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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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彭德怀(左)与金日成在一起

  中国人民志愿军,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组成的赴朝参战的志愿部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愿望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要求,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在战争期间,陈赓宋时轮杨得志曾先后任副司令员,甘泗淇曾任副政治委员,李志民曾任政治部主任,李达曾任参谋长。朝鲜停战后,邓华曾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得志、杨勇曾先后任司令员,李志民王平曾先后任政治委员,梁必业曾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蕴瑞曾任参谋长。

  志愿军入朝作战时,共有6个军。兵力最多时为19个军,连同由刘震任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共134万余人。战争期间,志愿军为克服美国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的补给困难,于1951年5月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由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统一组织指挥后方对敌斗争和后勤保障。志愿军后勤部队在空军、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和警卫部队等的密切协同下,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朝鲜人民大力支持下,经过顽强斗争,粉碎了敌人破坏志愿军后方的战略企图,建成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使后勤保障逐步适应作战需要。中国人民志愿军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战胜种种困难,创造无数英雄业绩,涌现出30.2万余名英雄模范和人民功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彭德怀以及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弟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杨育才杨春增李家发许家朋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朝鲜停战后,中方严格遵守和维护停战协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8年3月15日开始撤军,10月26日全部撤回。

中国兵抗美援朝的背景和原因

中国各界群众举行支持抗美援朝的示威游行
  1950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书记处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出兵抗美援朝的背景

  国内背景 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已经取得良好的开端,但各方面困难仍很严重。(一)政治上,一是大规模战争已结束,但大陆的西藏和沿海的台湾等少数岛屿还未解放,人民解放军还有重大作战任务;二是新解放区剿匪取得重大成绩,但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大股土匪尚未剿灭,土匪活动猖獗,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三是新解放区多数基层政权已经建立,但还有一部分基层政权没有建立,已经建立的基层政权还不巩固;四是占全国人口总数2/3以上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刚刚开始。(二)经济上,重点恢复铁路、公路交通和水利工程,取得明显成绩,工农业生产比1949年有明显增长,但还远未达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最高生产水平。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还相当繁重。(三)军事上,解放军总兵力达到500余万,急需精简人员支援国民经济恢复,精简整编工作刚刚开始。军队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领导机关已相继建立,除炮兵部队较有基础外,海军、空军和装甲兵部队都在组建过程中。军队急需加强现代化建设。解放军有同国民党军和日军作战的经验,但没有现代化装备,也没有现代化战争经验。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前,除少数部队准备解放台湾、西藏和正在进行剿匪外,人民解放军没有打仗的准备。朝鲜内战爆发后,作了必要防范准备,组建了东北边防军

  国际背景 一是美国苏联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变成了尖锐对立和斗争的对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两大阵营已经形成。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朝鲜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成了两大阵营在东方斗争的焦点。二是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契机,推行称霸全球的遏制共产主义战略。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就武装介入朝鲜内战,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了上述事项,同时宣布增加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提供援助。7月7日,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组成侵朝“联合国军”的决议。9月27日,美国当局指令麦克阿瑟,美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作战,占领全朝鲜。三是中国革命胜利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两国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政治上颠覆、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外交上孤立的政策。

出兵抗美援朝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这种认识值得商榷。一则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研究讨论作出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作出的。二则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国家状态千疮百孔,面临的情况相当严峻,毛泽东在党内已具有任何人无法相比的威望,但这时毛泽东的领导作风还是比较民主的,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也都是敢讲真话的。否则不会至少召开三次会议才作出决策。

  中共中央所以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有多种原因,主要是:

  直接原因 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金日成朴宪永联名致函毛泽东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信中介绍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有关情况,信的最后提出:“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封信的签署时间是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接到这封信是10月3日,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朝鲜内阁内务相朴一禹直接送达。(注:关于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求援信由谁送到北京,直至2009年底出版的有关著作中,仍说是朴宪永。这是一种误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380页,1950年10月2日周恩来《关于朴一禹来京事给倪志亮的电报》指出:“估计张一杜同志二号夜可抵沈,三号当派飞机接来北京。”电报里说的张一杜就是朴一禹。另在金日成、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求援信原件上,有周恩来亲笔所注:“一九五○年十月三日朴一禹面呈主席”字样。)但在10月1日晚,毛泽东已得到了金日成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向毛泽东提出由中国出兵援助的请求。正是因为有了朝鲜的请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才在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援助朝鲜问题,仅10月上旬就于2日、4日、5日三个下午召开三次会议,2日是书记处会议,4日和5日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注:关于这三次会议,所有的研究者都未看到会议记录,只见到杨尚昆10月4日日记中关于会议主题和参加会议人员名单,以及参加会议人员后来有关讲话、文章、回忆等。)

抗美援朝:大学生走上街头宣传保家卫国
中国农民积极参加志愿军
  根本原因 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是维护国家主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侵占了中国版图,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不能没有反应,当时除了抗议、声讨之外,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已经考虑可能要同美国打一仗。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二是保卫东北地区安全。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于8月27日起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城镇、乡村,严重威胁中国东北地区安全。三是维护东北地区经济建设。东北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新中国工业基地一半在东北,而东北工业基地一半在辽东、辽南。如果中国不出兵,让美国压至鸭绿江边,整个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无法进行正常建设。四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美国出兵朝鲜后,国内各种反动势力就活跃起来,活动明显猖獗。不将美国在朝鲜的气焰打下去,国内反动气焰就会更加增高,不利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稳定。五是军事上的考虑。如果不出兵,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1000多公里的边防线需要部署很多兵力,还要改善装备和修建机场,随时准备打,与其如此,从经济上说,从国家长远建设上说,迟打早打,早晚要打,晚打不如早打。

  军事准备因素 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武装介入。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由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战局形势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虽然美国武装介入,但朝鲜人民军能一鼓作气,很快解放全朝鲜,战争很快结束,至少告一段落,美国再想援助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也需要长时间准备和调动更大兵力。另一种可能是,战争长期化。因此中国不能没有防范准备。周恩来说:“我们设想第一种情况下组织边防军,是备而不用;在第二种设想情况下,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并且应该很快地积极准备。”(《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所以,在朝鲜内战爆发不到两个星期,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仅一个星期,中国于1950年7月7日就开始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抽调国防机动部队第十三兵团等4个军、3个炮师和1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等共25.5万余人,集中到辽宁东部和吉林东南部地区进行整训。边防军集中后,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受中央军委委托,在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就明确指出:将来边防军是准备出动到朝鲜去打仗。”边防军的全部准备都是以美军为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而进行。这为中共中央决策出兵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

  以上三个原因是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除此,还有三个因素,对出兵决策也有作用:

  历史原因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对立面立场上,出枪出钱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颠覆、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的政策。

