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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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代兵书,内容博大精深,论述宏阔,既包括战争军事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诸方面关系的内容,又包括战争、军事领域内诸方面的内容。

  中国兵书起源较早,自《军志》、《军政》算起,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孙子兵法》问世也有2500多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5年)所著的《历史》(又译作《希腊波斯战争史》),是欧洲最早的一部军事历史著作,它的成书年代不但远晚于《军志》和《军政》,而且也晚于《孙子兵法》。之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5年)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4年)所著的《长征记》,古罗马的恺撒(G.Julius Caesar,公元前102—前44年)所著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相继问世,它们的成书年代明显地晚于《孙子兵法》。在亚洲印度孔雀王朝开国皇帝的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约于公元前4世纪著成一部带有军事内容的《政事论》,其成书年代也远在《孙子兵法》之后。

  随着兵书的不断增多和人们对其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便试图根据兵书中主要内容的属性,进行适当的分类。首创其例者是汉代刘歆所著《七略》中的《兵书略》。《兵书略》系汉代步兵校尉任宏所辑,书中将兵书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大类。《兵书略·小序》对这四类兵书的含义做了解释:“兵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从任宏的解释可知,兵权谋类是以论述战略为主,兼有其他三类内容的兵书,是古代兵学的基础理论著作,其代表作是《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兵形势类是论述战术的兵书,存世的代表作是《尉缭子》。兵阴阳类是论述天候、地理、阴阳占卜的兵书,其中既有古代朴素的军事天文和军事气象知识,也杂有荒诞迷信的糟粕。兵技巧类是论述军事技术及其运用的兵书。从上述的解释来看,虽然任宏对各类兵书的定义并不十分严格,每一类兵书的涵盖面过宽,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清晰,况且有些兵书多种内容并存,难以确定其类别,因而互相之间出现了一定的交错和重叠,但是就总体而言,他对兵书分类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其后历代学者虽也提出过不同的分类方法,但都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现在学术界和一些图书馆,一般从军事学各学科的内涵和兵书的主要内容,将兵书分为兵家、兵法、兵略、阵法、训练、城守、兵制、兵器、兵垒、军事后勤、军事地理、军事历史、名将传略、综合性兵书、军事丛书等类。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分类方法。

  历代兵书究竟有多少?汉初张良韩信曾奉命整理兵书,得182家之作。其后各代著录的兵书之数约为:《汉书·艺文志》53家、790篇、43卷,《隋书·经籍志》133部、512卷,《旧唐书·经籍志》45部、289卷,《新唐书·艺文志》60部、319卷,《宋史·艺文志》347部、1956卷,《明史·艺文志》58部、1122卷,《清史稿·艺文志》59部、238卷,加上《补编》53部、359卷,共112部,597卷(明、清时只著录本朝的著书数)。1933年4月,陆达节所著《历代兵书目录》问世,其中著录历代兵书1304部6831卷(内有203部的卷数不明),得以流传者仅288部2106卷。1990年,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刘申宁所写的《中国古代兵书总目》,共收录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兵书(包括清代后期翻译的兵书)4221种。这是迄今所收兵书目录最全的一部工具书,其中现在所能看到的大约有500种左右。如果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把内容重复、内容相近而书名不同、名为兵书而并无论兵价值、同一名著而只是校注释解稍有不同(如《武经七书》的七种名著)的兵书进行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取本删衍,那么所存兵书的精粹之作,大致在二三百种左右。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开始联合出版《中国兵书集成》,收录历代兵书近200种,既注意了精选,又注意了代表性,基本上包容了历代兵书之精粹。

  除上述兵书专著外,中国古代讨论军事问题,研究兴亡得失,记述战争和军事的典籍,还有经、史、子、集,历代的典、鉴、志、考、实录、会要、汇编,帝王的诏令、文武大臣的军事奏疏,以及丛书、类书等。如《周易》的师、同人、离、晋,《尚书》的汤誓、牧誓、费誓、甘誓,《周礼》的夏官;《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的“兵志”;《墨子》的非攻、公输、备城门等11篇;《老子》的第三十、三十一、三十六、四十六、六十八、六十九各章;《管子》的七法、地数、制分、九变;《荀子》的议兵篇;《淮南子》的兵略训;《商君书》的战法、立本、兵守、境内;《吕氏春秋》的荡兵、论威、决胜、爱士;《明会典》的兵部,《通典》的兵典,《通考》的兵考;《太平御览》的兵部;《册府元龟》的将帅部;《古今图书集成》的戎政典等。它们所记载的军事学内容十分广博,其数量之多,远在兵书专著之上。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兵书专著和论兵典籍,是难以用确切的数字记其多少的,人们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来形容它们之多,是不为过分的。

