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来自中文百科专业版
跳转至: 导航搜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大礼堂,位于瑞金沙洲坝老茶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3年8月动工兴建,1934年1月竣工,1934年1月2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大礼堂被拆毁;1956年按原貌修复
毛泽东在瑞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贰角银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铜币,1933年中央造币厂铸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纸币贰角,中华苏维埃纸币于1932年至1934年期间,中央印刷厂印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纸币壹角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汉语拼音:Zhonghua Suwei'ai Gongheguo),筹建工作始于1930年。同年5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决定同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大会,成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大会还成立了“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负责准备工作。9月12日,“苏准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第一次全苏大会议事日程,并提议将“苏准会”领导机构移到党中央划定的全国苏维埃中心区域赣西南苏区,筹备召开“一苏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管理国家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探索,积极开展轰轰烈烈的建设活动,在政权、武装、经济、法制、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以及土地改革、干部作风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稳定了社会秩序,增强了经济实力,巩固了红色政权,改善了民众生活。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责成苏区中央局负责召开全国“一苏大”。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一苏大”(又称“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各苏区、各地红军、各革命团体、部分白区及青年学生的代表共610多人,分别组成7个代表团。项英在会上致开幕词,毛泽东、项英、朱德分别作了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法令草案以及红军问题、经济问题、民族问题等决议草案。大会决定将瑞金改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11月19日,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等63人为委员。次日举行闭幕式,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经以民委员会提名,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了各人民委员会委员: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长。11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还任命了由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由15人为委员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各部委基本组建完毕。至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建立到1934年10月终结,先后设了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粮食、司法、内务、教育、工农检察、中央审计、国家政治保卫局、临时最高法院等14个工作部门,建立了各种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工农民主国家的成功尝试,是新中国的雏形。

  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并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办事处。1937年9月6日,又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标示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结束。

诞生前夜

红色政权理论的创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了中国红色政权理论探索与实践。

  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往广东南下,途经瑞金,在瑞金壬田击溃了钱大钧部,取得了壬田战斗的胜利。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将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0月,率部向井冈山进军,与在井冈山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部取得了联系,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参加湘南暴动的南昌起义军和由湘南暴动诞生的农军到达宁冈县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12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和黄公略率领红五军在宁冈与红四军会师,壮大了红军力量。

  1928年秋,毛泽东在总结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篇论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权理论创立。

各地红色区域的开辟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沿途散发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政策,红四军主力下山后,敌李文彬和刘士毅旅一直跟踪尾追。红军一直处于被动局面。

  经过20多天的艰苦转战,于2月10日到达瑞金大柏地。毛泽东、朱德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歼灭尾追之敌,战斗于当天下午打响,11日中午结束,歼敌两个团,俘虏敌团长肖致平、钟桓以下800余人,缴枪800余支。大柏地战斗“是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1933年夏,毛泽东重过大柏地时,回忆起当年鏖战情景,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词一首,热情地赞颂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和苏区的大好革命景象。

  大柏地战斗后,红军乘胜占领宁都,于2月下旬到达吉安东固。

  3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一次入闽,在福建长汀长岭寨歼灭福建土著军阀郭凤鸣旅,乘胜解放了长汀城,建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赤卫大队。20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会议,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20余县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

  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从井冈山突围,经过艰苦转战先期到达瑞金的红五军会合。4、5两个月,红四军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接着,红四军于5月下旬第二次入闽。至7月,在赣南、闽西苏区先后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等7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革命形势。

  1929年12月底,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30年3月,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和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标志着赣西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形成。

  1930年6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别在福建长汀和湘南成立。8月,红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