  意识形态原因 朝鲜和中国同属民主阵营大家庭一员,朝鲜有难,中国有责任帮助他们。况且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朝鲜劳动党许多党员和许多朝鲜人参加了中国革命战争,对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有意识形态因素,但意识形态因素不是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性因素。

  苏联因素 一方面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出兵援朝会有苏联作为后盾。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上有压力,但中共中央作出出兵决策决不是苏联压力的产物。在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中,斯大林曾积极建议中国出兵援朝。但在中国要求其履行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的承诺时,他动摇了,说苏联空军未准备好,就是准备好了也不准备出动到朝鲜作战,并说,如果没有空军掩护,中国出兵困难,也可以不出兵。当然除苏联出动空军直接援助志愿军作战的承诺不兑现外,中国要求的其他援助苏联基本满足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52、第25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总之,朝鲜需要支援,中国的国防安全需要保卫。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开会词中所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5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中国出兵之前

美国空军侵入中国领空

  1950年8月27日,美军出动B-29重型轰炸机、P-51战斗机等先后5批13架次,侵入中国东北境内的辑安(今集安)、临江、安东(今丹东)地区上空轰炸扫射,炸死中国居民3人,炸伤21人,炸坏火车机车、客车、守护车5辆,炸坏卡车2辆。当日,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长名义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于“美国侵略朝鲜军队此种侵入中国领空的挑衅和残暴行为,本人特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美国政府应对美军此次侵犯中国主权及残杀中国人民的行为,担负全部责任及其后果”。周恩来要求美国政府:一、立即惩办美国空军此次侵入中国领空,杀伤中国人民及击毁车辆的挑衅和残暴罪行;二、负责赔偿中国方面所受的一切损失。周恩来并声明:“对于美国侵略朝鲜军队此种挑衅和残暴的行为,保留继续提出要求的一切权利。”同日,周恩来还致电联合国,要求制裁美国空军侵入中国领空的挑衅和残暴行为。

  8月29日,美国空军飞机又两次入侵中国宽甸县上空进行侦察扫射,杀死中国居民4人,杀伤7人。

  8月30日,周恩来再次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和秘书长赖伊,要求制裁美国空军继续侵入中国领土并杀伤中国人民的行为,指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根据我本月27日的建议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美国侵略军队扩大侵略的行为,并从速撤退美国侵朝军队,以免事态扩大,实为急不容缓之举”。

  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谴责和抗议,在8月27日至11月19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远东空军就出动151批次、上千架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疯狂进行侦察、扫射、轰炸。

美国军队仁川登陆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
  仁川,是朝鲜半岛中部西海岸的一个港口,位于汉城西南40公里处,是朝鲜半岛东西最狭窄的“蜂腰部位”。

  1950年6月29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赴朝鲜战场巡视后,决定凭借美国海军和空军的绝对优势,首先阻止朝鲜人民军的南进,然后从其背后实施登陆,切断其补给线,南北夹击人民军。随后,麦克阿瑟命令有关登陆作战专家制定了名为“烙铁计划”的登陆作战方案,初步确定仁川等三个可供选择登陆地点。

  麦克阿瑟最终选择了仁川。1950年8月12日,他决定实施“烙铁计划”中的“100-B计划”(即仁川登陆计划),并将第1陆战师、第7师和南朝鲜军队的一部定为登陆部队,明确规定,其进攻目标为“仁川至汉城地区”。中共中央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当朝鲜人民军与敌胶着于釜山防线时,毛泽东就预见到美军有在人民军侧后登陆的可能,并提醒朝鲜政府注意防范。但朝鲜领导人并未采取防范措施,防守仁川的人民军只有1000人,防守汉城的5000人。

  8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麦克阿瑟仁川登陆计划。30日,麦克阿瑟下达了实施仁川登陆的作战命令。

  9月15日,联合国军实施仁川登陆,麦克阿瑟登上旗舰“麦金利山”号亲自督战。参加仁川登陆部队主要有新组建的第10军(由美第1陆战师、第7师、特种兵旅、南朝鲜军第17团和陆战团及其他辅助部队组成)和美国第七舰队等,共7万余人,260余艘舰艇,并且得到美国远东空军500架飞机的空中掩护。15日凌晨5时,美军舰炮和飞机对仁川港外的月尾岛实施猛烈炮击和轰炸。6时,美军第1陆战师占领月尾岛。下午,当潮水重新上涨时,第1陆战师在仁川港南北两翼突击上岸。他们使用梯子爬上陡岸,或用坦克登陆艇撞破堤岸上陆。当晚,大约1.8万美军登上了仁川港,并建立起滩头阵地。16日,美军未遇到多大抵抗就攻占了仁川市。麦克阿瑟命令登陆部队分兵两路,一路直奔金浦机场和汉城,一路南下水原切断人民军的退路。同时命令在釜山的第8集团军出击,向北进攻,夹击人民军。

  9月21日,美军一部在金浦东北渡过汉江后,沿开城公路进攻汉城西侧;另一路到达汉江南岸的永登浦,从南面威胁汉城。28日,美军攻占汉城。在釜山的美第8集团军突破人民军防线,向北进攻。

  仁川登陆,使朝鲜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战场形势急剧逆转,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转入战略退却。

美军越过“三八线”

美军越过“三八线”后,继续向朝鲜北部推进
  仁川登陆后,美军转入反攻,并很快进抵“三八线”。这时,美国决心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越过“三八线”,妄图速战速决占领全朝鲜。

  1950年10月1日,麦克阿瑟根据经过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关于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指令,命令南朝鲜军沿东海岸地区越过“三八线”北进。同日,麦克阿瑟发出了要求北朝鲜投降的通谍。10月2日,下达了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命令。

  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再次向美国提出强烈警告,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周恩来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然而,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警告只不过是“虚张恫吓”,中国不敢出兵朝鲜同美军进行较量。因此,一意孤行,坚持向“三八线”以北大举进犯。

  为了给美军越过“三八线”提供法律依据,10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起草的所谓“统一朝鲜”的决议。决议提出:“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以保证全朝鲜情况的稳定”。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的同一天,美军开始越过“三八线”北进,美骑兵第1师、步兵第24师,英军第27旅和南朝鲜军第1师从西部越过“三八线”。美军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分别于10月9日和10日,从仁川港和釜山港登船起航,准备在元山进行登陆作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中国大陆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组建东北边防军

  1950年夏,中共中央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的新形势,认为朝鲜战局已趋复杂化,美国侵略者很可能继续扩大战争,甚至攻击中国东北地区。为了保卫中国东北边防,不能不采取防范措施,预作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于7月7日和10日,两次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以及林彪肖华肖劲光刘亚楼杨立三李涛许光达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中央军委根据两次会议的讨论,于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确定:

  (一)抽调第13兵团(第38军、39军、40军),第42军,炮兵第1师、2师、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最迟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

  (二)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

  (三)以15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第13兵团领导机关,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7月23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聂荣臻的报告,在粟裕(因病不能到职)、肖劲光(任刚组建的海军司令员,工作离不开)、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均不能到职的情况下,东北边防军归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指挥,并统由东北军区供应,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边防军的训练工作由第13兵团统一组织,并先后任命洪学智韩先楚为第13兵团副司令员,赖传珠离职养病,由邓华兼任兵团政治委员。

  8月上旬,第38军和第39军由河南、第40军由广东进至东北边境地区,完成集结任务。之后,军委又调第50军及部分高炮部队、工兵部队编入边防军。至此,边防军各部已全部到达指定位置。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主要领导参加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加速特种兵建设,增编飞行团、战车旅、高炮团及队属炮兵,强调边防军要加紧训练,务必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待命出动。

  8月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东北边防军建设计划会议,决定东北边防军以11个军(36个师)60万人作三线配置:以第13兵团(含第42军)为第一线,第9兵团为第二线,第19兵团为第三线。并预定第一线部队出动后,第二线部队北上至第一线部队原驻地,第三线部队移至第二线部队原驻地,边继续训练,边准备参战。

志愿军的组建

  1950年10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应朝鲜劳动党、政府的请求和保卫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根据中国人民的意愿,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署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指出: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动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各种可能遇到和必须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为了健全和完善志愿军领导机构,配备主要领导干部,中共中央于10月25日致电第13兵团党委:

  (一)为了适应目前伟大战斗任务的需要,13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应即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

  (二)彭德怀同志为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前已通知),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四同志均为副司令员,邓华、朴一禹同志均兼副政治委员,解方同志为参谋长,政治部、后勤部及其他机构的负责同志均照旧负责;

  (三)党委组织亦照原名单加入彭、朴二同志,以彭德怀同志为书记,邓华、朴一禹同志为副书记。

  至此,志愿军领导机构健全,主要领导干部配齐,待命赴朝参战。

入朝参战

抗美援朝:志愿军某部举行出国参战誓师大会
  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后,即准备赴朝参战。志愿军出动前,一方面隐蔽集结待命,一方面组织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部队以连为单位)普遍召开了誓师大会,向祖国人民庄严宣誓:

  “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援助朝鲜兄弟民族的解放斗争,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志愿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的胜利而奋斗。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战斗任务,我们誓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上级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决不畏惧,决不动摇,发扬刻苦耐劳的坚诚精神,克服一切艰苦困难,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在战斗中创建奇功。我们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将军的领导,学习朝鲜人民英勇善战的战斗作风,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性,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朝鲜人民、朝鲜军队团结一致,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全部、干净、彻底消灭。”

  10月9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将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全部集结江南,待机歼敌。”11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并“已电华东调1个高炮团于10月14日从上海开赴沈阳转赴前线。”

  12日,情况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致电彭德怀:“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并请高岗、彭德怀来京一谈。13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出兵问题,认为我军还是出兵到朝鲜有利。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出兵与作战的方案,指出:“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弱之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

  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军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23日到达德川地区。休息一天,25日开始筑工事制敌先机,10日内渡江完结”。

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
  18日,毛泽东致电第13兵团领导,颁布跨过鸭绿江的进军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日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日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

  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19日黄昏,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带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率先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同日,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秘密开赴朝鲜前线。

  第40军和第39军主力及炮兵第1师从安东过江;

  第39军第117师、炮兵第2师和高炮团从长甸河口过江;

  第38军军部、第42军和炮兵第8师从辑安过江。

  至22日,第38军主力从辑安过江。

  志愿军渡江部队执行毛泽东的命令,每日黄昏开始行动,至翌日4时停止,天亮前隐蔽,入夜出发,奔赴前线,埋伏在鸭绿江南岸的崇山峻岭之中,待机歼敌。之后,中央军委决定:第50军、第66军编入志愿军序列,并先后入朝。

  至10月底,首批入朝作战的部队全部跨过鸭绿江。

入朝首战与抗美援朝纪念日

  志愿军赴朝鲜后的首战,是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于1950年10月25日在两水洞、丰下洞地区,与由温井向北镇进犯的南朝鲜军步兵第6师第2团前卫加强第3营进行的一次遭遇战。

  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率部队分东西两路向鸭绿江冒进。10月25日,西路冒进最为突出的南朝鲜步兵第6师进占温井、桧木洞、古场一线,逼近占领温井以北高地的志愿军第40军部队。是日拂晓,在丰下洞至仓洞公路北侧宿营的118师前卫第354团发现南朝鲜第6师第2团第3营步兵连和炮兵中队组成的快速先遣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疾进,当即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力争相机歼敌。8时许,敌尖兵连进至第118指挥所附近,在行进中盲目射击,师指挥部果断定下歼敌此部的决心,师侦察连当即突然向敌反击,首先击毁敌部分车辆,堵塞前进道路。摩托化行军的敌前卫营在前方受阻的情况下,迅速跟进。上午10时许,南朝鲜第6师第2团第3营及一个炮兵中队全部进入志愿军第354团控制的两水洞至丰下洞地域。预先占领216高地的第354团第2营第4连也已切断敌之退路,割断了敌团主力与前卫营及炮兵中队的联系。第354团其余分队以拦头、斩腰的战法,先敌发起冲击,将南朝鲜军一分为三,分而歼之。随后118师第353团从354团右翼出击,配合354团战斗。南朝鲜军遭突然打击后,无力组织任何有效还击,当志愿军战士冲入南朝鲜军中时,南朝鲜军弹药未及开箱,火炮未及开架。志愿军战士高喊“缴枪不杀,宽待俘虏”,但南朝鲜军官兵听不懂,只顾往汽车底下钻。志愿军战士不得不把一些俘虏从汽车下拖出来。此役后,彭德怀知道这一情况,即通令全军学说几句英语和朝鲜语的喊话,争取多活捉俘虏。经约1小时的战斗,南朝鲜军一个营及一个炮兵中队,全数被歼。扼守216高地的第354团第2营,依托有利地形和简易工事,连续击退敌主力一个多营的10次进攻,保证了118师主力作战。

  战斗至15时30分全部结束。此役毙伤俘敌470多人、俘美军顾问1人,缴获各种枪支16支、火炮12门、汽车38辆、战马3匹、报话机2部。战后毛泽东主席致电:“庆祝你们初战胜利。”

  此役后,志愿军第118师、120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并于26日凌晨占领温井。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以后这一天——1950年10月25日,便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作战历史

第一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在云山俘虏美军士兵
万岁军38军在龙源里追击美军
志愿军攻克汉城后冒着炮火渡过汉江
抗美援朝:突破敌军防线的志愿军部队
朝鲜战争:志愿军在冰天雪地的山头上坚守阵地
抗美援朝:志愿军依托坑道与敌人作战
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在前线一把炒面一把雪