内容

  (1)战争和政治的关系 中国历代军事家在探讨战争和军事问题时,都无不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内容和表述方式,虽然随着时代的演进和面临的形势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战争要服从政治的需要,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等基本观点是始终不变的。春秋战国时期,为适应群雄争霸的政治需要,各诸侯国纷纷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孙武把“道”(即政治)和“主孰有道”,看成是称雄争霸和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阖闾纳其言,取得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的霸主地位。吴起建议魏文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改革政治,加强军事。文侯用其计,开创了“辟地四面,拓地千里”的强盛局面。吴起到楚国后,楚悼王用其计,遂威震四方。《淮南子·兵略训》认为,“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只有“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才能使诸侯顺服。可见该书是把实行仁政,看作是国家强大的根本条件的。

  明朝后期,海警与边患并起,为适应守土保国的政治需要,赵士桢便上奏朝廷,提出了防海备边、御倭拒虏的战略,建议朝廷大力发展火器,以“张国威”,以“挫凶锋”。同样,清朝后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清军屡战屡败,为适应抵御外侮的政治需要,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方针,建议造坚船,制利炮,练精兵,以为制夷之用。晚清朝廷也在救亡图存的呼声下,推行军事自强政策,企图借此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

  人类对战争和政治关系的认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加深的,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虽然直到19世纪初,才被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科学地揭示出来,但是中国军事家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令后人钦佩不已。

  (2)战争和经济的关系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经济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基础。战争会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资源消耗,没有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不仅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还有败亡的危险,孙武就提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的告诫,所以历代军事家都主张要把强兵建立在富国的基础上。孙膑在与齐威王探讨强兵的问题时,明确提出了“富国”是“强兵之急”的主张。管仲在《管子·治国》篇中指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即只有国家富裕,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战胜敌人;只有战胜敌人,才能守土保民,拓地开疆。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以农立国,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通常所说的富国也就是指五谷丰登,仓廪充实的富足景象。所以李筌说,在没有战争的年代里,国家要“劝农桑,农桑劝则国富。国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谋不足其成其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效法西汉大将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大力发展屯田事业,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使边地有“储积之饶”,军士“无乏粮之虞”,保证了建明战争和统一战争的胜利。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论后勤军需的《辽东军饷论》、《军需则例》等专著。

  (3)战争观 指人对战争的看法和态度。对此,历代军事家都有明确的看法,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深化。孙武在开宗明义的《孙子兵法·计篇》中,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当政者“不可不察”,鲜明地反映了其“备战”、“慎战”的战争观。吴起则分析了战争的五种起因,要求人们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之。司马穰苴则提出了“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杀人安人,杀之可也”;“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等至理名言,充分反映出司马穰苴主张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谴责穷兵黩武,告诫忘战者必危的战争观。竹简《孙膑兵法》则阐发了孙膑“战胜而强立”,“乐兵者亡”的辩证观点。徐建寅针对列强论兵不论理,挟势称兵,恃强凌弱的侵略本性,强烈呼吁“全国上下一心讲求兵学,练兵备战”,以打退列强的侵略。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人志士,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不畏惧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美德。

  (4)建军治军 通观历代兵书著述家的论著,在论述建军治军问题时,几乎都一致主张国家须建立一支由良将统率的精兵。他们所称道的良将既要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又应具有智、信、仁、勇、严、忠、理、备、果、戒、约等优良品德和修养。他们所赞赏的军队则是由精选的士兵组成,具备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赏罚公平,服从命令,人心齐一,士气高涨,作战勇敢,拼死效力,舍生忘家,敢冒锋刃等精神。由这样的将帅和士兵所组成的军队,便能无敌于天下。“岳家军”和“戚家军”便是这种军队的典范。

  (5) 作战指导原则 从《孙子兵法》到《兵学新书》,均提出了适应时代需要的作战指导原则,既有一般的也有特殊的。归纳起来大致有战前的谋划和部署,作战中的应变措施,战争结束时的善后处理等方面。战前的谋划是要求战争指导者,须在充分估量和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即“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做出周密的部署和应变的措施,掌握夺取战争胜利的主动权;其最高的要求便是争取获得孙武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结果。在战争进行中,战争指导者要善于通观战争的全局,照顾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要善于因天(时)、因地(地理、地利)、因敌、因我、因战(不同的作战样式)、因器(敌我双方所用的兵器)的不同而随时变化战法,切不可拘泥死板,套用陈法,食古不化。在战争结束时,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即胜利要总结经验,寻找不足之处,以利再战,并教育部众对民秋毫无犯,善待战俘,败则要吸取教训,整军补瑕,力求再战时转败为胜。

  (6)训练和布阵 所有的兵书都几乎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方面的内容。通过政治训练,使将帅具有良好的将德,士兵具有守土保国、为国献身的精神;通过军事训练,使将帅具有良好的将能,士兵具有熟练的技术和战术;通过阵法训练,使将帅具有布阵的才能,士兵具有熟悉各种作战队形的本领。

