西方来华商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乾隆二十二年后粤海关在80年间比乾隆二十二年以前四海关贸易总值一直不断增长。事实说明一口通商并未阻碍对外贸易的发展。何况乾隆二十二年后,广东沿海大小港口和宁波、厦门等港口仍然准许往南洋贸易,有时也允许来自吕宋的西班牙船进港(厦门),并未加上什么限制。

  清代的海关代替前代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掌管征税稽查,实际事务由官设牙行来办理。广东的十三行就是这样的牙行(后来本身也经营买卖),由官府给以特权,充当替国家经营外贸的代理人;其主要业务是为外商代缴关税(包括货税和船料)和规礼(海关官吏需索);代办内地货物出口,承销外洋进口商品;政府命令、外商呈文都经其手下递上呈。十三行建筑商馆,租给外商居住,并对之进行管理,外方雇佣各种人员须由十三行介绍。十三行的共同组织叫公行。除了扇、漆器、刺绣、绘画等小宗商品可让公行以外的散商与外商交易外,茶丝和各种大宗商品贸易都由公行专揽;外商船上货物的出售,也须先向公行接洽,不能直接进行私人交易(如外商自己选定某一商人为交易对象时,仍须以货物之半数分配给公行成员)。进出口商品价格由公行评定;公行明抽货价的3%为“行佣”,实际还有暗扣。行商与外商之间还有“保商”制度(创于1745年),由总督指定殷实行商数人为外商的保证人,外商须从中找一个作保。保商对来船应缴税款,对船上人员的行动负全部责任,来船给予若干报酬,保商对承保货物有优先交易之权利,但税款如有拖欠、隐漏时,保商须先垫付或代为赔偿。由一般牙行性质的行商,到包办洋务的公行和保商,对外贸易的垄断性质越来越浓厚了。

  外国商人不满意清政府通过公行和保商对他们的管理,一直设法摆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药材、糖大量输出,而所需国外的商品不多,除输入棉花、玻璃以及香料、珍宝、钟表等奢侈品外,巨额贸易顺差,使外商不得不以大量的银元来抵付。英国资本家试图在中国推销毛织品和洋纱、洋布,都因缺少销路而白费心计。为了扭转贸易劣势,英国资产阶级无耻地选择鸦片这一毒品,向中国走私倾销。公元1798—1839年41年中共输入43万多箱,约值四亿多银元,从而使中国由出超变成入超,茶、丝等出口抵不上鸦片输入的价值,白银大量外流,造成社会贫困,并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

  由于鸦片贸易也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十年之后无可措之饷、可用之兵”),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赴广东禁烟。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销毁英美鸦片贩子被迫缴出的鸦片20200箱,做了一件大快人心之事。英政府为维护其非法的毒品贸易,派遣侵华远征军,发动了鸦片战争(公元1840—1842年)。鸦片战争因清廷的腐败,投降派的破坏,而致中国方面以失败告终。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商业也就开始踏上近代的里程。

  清政府对于对外贸易通过海关进行监督、管理;对于外国入侵者的觊觎加以防备、限制,对于鸦片毒品的走私给予打击、查办,这原是主权国家的正当的民族自卫行动,鸦片战争之起,其咎不在中国。不过清政府的对外贸易确是限制多而鼓励少。长于骑射的统治者,面对接踵东来的欧洲海盗,采取的却是消极海防的政策,与汉唐时以至明永乐时的对外开放,积极防御、主动进取确是大为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