  红军和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蒋介石对赣西南、闽西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曙光小学召开(史称古田会议)。大会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纠正党的错误思想》的政治报告,大会代表讨论了中央指示和毛泽东的报告,共同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定)。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红四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并进长追”的战法,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为了打破敌人“围剿”,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罗坊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粉碎敌人“围剿”。我4万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集中兵力于1930年12月30日在永丰龙岗歼灭了敌军第18师,俘获敌师长张辉瓒及以下9000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第一仗的胜利。1931年1月3日我军又在东韶歼灭了谭道源师一半,其余各路军纷纷溃退。五天之内,我军连打两个胜仗,歼敌近一个半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紧接着调集20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于1931年4月对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当时,红军主力3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用“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的战略方针,从5月16日至31日,15天内从富田打起,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紧接着在白沙、中村、广昌、建宁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敌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亲自至南昌,调集30万重兵,调整部署,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于1931年7月1日开始了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红军3万余人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声东击西,穿插迂回,先后取得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和方石岭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三次反“围剿”共歼敌7万多人,缴枪5万多支,在中国战史上写下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灿烂篇章。

  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西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建立

“一苏大会”的筹备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使召开的一苏大会和建立全国性红色政权具备了条件。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开始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9月12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举行,正式成立了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由于一苏大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完全就绪,加上蒋介石对苏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一苏大会在经过四次延期后,定于十月革命纪念日即公历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

  当时毛泽东、朱德、项英、任弼时等红军领导人,他们为什么会选定瑞金召开一苏大会呢?

  首先,瑞金的地理位置优越。它位于江西省东南部,地处武夷山南段西麓,是赣闽粤三省要冲,而且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次,这里受革命影响早,有深厚的革命基础。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在瑞金大柏地打了第一个大胜仗,使瑞金人民更多地受到革命的影响。第三,1931年8月,邓小平奉命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纠正了肃反扩大化错误,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一苏大会召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

  因此,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选定瑞金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驻地,并决定在这里召开一苏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开国大典”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叶坪谢氏宗祠隆重召开。来自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西、琼崖等苏区以及白区、红军、全国总工会、海员总工会和朝鲜族的代表,共610人出席了大会。

  11月7日黎明时分,在叶坪红军广场上举行了重大的阅兵典礼。

  下午3时,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隆重开幕,项英致开幕词。晚上,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为大会精心准备了提灯庆祝晚会,将庆祝活动推向高潮。

巩固与发展

宁都起义

  1931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起义军全部官兵都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宁都起义的胜利和红5军团的诞生,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壮大了红军力量。毛泽东对宁都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1938年12月,他在延安与部分宁都起义的同志合影,并题写了“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中央红军向外发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革军委根据临时党中央的指示,对攻打赣州进行部署。赣州三面环水,城高墙坚,并有近万敌人驻守,有“铁赣州”之称。红军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攻城,由于守敌装备精良,负隅顽抗,加上又有外援,红军始终没能攻下赣州,反使担负攻城任务的红三军团伤亡3000余人。在严竣的形势下,中革军委下令攻城部队撤至赣县江口一带。项英邀请在瑞金东华山养病的毛泽东前往进行决策。1932年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召开会议,总结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确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江口会议后,中央红军主力分别组成东路军与西路军,主动向外发展。以红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由毛泽东、林彪、聂荣臻指挥,东入福建作战,并先后取得龙岩、漳州战役的重大胜利,缴获大量的军需物品。以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由彭德怀、腾代远指挥,西渡赣江进入湘赣边界活动,痛击湘南汝城保安团胡凤璋部。6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取消了东、西两路军的番号,恢复了红一方面军建制,在池江、大余击溃粤军2师后,又取得了南雄水口战役的胜利。水口战役后,南线战事趋于稳定,为红军后来的反“围剿”战争解除了后顾之忧。

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开始策划对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为此,中共临时中央号召各苏区军民作好充分的准备,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创造条件。中央红军取得水口战役胜利后,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领导下,从8月16日开始,一周之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宁化4城,不但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拓展了中央苏区的疆土,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2月,何应钦调集30多个师,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妄图一举摧毁中央苏区。战役打响后,朱德、周恩来灵活、机动地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使以弱制强的游击战术在全军得到贯彻与执行。1933年1月4日至8日,红一方面军分别向驻守南城县黄狮渡和金溪县浒湾国民党军发起进攻,两次战斗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2月27—28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登仙桥以东至黄陂之间的摩罗障山区设伏,歼敌52师全部和59师大部,两个敌师长均被俘。3月21日,又在草台岗地区将敌11师大部歼灭。黄陂、草台岗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二苏大会”召开