  1950年10月25日10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在北镇西北两水洞与韩国第6师遭遇,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温井并全歼南韩军,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后第一次与联合国军交战。之后志愿军又向云山、宁边、熙川地区及古场洞地区联合国军展开进攻。11月2日,歼灭龟头洞、古场洞地区的联合国军并攻克云山。11月3日,西线联合国军全线撤退。11月4日,联合国军主力撤至清川江以南。11月5日,第一次战役结束。志愿军共歼灭联合国军1.5万人,稳定了朝鲜的战局,使得联合国军打算在圣诞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落空。

第二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后,志愿军撤回至清川江地区隐蔽调整。联合国军仍认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并且兵力不大,于是重新部署,调集5个军21万兵力沿东西两线进攻,发起“圣诞节攻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用“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的方针,于11月7日,开始实施第二战役。11月25日至27日,分别从东西两线发起反击。12月6日重新占领平壤。12月17日占领咸兴。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于12月23日在撤退中因车祸丧生。12月26日 ,马修·李奇微接替其职务。第二战役于12月24日结束。中朝方面共歼灭联合国军3.6万余人,收复了平壤和三八线以北的地区,将联合国军击退至三八线以南,并扭转了朝鲜的战局,迫使联合国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第三次战役

三次战役时,志愿军俘虏英军坦克营

  1951年元旦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推进至三八线以南50英里处,1951年1月4日汉城被志愿军第39军、第50军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重新占领。1月8日前出到北纬37度线附近水原、利川、骊州和原州一线。中朝双方共歼灭联合国军1.9万余人。

第四次战役

  1951年1月25日,联合国军经过休整后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反扑。志愿军为了集结部队,实施了防御战。志愿军两个军和朝鲜人民军一个军团在西线汉江以南地区进行防御,而志愿军的四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三个军才在东线横店地区进行反击,歼灭了南韩第8师三个团及第5师和美军第2师各一部,共计1.2万余人。3月14日,联合国军攻下汉城(今首尔)。4月11日,美国白宫解除麦克阿瑟一切职务,由马修·李奇微接任。4月13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提出停战,但未被中国方面同意。4月21日,将阵地稳固于三八线附近的开城、涟川、华川、杆城一线。第四次战役结束,中朝方面共歼灭联合国军7.8万余人,自身亦损失惨重。

第五次战役

  4月,朝鲜战场优势倒向“联合国军”,1951年4月22日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初期取得重大战果,美军遭受重大损失,韩国第二军团被击溃,后美军以韩国军无能为由将韩国第二军团就地解散。至29日“礼拜攻势”结束,“联合国军”开始发动“第二次春季攻势”,逼进铁原、涟川,志愿军63军开始逐山逐水的死守,“联合国军”第二次跨进三八线,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退约40公里勉强阻止住联军的进攻,美军的弹药量是平常五倍,被称为“范弗里特的弹药量”,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奉命孤军断后的第三兵团60军一八零师陷入包围,失踪、伤亡、被俘共计7644人[2]。7月10日双方终于同意停火,坐到了谈判桌前。

上甘岭战役

  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向上甘岭地区志愿军第15军防守的阵地发起进攻。战役历时43天,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围绕两个高地表面阵地展开激烈争夺;第二阶段表面阵地为联合国军占领,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坑道战击;第三阶段志愿军发起决定性反击,迫联合国军停止进攻。上甘岭战役,志愿军共歼灭联合国军2.5万余人。 这次战役也是朝鲜战争中少有的惨烈的战役。联合国军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

金城反击战

抗美援朝:金城反击战中,志愿军步兵突入敌阵地
  1953年6月15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但是李承晚不承认和平协议的达成,于6月17日深夜起,以“就地释放”的名义将大批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约2万余人)强制编入韩国现役军队,并且表示要继续“北进”、“单独干”,且不服从美军的领导,引起联合国军参战各国的强烈不满,英国首相丘吉尔更公开称之为“无耻的背叛”。针对李承晚的行为,志愿军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于7月13日集中了6个军(第21、第54、第60、第67、第68、第24军)发动了主要针对李承晚韩国军队的金城战役。战役历时半个月,志愿军共毙伤俘敌78000余人,主要是韩国军,另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辆,飞机一架,各种炮423门,各种枪7400余支,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这也是朝鲜战场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也是最后一次战役,随后7月27日双方正式签定停战协议,朝鲜战争至此全部结束。

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部队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两年九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共毙伤俘敌71.8万余人,其中美军29.7万余人。迫使联合国军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中央军委轮番作战方针,先后有27个军另1个师入朝参战。

  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4月21日,首番参战部队有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66军、第50军、第20军、第27军、第26军共计9个军30个师(其中第20军、第27军、第26军首番参战辖4个师);

  1951年4月22日至6月上旬,第二番参战部队有第64军、第63军、第65军、第60军、第12军、第15军和第20军、第26军、第27军、第39军、第40军共计11个军33个师;

  1951年6月中旬以后,属于第三番参战部队有第67军、第68军、第47军和第12军、第15军、第60军、第20军、第26军、第27军、第63军、第64军、第65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50军共计17个军51个师,另有第36军、第37军两个军担任在朝鲜南市、泰州、院里三个机场担任抢修、维护警戒任务。

  1952年9月,第23军、第24军、第46军入朝,轮换第20军、第27军、第42军回国;同年11月,第33师入朝,担任东海岸元山地区的防御任务;为加强1953年春季反登陆作战力量,第16军、第1军、第54军、第21军先后于1952年12月至1953年3月入朝。

  朝鲜停战前后,大部分部队先后凯旋回国。第1军、第16军、第21军、第23军、第54军暂驻朝鲜执行维护停战协定实施任务,并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1958年3月至10月,上述5个军胜利完成任务后,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志愿军27个军参战概况

在志愿军发起的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第38军一部在龙源里追歼美军
  志愿军第38军 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38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梁兴初、江拥辉(代),政治委员刘西元、吴岱(代)。辖第112师、第113师、第114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1950年10月19日首批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胜利完成任务后,于1953年7月10日回国。该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誉为"万岁军"。

  志愿军第39军 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39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吴信泉、张竭诚(代),政治委员徐斌洲、李雪三、石瑛(代)。辖第115师、第116师、第117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1950年10月19日首批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5月7日回国。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第40军一部行进在清川江边
  志愿军第40军 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4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温玉成,政治委员袁升平。辖第118师、第119师、第120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1950年10月19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3年7月回国。志愿军第42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42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周彪、郭成柱。辖第124师、第125师、第126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该军于1950年10月19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和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2年10月30日回国。