  (7)军事制度和军事法规 军事制度包括军队的编制体制、各级武官的设置、兵员的征集等。除一般兵书的论述外,还有不少专著,如《历代兵制》、《补汉兵志》、清朝的《皇朝兵志考略》,以及专题兵制《古代兵符考略》等。军事法规包括历代的各种条例、律令,如《尉缭子》的“重刑令”、“伍制令”,《武经总要》中的“赏格罚条”,清朝的《八旗则例》、《工部军器则例》等法规性条例。

  (8)边海(江)防 这一类论述,大多集中在明清时期的各种专著中。如明朝的《九边考》、《九边图说》、《九边图论》、《九边图考》、《山海关志》、《三关志》、《四镇三关志》、《筹海图编》、《海防图论》,清朝的《洋防说略》、《防海新论》(中译本)、《江防图考》、《江防考》、《江南经略》、《江防总论》等。这些专著既阐发了边海(江)防思想,又列举了边海(江)防的沿革和图表。

  (9)军事技术 军事技术包括兵器、战车、战船、军事筑城、军事通讯、军事交通、军事航海等内容。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在通论性的兵书中只是点到为止,未做详论。在综合性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武经总要》、《武备志》、《兵学新书》中,则列有专题门类。在军事技术专著中则论列详尽而系统,从设计制造到战场使用,几乎无所不包。冷兵器专著有《耕余剩技》、《古今刀剑录》;火器专著有《神器谱》、《火龙经》、《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炮法求新》(中译本);涉及战车的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战船专著有《龙江船厂志》、《清江船厂记》、《南船记》、《兵船汽机》(中译本);军事工程专著有《守城录》、《营城揭要》和《营垒图说》(中译本)。在上述兵书中,既论述了制器和用器、造车和用车、造船和用船、筑城和攻守城的指导思想,以及坚持创新、力求精益求精、熟练技巧和灵活运用的观点,又详尽阐述了兵器、战车、战船的形制构造,以及军事筑城和其他军事工程的规制、构筑方法、各种样式作战中的技术和战术,还有不少附图示意,供制造和使用者参考。

  (10)其他问题 除上述阐述的问题外,历代兵书还论述了间谍侦察、军事历史、军事地理、军事天文、军事气象、军事占候、军医、军马、军屯戍边及乡约民防等问题。其论著有《孙子兵法·用间篇》,《二十一史战略考》、《读史兵略》、《十七史百将传》、《广百将传》、《读史方舆纪要》、《灰画集》,《纪效新书》、《兵录》和《武备志》、《医方备要》和《神器谱·倭情屯田议》等。

价值

  中国历代兵书论述的问题,不仅包容了军事领域内的各个方面,而且还旁及其他诸多学科,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指导战争实践 每一种兵书,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指导其后的战争。孙武得益于《军志》、《军政》而成功。韩信(见图18)因活用《孙子》“形人而我无形的”原则,在临晋渡口调集战船,佯示必渡的假象,而隐蔽其在临晋上游百余里的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以简易渡河器材木罂偷渡的企图,结果取得大破魏军,俘虏魏王豹,尽得魏地的胜利。纵观历代功成名就的军事家,他们除在战争实践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外,绝大多数都是熟读兵书,钻研兵法,得益于兵法理论的提高。孙武钻研兵法,成就13篇巨著,终成“兵圣”。吴起弃儒习兵而与孙武齐名。孙膑膑足而修兵法,创造了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例而名垂史册。诸葛亮(见图19)自幼熟读兵书,辅佐刘备,用兵如神,成为后世最崇敬的大军事家之一。所以明代的唐万龄在其所著的《闲暇清论》中说:“读书而不能成为名将者有矣,未有名将而不读书者也。”此说是符合历史事实而颠扑不破的。

  (2)哺育将帅成长 中国历代凡是有所作为的贤明君主和政治家,都教育其臣、子攻读兵书,钻研兵法。三国时吴主孙权,见吕蒙不读兵书,便命其挤出时间攻读《孙子兵法》、《六韬》;吕蒙受教不违,刻苦攻读,遂成为智勇双全的名将。宋朝政治家范仲淹,以“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劝导只凭血气之勇而缺少智谋的狄青攻读兵书。狄青遵从其教诲,通读历代兵书,成为宋代通晓兵阵战法的名将。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贫寒中苦读《孙子兵法》和《吴子》,为将后,长于谋略,善于治军,用兵虚虚实实、奇奇正正,不拘一法,临机制胜,一生经过120多次战役,未尝一败。他的“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之名言,则是其熟读兵书与活用兵法理论的总结。三国蜀主刘备,在临终前曾遗诏其子刘禅,要研读《六韬》、《商君书》。可叹扶不起的阿斗,既置父训于不顾,又违孔明之师教,整日嬉戏游浪,导致国亡地失,丢掉了乃父艰难创立的基业,为后人所耻笑。宋仁宗恐将帅“鲜古今之学”,故特组织曾公亮等人编纂《武经总要》,让将帅钻研,使他们能“识为将之体”。