  为适应新形势以及总结苏维埃运动的经验,1933年6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了以梁柏台、谢觉哉、赵宝成等委员组成的“二苏大会”准备委员会。通过苏区军民的积极努力,“二苏大会”准备工作都按时完成,不仅选出“二苏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二苏大会”代表,而且大礼堂、博生堡、烈士塔、公略亭、检阅台、烈士亭等献礼工程也于1933年底全面竣工。

  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内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693名,旁听代表1500名左右。这是大会的日程安排表。大会期间还确立了体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标志的国徽、国旗、军旗。2月1日,“二苏大会”闭幕。大会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36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版图与人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统辖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湘鄂川黔、琼崖、广西左右江、闽东、西北、鄂豫陕等革命根据地及小块红色区域。随着革命战争的形势变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辖版图与人口都相应发生变化,最大时期的版图约4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

管理实践

国家管理体系的形成

  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部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在二苏大会确立的国徽、国旗和军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苏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是最高的行政机关。毛泽东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的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确立的政体,是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包括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代表大会制,各级苏维埃政府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因此可以这么说,瑞金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源地。苏维埃公民凡十六岁以上的公民不分男女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委员会负责指挥全国的政务,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作工作报告,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与人民委员会平行的机构,还有最高法院(“一苏”大会后至二苏大会前为临时最高法庭)和中央审计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外交、教育、粮食、国民经济、内务、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工农检察、司法等人民委员部,同时设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总务厅和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政权采取省、县、区、乡(市)四级制度。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至1935年11月,全国范围内先后建立1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

  1933年9月6日至9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会后,中央内务部还举办了两期选举运动训练班,培训选举工作人员。由于宣传动员到位,准备充分,指导有力,第二次全苏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如期完成。中央内务部代部长梁柏台在《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一文中,对苏区的选举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年,苏区的群众第一次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凡是16岁以上的公民没有男女、种族、宗教的区别,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获得了充分的民主。雕塑中这位朴实的苏区农民看了宣传栏之后发出了由衷的感慨:“我也有选举权了”。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的谢氏宗祠隆重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一苏”大会闭幕后,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成立了中央人民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下设外交、军事、土地、内务、财政、教育、司法、劳动、工农检察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九部一局,中央内务部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行政部门,领导苏区的选举、交通、优待红军家属、卫生、社会救济等工作。

武装建设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全国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于1931年11月25日正式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1932年2月,总政治部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它是全国红军的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王稼祥任主任,聂荣臻、贺昌、袁国平先后任副主任。中央军事人民委员部是主管苏区军事的行政机关,驻在瑞金叶坪村,下辖各省(苏区)军区,主要职责是指挥地方武装的作战行动,完成扩大红军、编练赤卫军、模范少队及支前作战等任务。

  在创建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广大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涌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的动人故事。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至1933年底,全国红军总人数达近30万。

  1934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的著名论断,为红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地方武装是苏区革命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模范赤卫队和赤卫队。地方武装经常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为创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还是红军主力部队的可靠来源,1933年5月,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号召下,兴国模范师和瑞金模范师集体报名参加红军奔赴前线,得到了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界群众的热烈赞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星奖章

  1933年7月9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于“八一”建军节时颁发红星奖章,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

  红星奖章分为三等:

  1. 一等红星奖章 为金色,正面两个五角星交错呈星花状;中间由丰满的禾穗簇拥着一颗火红的五星,围绕红星标有“红星章”3字;奖章背面刻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等红星奖章”和“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字样,并有编号。
  2. 二等红星奖章 为银灰色,比一等红星奖章略小,为一个红五角星和一个银灰色五角星交错形成的星花,内中图案与一等红星奖章相同。
  3. 三等红星奖章 为银灰色,正面只有一个正五角星,其余图案与一等红星奖章相同。该奖章的图案设计匠心独运,造形新颖,寓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象征着中国工农红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工农解放而奋斗。