  志愿军第66军 1950年10月由华北军区第6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新槐,政治委员王紫峰。辖第196师、第197师、第198师。隶属志愿军总部。该军于1950年10月25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年4月10日回国。

  志愿军第50军 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5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辖第148师、第149师、第150师。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1950年10月26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和辽宁安东(今丹东)两地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年4月12日回国休整。同年7月上旬再次入朝,担任朝鲜西海岸防御及抢修机场任务,11月参加西朝鲜湾渡海攻岛作战。1955年4月19日回国。

  志愿军第20军 1950年11月由第3野战军第2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翼翔、政治委员张翼翔(兼)、谭佑铭。辖第58师、第59师、第60师及第89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1950年11月7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二、五次战役和朝鲜东海岸防御。1952年10月11日回国。该军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27军 1950年11月由第3野战军第2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彭德清,政治委员刘浩天、曾如清。辖第79师、第80师、第81师及第94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1950年11月12日由吉林临江入朝,参加了第二、五次战役和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10月14日回国。

  志愿军第26军 1950年11月由第3野战军第2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李耀文。辖第76师、第77师、第78师及第88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1950年11月19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二、四、五次战役和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6月5日回国。

  志愿军第64军 1951年2月由第1野战军第64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思玉、唐子安,政治委员王昭、黄文明。辖第190师、第191师、第192师。隶属第19兵团。该军于1951年2月16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和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3年8月回国。

  志愿军第63军 1951年2月由第1野战军第63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傅崇碧,政治委员龙道权。辖第187师、第188师、第189师。隶属第19兵团。该军于1951年2月17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3年9月回国。

  志愿军第65军 1951年2月由第1野战军第65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应堂,政治委员王道邦,后军长兼政治委员王道邦。辖第193师、第194师、第195师。隶属第19兵团。该军于1951年2月22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10月回国。

  志愿军第60军 1951年3月由第2野战军第6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韦杰、张祖谅,政治委员袁子钦。辖第179师、第180师、第181师。先后隶属第3兵团、第20兵团。该军于1951年3月17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1953年9月回国。

  志愿军第12军 1951年3月由第2野战军第12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李震。辖第31师、第34师、第35师。隶属第3兵团。该军于1951年3月21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术、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及上甘岭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4年4月25日回国。该军100团2连班长伍先华(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爆破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04团4连副排长杨春增(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91团5连战士胡修道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杀敌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15军 1951年3月由第2野战军第15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秦基伟、李成芳(代),政治委员谷景生。辖第29师、第44师、第45师。隶属第3兵团。该军于1951年3月25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及上甘岭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4年5月回国。该军135团2营通信员黄继光(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135团7连排长孙占元(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87团9连邱少云(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47军 1951年4月由第4野战军第4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曹里怀、张天云,政治委员李人林、刘贤权、陈发洪(代)。辖第139师、第140师、第141师。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第9兵团。该军于1951年4月11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和1953年春上浦 防东山作战。1954年9月24日回国。该军141师侦察连文书罗盛教(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志愿军第67军 1951年6月由华北军区第6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李湘、邱蔚,政治委员旷伏兆。辖第199师。第200师、第201师。隶属第20兵团。该军于1951年6月21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1954年9月29日回国。该军595团1连战士李家发(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68军 1951年6月由华北军区第68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陈仿仁,政治委员李呈瑞。辖第202师、第203师、第204师。隶属第20兵团,该军于1951年6月24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5年4月9日回国。该军607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36军 1951年9月由华北军区第3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王建业(代),政治委员康健民。辖第106师、第107师。隶属第23兵团。该军于1951年9月7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主要担负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任务。1951年11月30日回国。

  志愿军第37军 1951年9月由华北军区第3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世珍,政治委员帅荣。辖第109师、第110师。隶属第23兵团。该军于1951年9月7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主要担负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任务。1951年11月30日回国。

  志愿军第23军 1952年9月由第3野战军第23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钟国楚、吴瑞山,政治委员卢胜、谢福林。辖第67师、第69师、第73师。先后隶属第9兵团、第19兵团。该军于1952年9月5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3月回国。该军200团9连战士许家朋(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24军 1952年9月由第3野战军第24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兼政治委员皮定均、张震(代)。辖第70师、第72师、第74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1952年9月12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5年10月回国。

  志愿军第46军 1952年9月由第4野战军第4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全夫,政治委员吴保山。辖第133师、第136师、第137师。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第19兵团。该军于1952年9月15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5年10月回国。

  志愿军第16军 1952年12月由第2野战军第1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尹先炳、潘焱,政治委员陈云开、戴润生。辖第32师、第46师、第47师。先后隶属第9兵团、第19兵团。该军于1952年12月28日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4月回国。

  志愿军第1军 1952年12月由第1野战军第1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黄新廷、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颜金生。辖第1师、第2师、第7师。先后隶属第19兵团、志愿军总部。该军于1953年1月22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10月回国。

  志愿军第54军 1952年12月由第4野战军第54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丁盛,政治委员谢明、谢家祥。辖第130师、第134师、第135师。先后隶属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第20兵团。该军于1953年2月2日入朝,参加了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7月回国。

  志愿军第21军 1952年12月由第3野战军第21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吴泳湘、谢振华,政治委员谢福林、吴融峰。辖第61师、第62师、第63师。隶属第20兵团。该军于1953年3月14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7月回国。

参战军种

志愿军空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一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1950年10月,志愿军首批部队入朝,决定组织志愿军空军参战,其基本任务是:在友军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的协同下,夺取并保持重要地区的局部制空权,以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军事和工业目标,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志愿军空军受领任务后,加速组建新部队。1950年冬~1951年夏,陆续成立8个歼击师。由于任务紧迫,所有歼击部队都采取边打边建、边打边训、以老带新的办法,实行轮番作战。战争期间,志愿军空军先后有10个歼击师(第4、第3、第2、第14、第6、第15、第17、第12、第18、第16师)和2个轰炸师(第8、第10师)的部分部队参战。1951年3月成立志愿军空军领导机关,刘震任司令员(后由聂凤智代司令员)。在参战期间,志愿军空军部队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畏强敌,英勇奋战,战斗起飞2457批、26491架次;实战366批、4872架次;有373名飞行员在空战中对敌开了炮,212名飞行员击落或击伤过敌机。击落美空军、海军和参与侵朝战争的其他国家空军的飞机330架。击伤95架。志愿军空军被击落飞机231架,被击伤151架。116名空勤人员牺牲。