  (3)规范官兵训练 自宋朝始,兵书已成为规范官兵训练和进行武学教育的教材。宋仁宗时期,朝廷先后设立武举和武学,并下诏校定《武经七书》,作为武学教学和举士的教材,直到明清时期仍相沿不变。明朝后期,戚继光为规范“戚家军”的训练,除继续沿用行之有效的兵书外,还亲自编写了《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使“戚家军”的战斗力远在其他部队之上。清朝后期的曾国藩,在基本沿用这两部教材的基础上,编练湘军。中日甲午战争后,聂士成、张之洞、袁世凯等统兵大员,都纷纷编写新型兵书,作为清军进行军事教育和训练的教材。徐建寅编著的《兵学新书》,就是适应当时教育训练需要的教材。清代后期创立的各类陆军和海军学堂,也相应编写了新的军事教材。这些教材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军事学的兵书,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军事技术内容,成为中国传统兵学向新型兵学过渡的重要标志。

  (4)记载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中国历代兵书因记载了丰富、罕见的史料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如《六韬》中军队指挥机构的组成人员及其分工和职责、作战使用的战车和其他各种武器装备、阴符和阴书。唐朝李淳风在《乙巳占》中记载的测定风向和风力的“相风铜鸟”、用鸡毛编制的风向器。《武经总要》中的指南鱼和最早的三个火药配方。《守城录》中的喷射式长竹杆火枪。《练兵实纪》中的飞枪箭、飞刀箭、飞剑箭等“三飞箭”(见图20)。《武编》中的水底雷。《神器谱》中的火绳枪。《兵录》中的钉篷火箭与各种火药配方。《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火龙出水与神火飞鸦(见图21、图22)等各种火箭。这些创造性的成果,其他典籍都没有记载。

  (5)对其他领域的影响 中国历代兵书所论述的决策、谋略、任将、治军等思想和指挥艺术,常被其他领域所借用,这种做法近年来日益增多。 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写了一本《用兵法经营》的书,倡导人们用《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去进行商贸竞争。古都美在《怎样当企业领导》中,把《孙子兵法》中的“道”视为企业的基本方针,“天”是经济气候,“地”是企业的位置、市场、资源、劳动力等因素,“将”是管理人才,“法”是企业的规章制度等,以此管理企业,必然成功。在体育界,已经有人把用兵之道变为切实可行的训练之法。在医学等其他领域,也有借用兵法原则而获得成效的事例。

甲骨文和金文的军事记载

  《合集》6812:“令多子族从犬侯扑周。”其意是商王令王族以下的子姓宗族组成军队,协同犬侯去进攻周族。

  《合集》33006:“丁酉,贞王作三[帥字去巾]〔dui 堆〕右、中、左。”其意是商王武丁于丁酉建立右、中、左三师。文中的[帥字去巾]与师同意,是商朝对军队的通称。

  《合集》5504、5512:“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其意是商王武丁率领右、中、左三个师,到南土去布阵打仗。

  《合集》6134:“贞[上工下口]方出惟王飨”、“贞告[上工下口]方于上甲”、“贞沚[戈下胃]称册告于上甲”。这三条卜辞刻于同一版甲骨上,其意是商王听说[上工下口]方来侵,便飨宴群臣并告知祖先上甲,求其保佑,同时在甲庙中举行册命,任沚[戈下胃]为将。这三条卜辞连在一起,完整地记载了商王听到敌情后命将出征的经过。

  《合集》39902:“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方]。”其意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率其部三千人和王室民众一万人,远征一个方国。

  《合集》5825:“贞戎马,左右中人三百。”其意是商王武丁拥有战车三百辆,射手三百人,分编为左中右三个战车队。每辆战车编射手一人。

  《过百簋〔gui鬼〕铭文》:“过白(伯)从王伐反荆。”其意是过伯随从周昭王攻伐反叛的荆(见图1)。

  《明公簋铭文》:“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其意是西周初年,天子令明公派三族讨伐反叛的东夷。

  《善鼎铭文》:“佐胥豳侯监□师戍。”其意是周王命善为豳侯的助手,监督□师的戍守活动。

  《利簋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商纣的牧野之战的过程:“珷(武)征商,隹(惟)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又(有)商。”其意是说武王征商,甲子这天的清晨,岁星当前,战胜了昏乱的商纣王。

  上述前六条是甲骨文,后四条是刻于青铜器簋和鼎上的铭文,记载了军队的编制,战车的数量,闻警出征,征讨对象、地点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商、周军事的某些概况,但还不是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