  1933年8月1日,在瑞金首次庆祝“八一”建军节时,举行了授奖大会。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的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9位。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有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等34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的有程子华、王震、李天佑、杨得志等53人。

社会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当时,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社会公共事业的管理,它下设市政管理局、行政局、卫生管理局、社会保证管理局、交通管理局、邮政管理局,1934年1月,增设了优待红军家属局。

  苏区的邮电事业一直得到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1929年5月,红四军在闽西活动时,毛泽东、朱德就明令对地方邮局加以保护,下达了“保护邮局照常转递”的指令。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于闽西和赣西南两个赤色邮政之间没有相互开通邮政业务,严重影响苏区内外各种信息的传递,因此,中央内务部决定建立苏区统一的邮政系统。1932年5月,中央邮政总局在瑞金叶坪中石村成立,并正式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邮政工作日趋规范化。

  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后,成立了中央内务部交通管理局,着手改善苏区境内的交通条件,颁发了有关发展交通的训令。当时周恩来还亲自领导建立了红色地下交通线,它的线路是: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瑞金。苏区时期,大量的物资、人员和重要文件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在白区与苏区之间输送传递。

  中央内务部卫生管理局是苏维埃最高卫生领导机构,红军部队的医疗卫生工作由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管理。贺诚任中央内务部卫生管理局局长兼中革军委总卫生部部长。1933年毛泽东又亲自动员傅连暲将福音医院从长汀迁至瑞金叶坪的朱坊村,并改称为红色医院。这所医院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在苏区堪称一流。

群众团体管理

  群众团体的管理分为工会、共青团、妇女工作和其它团体工作的管理。

  工会工作 1931年春,全总苏区执行局在吉安富田成立,1932年7月迁至瑞金,梁广、陈寿昌先后任主任。1933年春,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上海迁入瑞金,与在瑞金的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在沙洲坝枣子排村成立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成立后,发行了机关报《苏区工人》,先后领导召开了全苏区五大产业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五大产业工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苏区直属各省成立了职工联合会。

  苏区工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和组织苏区工人,积极参加苏维埃经济建设,贯彻落实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劳动法令,巩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随着劳动法令的颁布实施,苏区工人的工资得到提高,生活得到改善,权利得到保障。工会会员迅速地发展起来,当年,工会组织还积极动员广大工人参加红军,1933年8月1日由赣、闽两省苏区工人组成的红军工人师(中央警卫师)在瑞金成立。

  共青团工作 1931年9月底,少共苏区中央局从宁都青塘迁驻瑞金叶坪的庙背村,1933年1月,设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迁入瑞金,与少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后,改称少共中央局,顾作霖、凯丰先后任书记。《青年实话》是少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由于它适合青年人的需要,发行量最多时达2.8万余份,仅次于《红色中华》报。

  共青团组织还积极动员和组织苏区青年参加红军,支持革命战争。1933年8月1日由苏区共青团员和青年组成的少共国际师成立,奔赴前线。

  妇女工作和其他团体的工作 1932年6月,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成立,由周月林任主任。苏区广大劳动妇女在政治上与男子一样成为了苏维埃国家的主人,大批妇女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邓颖超、康克清、周月林等这几位妇女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婚姻方面妇女们也获得了自由解放,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实行男女婚姻自主的民主进步的婚姻法规。得到解放的劳动妇女,革命热情高涨,有的妇女直接参加红军,有的妇女动员自己的亲人当红军上前线,有的妇女积极参加洗衣队、担架队、慰劳队、运输队,支前作战。由于当时的青壮年劳力大部分上前线了,缺少劳动力,苏区的妇女一改原来不下田的风俗,参加农业生产。做军鞋更是妇女的专长,她们一针一线赶做草鞋送红军,鼓励红军上前线,消灭敌军。

  其他团体主要有贫农团、反帝拥苏同盟和互济会等团体,它们在苏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土地问题,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直至《苏维埃土地法》,土地政策得到不断完善,到1931年春,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成立了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管理机构,张鼎丞和高自立先后任部长。1933年6月,中央苏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对划分阶级的标准作了明确统一的规定,使查田运动的“左”倾错误基本上得到遏制和纠正。