志愿军海军

  志愿军海军出现在朝鲜战场是战场形势已到对峙阶段。中央分析反登陆作战是当时一个重要任务。1952年12月9日,总参召开了特种兵首长会议。海军首长肖劲光、王宏坤、刘道生、周希汉研究了中央关于反登陆作战的指示。不久,军委批准了海军的计划,海军总部作出决定,派出鱼雷艇部队、布设水雷部队、岸炮部队入朝,参加西海岸的防守。海军参战部队由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领导,海军设前线指挥所,由鱼雷快艇学校政委朱军负责。1953年1月上旬首先进入朝鲜是海司海道测量部派出的测量队,有陆上、海上两个测量队。1953年1月9日,海军淞沪基地参谋长孙公飞带领部分布雷部队人员到达朝鲜,布雷队主要人员3月到达。岸炮部队3月23日到达朝鲜,共两个连,是青岛基地的一个岸炮连和淞沪基地的岸炮第8连。两个连4月20日分别进入培山和烟台山阵地。构建了130mm、100mm、37mm炮复合阵地。预备参战的快艇部队是鱼雷快艇31大队(辖1、2、3中队共18艘鱼雷快艇和预备中队),由于在朝鲜没有补给设施,没有实际赴朝,在青岛备战。在丹东大东沟修建了船池艇台。在龙岩浦修建了窑洞三口和码头一座。

志愿军炮兵

志愿军某炮兵分队向“三八线”进发
  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内以火力遂行作战任务的兵种。炮兵,按其战斗使命分为地面炮兵高射炮兵。志愿军炮兵,通常指地面炮兵。它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地面目标实施火力突击的骨干力量。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时,预备炮兵仅有炮兵第1、第2、第8师共9个团,装备日本、美国制造的旧式火炮284门,且多由骡马牵引;队属炮兵主要装备山炮、步兵炮和小口径迫击炮,由骡马驮载或人力背负,其建制多为连、营。为适应战争的迫切需要,1951~1952年,以步兵为基础陆续新建火箭炮兵第21、第22师(装备苏制M—13火箭炮)和防坦克炮兵第31、第32、第33师(装备苏制76.2毫米口径和57毫米口径加农炮),并对炮兵第1、第2、第8师及第3、第7师部分部队进行换装(装备苏制122毫米和152毫米榴弹炮)。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前,预备炮兵已发展到10个师共46个团,配有1855门火炮。队属炮兵,1952年步兵师属山炮营改装扩编为炮兵团,辖122毫米榴弹炮营、76.2毫米加农炮营、76毫米山炮营和12.7毫米高射机枪连;步兵团属炮兵,有120毫米迫击炮连、75毫米无坐力炮连和12.7毫米高射机枪连。志愿军炮兵指挥机构,随首批参战部队入朝。开始为炮兵司令部,万毅任司令员(未到职)、邱创成任政治委员。1951年2月,改为炮兵指挥所,匡裕民任主任。随着炮兵的增多,1953年炮兵指挥所设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高存信任主任、刘何任政治委员。队属炮兵,也于1952年4月在兵团、军、师建立炮兵室。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毙伤敌15.8万余人,击毁击伤敌火炮570余门、汽车880余辆、坦克940余辆,摧毁敌碉堡2490余个,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志愿军装甲兵

  坦克兵第1师和坦克兵第2师第3团于1951年3月31日开始陆续入朝,并以坦克兵第1师师部为基础组成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该指挥所在黄鹄显主任率领下于5月5日入朝。11月29日,独立坦克第1团亦入朝。在战争中,装甲兵完成了各次作战任务。参战部队初期为4个坦克团,后又相继入朝9个团,实际参加过战斗的有8个团。在两年的作战中,志愿军装甲兵共出动坦克自行火炮约1000辆次,毁伤敌坦克74辆,火炮20门,摧毁工事864个,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志愿军铁道兵

  为了加强铁路运输,志愿军铁道兵第1师于1950年11月6日入朝,担任抢修铁路任务。其后,铁道兵第3师、第2师于1951年2月、5月亦继续入朝。6月20日,又以直属桥梁团为基础成立了第4师。此时,在朝铁路抢修部队已达四个师、一个团又一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铁道兵部队在其他兄弟部队配合下,完成了大量的铁路工程保障任务,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障了铁路上的运输。铁道兵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十一师都曾先后编入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

志愿军工程兵

抗美援朝: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修水渠,重建家园
抗美援朝:朝鲜阿妈妮象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照顾志愿军伤员
抗美援朝:这是在上甘岭战役中,朝鲜人民昼夜不停地将弹药送往前线。
抗美援朝:彭德怀等领导人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时,独立工兵部队只有1个团,队属工兵也很少,装备以土木工具为主。在战争中,志愿军工兵边打边建。战争后期独立工兵部队增加到15个团,装备了工程机械和制式舟桥器材。1950年10月31日组成志愿军工兵指挥所,陈正峰任主任;1952午7月,改为工兵指挥部,谭善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直接指挥独立工兵团,并负责队属工兵部(分)队的业务指导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工兵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思想指导下,新建道路2200多公里,加修和维护公路9600余公里;新建桥梁1100余座,总长6.3万余米;构筑坑道的土石方量达28.5万多立方米,构筑指挥所、人员掩体和掩蔽部1.6万多个;排除地雷和定时炸弹6.3万余个;修建飞机场120余万平方米;建造仓库、医院病房、营房等5.4万余座。朝鲜停战后,志愿军工兵部队积极帮助朝鲜人民群众清除废墟,修建房屋,排除定时炸弹等各种残留爆炸物,修复桥梁、道路,平整土地,恢复生产。停战后仅2个月,工兵部队就新架半永久性桥梁32座,修复永久性桥梁18座,整修公路176公里,新建民房2万多间。1953年8月-1955午10月,工兵第12团承担重建平壤的部分工程任务,共新建和修复38项较大的工程。

志愿军通信兵

  1950年10月,志愿军领导机关有9部短波电台、1个电话队(相当于连);每个军有各类通信人员2500~3000人(占军总人数的5%~6%),无线电通信机60余部(含步谈机),有线电单、总机370余部,被覆线440余单公里。抗美援朝战争中,通信兵逐渐发展,至1953年7月,志愿军领导机关除有短波电台、音频电话外,还建立了无线电收发信集中台、载波电话、电传电报及无线电接力通信等固定台站;每个军有通信人员4400余人(占军总人数9%左右),无线电通信机320余部,有线电单、总机1200余部,被覆线1700余单公里,较战争初期分别增长3.8、2.2和2.8倍。战争中,战场情况变化快,对通信联络的时效要求高,志愿军通信器材数量少、质量差、型号杂,且经常遭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韩国)军空中、地面火力的袭击。为此,志愿军通信兵发扬勇敢顽强、准确细致的优良作风,运用以无线电为主的多种通信手段,保障作战指挥。战争第一阶段,志愿军以运动战为主,部队机动频繁,战线变化大,作战样式转换快,通信兵以专向通信、多级组网、越级联络、密语通信、兼台工作及报话结合等多种方法,充分发挥无线电通信的作用,并辅以有线电、运动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基本上保障了作战指挥。第二次战役中,向三所里穿插迂回的部队,实施越级密语通信,及时、准确地报告了情况,成为无线电通信保障指挥的范例。战争第二阶段,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通信兵在继续发挥无线电通信作用的同时,加强有线电通信网的建设,军及炮兵师以上单位开通有线电报通信,摸索和总结坑道通信的经验,改进后方勤务通信和营以下通信,提高了合成军队作战通信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了通信联络的及时性和稳定性。志愿军通信兵广大指战员把搞好通信联络视为第一生命。在上甘岭战役中,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冒着敌军炮火查修线路,身负重伤不下火线,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用自己的身体导通线路,保证战斗命令的及时下达。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二级英雄称号。志愿军通信兵在战争中边保障边提高,边战斗边发展,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基本上保证了指挥的顺畅,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志愿军撤军

  朝鲜停战实现后,中国政府主动采取行动,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进一步缓和远东紧张局势。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与金日成首相商谈从朝鲜全部撤出志愿军的问题。他说:“鉴于朝鲜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朝鲜人民可以完全依据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内部事务。”12月,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商议提出的撤军方案:志愿军于1958年底以前全部撤完,分三批,每批各撤三分之一。

  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为了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南北朝鲜。为此,在朝鲜派有军队的国家应当迅速采取相应措施,把本国的军队立即撤出朝鲜。”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对朝鲜政府的声明表示赞同和支持,并表示:“为了打破在朝鲜问题上的僵局,并且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认为,一切外国军队应该定期撤出朝鲜;中国政府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的问题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磋商。”

  14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全部撤出问题,同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进行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在19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中宣布:“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积极促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立场,除了在1958年2月7日的声明中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各项建议外,现同朝鲜政府协商后,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20日,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建议,并且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第一批将在1958年4月30日以前撤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一决定表示同意,并且愿意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全部撤出朝鲜给予协助。”声明还指出:“从朝鲜全部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一主动措施,再一次证明了中朝方面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诚意。现在正是严重考验美国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的时刻。如果它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丝毫的诚意,它就应同样从朝鲜全部撤出它们的军队。”


  1953年朝鲜停战实现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部队计有第1、第12、第15、第16、第21、第23、第24、第46、第47、第50、第54、第60、第63、第64、第65、第67、第68军共17个军和第33师,另有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工兵、铁道兵、后勤部队、后方警卫部队、志愿军总部和各兵团机关及直属队等共约120万人。

  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分三批公开主动地从朝鲜撤出19个师的部队。

  第一批:1954年9月16日至10月3日撤出第47、第67军及第33师共7个师。

  第二批:1955年3月31日至4月20日,撤出第50、第68军共6师;

  第三批:1955年10月10日至10月26日撤出第24、第46军共6个师。

  自1953年朝鲜停战至1955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还先后从朝鲜秘密撤出了第60、第63、第64、第65、第12、第15军等6个军,炮兵第2、第3、第7、第21、第22师,高炮第61、第63、第64、65师,公安第1师,铁道兵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9、第10、第11师以及其它特种兵部队。第3兵团领导机关和第9兵团领导机关分别于1955年1月、4月初撤出朝鲜。

  1955年底以后,在朝鲜的志愿军仅有第1、第16、第21、第23、第54军共5个军,另有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后勤等部队。


1958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志愿军代表团
  1958年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1958年年底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批撤出朝鲜。

  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按照计划分三批撤离朝鲜,返回祖国。对于部队的撤军顺序,中央军委确定:“先前沿,再西海岸,后中间”的方针。先撤出第一批部队能迅速扩大志愿军撤军的影响,同时可以观察敌人的动态,最后撤出中间的部队以便应付意外情况。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8年3月15日开始至10月26日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到国内。

  第一批撤出的部队:陆军第23、第16军6个师及部分炮兵、坦克、工程兵、汽车部队,工程兵指挥所和第19兵团领导机关,共8万人,于3月15日开始至4月25日撤出朝鲜。第20兵团领导机关先于3月12日撤出朝鲜。

  第二批撤出的部队:陆军第54军、第21军6个师及部分坦克、炮兵、高炮、后勤、工程兵部队和坦克指挥所,共10万人,于7月11日开始至8月14日撤出朝鲜。

  第三批撤出的部队:志愿军总部、陆军第1军3个师、炮兵指挥所及志愿军后勤部、后勤保障部队,共7万人,于9月25日开始至10月26日撤出朝鲜回国。


朝鲜政府和人民的欢送和纪念

1958年10月25日,金日成等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到车站欢送杨勇司令员、王平政委等最后一批撤离朝鲜的志愿军官兵
  1958年2月7日,朝鲜政府作出《关于永远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业绩和欢送他们从共和国北半部撤出的决定》。决定提出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致由朝鲜人民签名的感谢信;于1958年10月10日以前在平壤市建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友谊塔”;彻底整修各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并采取永久保存、管理办法;将在战争中同中国人民志愿军结成深厚情意的黄海北道沙里垸市的中央大街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街”;向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授予“祖国解放纪念章”;制作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建树的高尚业绩为内容的电影故事片和纪录片;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八周年的1958年10月定为“朝中友好月”,举行各种盛大活动,高度赞扬志愿军的丰功伟绩;为保证做好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工作,朝鲜内阁成立“中央欢送委员会”,各道、市、郡均成立欢送委员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提供一切方便。

  根据以上决定,朝鲜政府向志愿军官兵授予“祖国解放纪念章”,向志愿军全体人员和中国援朝工人授予“朝中友谊纪念章”。志愿军撤军期间,朝鲜中央和地方机关向志愿军赠送锦旗586面,朝鲜人民群众写给志愿军的感谢信28.6万封,充分表达了朝鲜人民对志愿军官兵的感激之情。

  战后,朝鲜政府于平壤市所建的祖国解放胜利纪念馆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馆”占据重要位置。它通过大量的照片、文件、实物和沙盘全面反映了志愿军赴朝八年的光辉历程。

  1959年10月25日,朝中友谊塔在平壤市建成,并于1984年进行了改建和扩建。改建后的朝中友谊塔占地12万平方米,塔高30米,塔身用1025块花岗石和大理石砌成,象征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日子10月25日。塔内圆形大厅中央的一座大理石上,安放着10本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名册。这10本由志愿军政治部送存的烈士名册记载着战斗英雄和团以上军官的名字,不足志愿军烈士总人数的百分之一。这10本烈士名册是孤本,朝鲜人民称为“朝鲜人民的国宝”。

  战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土上修建了200多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碑和烈士墓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位于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桧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清川江南岸安州郡文峰上的1178烈士合葬墓;位于“三八线”开城北郊松岳山上的1.2万座烈士墓等等。