  苏区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获得赖以生存的土地、山林和鱼塘,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因此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踊跃报名参军参战,交纳公粮,购买公债,支援革命战争,保卫胜利果实。

经济建设

  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建设,是处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长期的战争环境下进行的。作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落后的苏区出现了农工商贸蓬勃发展的势头,保障了苏区军民的供给。

  1932年4月,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正式成立。次年8月12日,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瑞金召开, 8月20日,中央苏区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在博生县召开。中央苏区南、北部经济建设大会的胜利召开,极大地推动了苏区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

  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任务,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就指出“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的第一位”。1933年中央国民经济部和中央土地部联合发出《为发展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布告,鼓励苏区群众发展工农业生产。为提高劳动热情,促进生产发展,中央政府组织广大群众普遍开展生产竞赛,同时,苏维埃政府还重视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运动,建立了犁牛合作社。在苏维埃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努力下,苏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工业生产 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生产,主要是兴办了一些军需工业,如中央兵工厂、中央被服厂、红军斗笠厂等,还建立和发展了民用工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中华钨矿公司,它有员工5000余人,年生产钨精矿1800吨,这些钨精矿由中央对外贸易局组织出口到白区,换回大量现洋和苏区急需物资。这些就是当年国有工厂生产的部分产品。

  内外贸易 国民党蒋介石不仅对苏区实行残酷的军事“围剿”,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使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为此,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发了《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就是领导苏区军民开展赤白贸易,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机关,由钱之光任局长,该局的地址在瑞金南门岗。消费合作社是苏区集体商业的主要形式,中央苏区共有消费合作社1140个,社员295993人,股金372525元。

  粮食工作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对粮食工作十分重视, 1934年2月,正式成立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陈潭秋任部长。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红军人数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迅速增多,对粮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中央人民委员会倡导开展了粮食突击运动,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拥护。

  工商管理 为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发展工商业,1932年1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发了《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的决议》,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为加强工商业的管理,临时中央政府颁发了《工商业登记规则》,要求各项商业买卖,一律要向县政府登记,并领取营业证。与此同时,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还积极整顿市场秩序。

  财政工作 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是苏区财政管理的行政机构,邓子恢、林伯渠先后任部长。1932年6月、10月,临时中央政府向中央苏区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共180万元。1933年7月,为筹措经费开展经济建设,临时中央政府又在中央苏区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每期公债都得到苏区人民的积极认购,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号召全苏区干部群众为支援革命战争投身于节省运动之中。因此,在那艰难岁月里,尽管苏区财政相当困难,但由于苏区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厉行节约,基本保证了红军经费的开支,保证了苏维埃政权机构的正常运转。

  税收工作 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税务局负责税收的管理、征收工作,李六如任局长。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一成立,就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土地税征收细则》等税收法令,统一了苏维埃的税收政策。为体现党的政策,临时中央政府对红军及其家属,苏维埃学校教员以及满二年以上的工人一律免征土地税。

  金融工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在瑞金叶坪成立,毛泽民任行长。 1932年7月,国家银行发行了纸币,纸币有面值伍分、壹角、伍角、贰角、壹元等五种。中央造币厂铸造了五分铜币、一元、二角银币。根据对白区贸易的需要,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能在白区流通的“大头洋”、“小头洋”、“老鹰头”等银圆,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为聚集社会闲散资金,国家银行开办了储蓄业务,还通过信用合作社抵制高利贷扶助农工商业的发展。这是国家银行印章。

文化教育体育建设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党和苏维埃更加注重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确立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是领导苏区教育的行政机关,于1931年11月正式成立,瞿秋白任部长,在瞿秋白未到任之前徐特立代理部长,部址在瑞金叶坪洋溪村。

  苏维埃政府对苏区所有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苏区内各乡村都因陋就简办起了列宁小学,中央苏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50%,比国统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高出40%,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苏区却处处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