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受奖统计

  1.“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获得者:12名

  2.各级英雄、模范称号获得者:

    特级英雄:2名

    一级英雄:50名

    一级模范:4名

    二级英雄:270名

    二级模范:81名

    其他英雄称号:6名

    合计:413名

  3.荣立各种功者                

    特等功:236名

    一等功以下:302,488名

    合计:302,724名

  4.集体立功单位(自班至团:5,989个)

  5.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有功人员各种英雄勋章:526,354枚。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获得者:

   彭德怀  杨根思  黄继光  伍先华  许家朋  孙占元  邱少云  李家发  杨连第  杨春增  杨育才  胡修道


  特级英雄:

   杨根思  黄继光


  一级英雄:

   卜广德  于泮宫  于喜田  王海   王兆才  王学凤  王德明  毛张苗  孔庆三  刘庆亮  刘维汉  孙占元

   孙生禄  孙振录  伍先华  李凤林  李家发  李延年  余新发  许家朋  沈树根  邱少云  张永富  张积慧

   吴志洲  员宝山  周厚刚  陈忠德  杨宝山  杨育才  杨春增  杨连第  胡修道  赵宝桐  柴去振  徐长富

   高成山  高景灏  倪祥明  秦家彬  曹庆功  曹玉海  郭忠田  郭恩志  曹家富  崔建国  雷宝森  鲁珉

   魏玉德  谭烦云


  一级模范:

   王兴纪  孙凤钜  罗盛教  张益仁

其他

志愿军名称的由来

  中国赴朝参战的部队,为什么称之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赴朝参战,是一种重大的策略。但实际上赴朝参战部队又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赴朝参战,而不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这是一个重大的策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国家的军队,是官方的,如果以此名义出国参战,表明是国家派出去的,等于中国向美国宣战。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出国参战,是民间的,是人民群众志愿组织的。这样做,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比较策略,对中国有利。正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于1950年10月14日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目前并不怕打,但我们并不希望大打,也不等于向美国宣战,只是以人民志愿军名义支援朝鲜革命战争。”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

  美国军队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沉重打击后,他们知道遇到的是“中共正规军”,而不是什么“人民志愿军”。但是后来他们也承认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害怕把战争扩大,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和新中国开战,中美两国还未进入战争状态,以安抚其国内人民及其盟国。关于中国以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说:“中共政府给这些部队起了一个好名——'志愿军'。”“中国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两全其美。”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从名义上,而且从实际上看也是人民志愿军。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指战员纷纷报名自愿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内几百万名社会各界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抗美援朝出国参战部队,又是名符其实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即中国人民志愿军。

  (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就曾考虑和提出,一旦部队赴朝参战,即使用“志愿军”的名义。

  1950年夏,中共中央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的新形势,认为朝鲜战局已趋复杂化,美国侵略者很可能继续扩大战争,甚至攻击中国东北地区。为了保卫中国东北边防,不能不采取防范措施,预作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1950年7月7日和10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两次主持召开研究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中央军委根据两次国防会议讨论的结果,于7月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辖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及炮兵第1、第2、第8师等部组成东北边防军。

  东北边防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那么,必要时以什么名义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呢?对此问题,7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国防会议即提出,东北边防军一旦参战,则"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朝鲜战争的形势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8月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于8月中旬召集东北边防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明确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令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并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8月13日,高岗在沈阳主持召开了东北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大会,进一步明确东北边防军的任务就是准备出动到朝鲜,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他在报告中指出: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

  由此看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就曾考虑和提出,东北边防军一旦赴朝参战,即采用志愿军的名义。

  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后,将东北边防军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此后,中国出国赴朝参战的部队都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进

  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志愿军》报纸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从志愿军总部到各军、师、团都先后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以及大量的连营小报。通过这些报刊,及时贯彻领导的意图,反映部队情况,交流作战经验,表扬英雄事迹,增强了志愿军的战斗力。

  志愿军报刊创办初期,由于部队刚入朝,战斗频繁,流动性大,全军还没有统一的报纸。前期主要有《立功报》、《前进报》、《战士报》、《战斗报》、《国际战士》、《红旗》、《战斗》、《战号》、《前卫》等30多种报刊先后创办,由各军党委直接领导。此外,在团一级以下、特种兵部队、后勤机关中,也先后出版了许多油印小报、快报,数量大约有50多种。

  从1951年初第四阶段战役开始后,志愿军报刊的发展进入了繁荣阶段。首要标志是创办了全军性的《志愿军》报。其次是出版了大量的军、师、团级报刊。各级报纸都有明确分工,军级报纸主要对象是连排干部,团级报纸主要读者是战士。其中影响较大,或较有特点的报纸有《前线后勤》、《战勤生活》、《子弟兵》、《人民英雄》、《人民军队》、《卫国前线》、《战场》、《猛进报》、《猛进电讯》、《拂晓报》、《武装报》、《火线报》、《战地报》、《前锋报》、《前线报》、《铁拳报》、《前进报》、《勇士报》、《胜利报》、《尖兵报》、《火星报》、《战斗队报》、《战旗报》、《援朝前卫》、《战勤》、《志愿军炮兵》、《战号》等20多种。刊物有:《志愿军政治工作》、《工作往来》、《政治工作通讯》、《工作通讯》、《铁道战线》、《抗美前线》、《西海战士》、《战士生活》及志愿军新华分社的《新华电讯》等。一份由朝鲜政府主办、金日成同志题写报头的《战友》报,很受志愿军部队干部战士的欢迎。

  作为全军性的《志愿军》报,真正创刊时间是1951年1月15日,其报头系彭德怀题写。志愿军党委在《关于出版〈志愿军〉报刊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该报的基本任务是“统一全军思想和意志,贯彻志愿军党委及志司政的领导意图,交流与总结各部队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表扬英雄模范,鼓舞战斗热情,揭发缺点,改进工作,并反映广大战士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在给报纸的题词中,也要求报纸“提高我们部队现代战术,业务和思想水平,把工作做得更好,仗打得更好,消灭更多的敌人,为实现朝鲜与世界和平而奋斗到底”。《志愿军》报的内容除了社论、国内消息外,还经常刊登短小的通讯和各种参考资料。从1952年5月起,在报头一角还增设了“光荣的志愿军”新闻照片专栏,使版面更加美观、活跃。每期页数连续计算,在每期版面下角有总页数为排列顺序,便于装订成合订本收存。志愿军中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的宣传都出自该报,如《英雄杨根思永垂不朽》、《爱民模范罗盛教》、《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祖国的好儿子黄继光》等数十篇通讯。这些英雄人物最早都是由《志愿军》报报道,然后国内报刊转载,再传遍千家万户,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在全军中宣扬了高度的革命的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