  干部教育是苏区教育的重要方面。在中央苏区,创办了中央列宁师范、苏维埃大学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等多所学校,对干部进行正规培训。。红军教育也是苏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扩编为红军大学、红军特科学校等5所学校。

  苏区的文学创作和戏剧、音乐、歌舞、美术等创作十分活跃,为宣传党的政策,鼓励群众参军参战作出重要贡献。中央工农剧社是苏区最为活跃的剧团之一,危拱之为社长。李伯钊、钱壮飞、赵品三是当时的文艺骨干。

  苏区时期,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团体先后出版100余种报刊杂志,中央出版局是新闻出版发行事业的管理机构。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它主要负责编辑《红色中华》报及收集国内外重要新闻信息,并及时向全国传播苏区和红军的消息。

  1933年5月中央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签发了《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要求各机关、团体及个人帮助搜集有关革命文件,革命领袖、烈士、反革命领袖物品等寄中央革命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经筹备于1934年1月正式开馆,二苏大会代表成为第一批观众。中央图书馆是在红军东路军在漳州缴获的一批图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馆址在瑞金叶坪。

  苏维埃政府对体育运动也很重视,193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体育运动大会,也称五卅运动会。这些是运动会留下的历史照片。

法制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制订了宪法大纲以及民事、土地、劳动、刑事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总计约120余部。最高法院于1934年2月正式成立,董必武为最高法院院长,下设民事、刑事、军事法庭,院址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是最高司法行政部门,张国焘、梁柏台先后任部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是国家的最高治安机关,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局机关先驻在瑞金叶坪庙背村,邓发为局长。

  中央工农检察部于1931年11月在瑞金叶坪成立,1933年4月迁驻瑞金沙洲坝。各级工农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监督辖区内的国家机关,以及有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发动群众同国家机关和各种经济组织中的贪污、浪费、腐化、官僚现象作斗争。在街头巷尾还设立了控告箱,接受工农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检举。

大迁徙

王明“左”倾错误的推行

  王明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中央领导权后,积极推行“城市中心论”,以实现所谓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并陆续向全国苏区派出代表团,逐步在苏区贯彻“左”的路线。

  1931年11月初,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史称“赣南会议”,这次会议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斗争中形成的许多正确方针政策,都予以指责和否认。1932年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使王明“左”倾错误进一步漫延到红军中,毛泽东也被撤消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1933年1月,博古率临时中央政府从上海迁驻瑞金,王明“左”倾错误开始在中央苏区得以全面贯彻。开展了反“罗明路线”和反“江西罗明路线”。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举行,这次会议使王明“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和100架飞机,并在苏区周围修筑碉堡群,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193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第五次在“围剿”告全国民众书》, 10月18日,临时中央政府又发布《为粉碎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号召全苏区人民积极参加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政权,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打响后,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完全不懂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他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在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遭受几次挫折后,他又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持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以图阻挡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至使红军的每一次战斗都陷于被动。1934年3月下旬,红军防线逐步缩小并被迫退至广昌防守。4月,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陷。接下来,中央苏区南大门会昌县筠门岭也于1934年4月21日失守,中央苏区形势非常严竣。

长征

  1934年4月,广昌、会昌筠门岭相继失守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1934年7月,中革军委派出红七军团6000余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10月上旬,中革军委下达第5号命令,中央各机关人员编成第一、第二野战纵队。1934年10月10日傍晚,第一、二野战纵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云石山集结,与当地的群众洒泪告别,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林伯渠亲历这个场景,写下《别梅坑》诗词。

  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项英兼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领导苏区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国民党反动派进占中央苏区后,对苏区革命群众进行大肆屠杀,许多地方成为无人村、血洗村。瞿秋白、阮啸山、梁柏台、毛泽覃、刘伯坚英勇牺牲。中央苏区开展的游击战争,有力的牵制了国民党军近20万兵力,支援了红军野战军的突围转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了整编南方游击队的谈判,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

  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从10月20日至12月1日突破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1935年1月7日,占领贵州遵义城,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完成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壮举。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陕北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又开始正常地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