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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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法汉语拼音liǎng shuì fǎ),(汉语拼音:liɑnɡshuifɑ;英语:two-tax system),唐代后期用以代替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开始实行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两税法的实行,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均田制破坏的必然结果。唐初实行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户农民有一块土地。凭借这些土地,可以承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并维持一家生计。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但是在唐朝建国以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发展。到武周时期,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已经很多,玄宗时宇文融的括户,括出逃户80余万和相应的籍外田亩数,就反映了当时均田制度破坏的严重程度。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是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到天宝年间,户税钱达200余万贯,地税粟(谷)达1,240余万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经和租、调大约相等。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账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于是杂税林立,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江南地区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这就使得赋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在建中以前,已有多次试探性的或局部地区的改革。代宗广德二年(764)诏令:天下户口,由所在刺史、县令据当时实在人户,依贫富评定等级差科(差派徭役和科税),不准按旧籍账的虚额(原来户籍上的人丁、田亩、租庸调数字)去摊及邻保。这实际上就是用户税的征收原则去代替租、庸、调的征税原则。不过似乎没有贯彻下去。永泰元年(765)又命令,“其百姓除正租庸外,不得更别有科率。”但是在同年五月,京兆尹第五琦奏请夏麦每十亩官税一亩,企图实行古代的十一税制。实际上是加重地税。到大历四年(769)、五年又先后有几次关于田亩征税的命令,五年三月的规定是京兆府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分夏秋两次并且按亩积和田地质量征税,都是试行的新原则。与此同时,在广德二年到永泰二年已开始征青苗地头钱,按垦田地积,每亩征税十五文,也是按占有土地的面积科税,不过是征钱而不是征租。

  大历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八月以杨炎为宰相,决心把税制改革进行下去。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到次年(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正式以赦诏公布。

  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这是为了解决一些官僚、富人在本乡破除籍贯,逃避租庸调,而到其他州县去购置田产,以寄庄户、寄住户或客户的名义享受轻税优待的问题。同时不再按照丁、中(见丁中)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史和赋税制度史上的一大变化,反映出过去由封建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占有(或私有)的原则变为不干预或少干预的原则。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由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并限额(畔限)。同时征税对象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财产、土地为主,而且愈来愈以土地为主。具体办法:

  1.将建中以前正税、杂税及杂徭合并为一个总额,即所谓“两税元额”。分两种:一种是斛斗(即谷物),按土地面积摊征;一种是税钱,按户等高下摊征。元额虽规定以大历十四年的数字为准,实际上是以大历中各种税额加起来最多的一年为准(但两税元额中不包括青苗地头钱,青苗钱以后仍然单独征收)。各州、县都有自己的“元额”,也是以大历中最高的一年为准。

  2.将这个元额摊派到每户,分别按垦田面积和户等高下摊分。以后无论有什么变化,各州、县的元额都不准减少。

  3.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因此被称为两税(一说是因为它包括户税、地税两个内容)。

  4.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1/30征税。

  5.租、庸、杂徭悉省,但丁额不废(保留丁额可能还是为了临时差派力役)。

  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短期内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并且把征税原则由按人丁转为按贫富,扩大了征税面,也对无土地少资产的农民有好处。但是实行中的弊病也确实不少。首先是长期不调整户等。建中元年定两税时定户已不严格,贞元四年(788)又诏令定户等,并且规定三年一定,以为常式,但是许多地方的材料反映,自建中以后就长期没有再定户等,这样就不能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其次是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由于政府征钱,市面上钱币的流通量不足,不久就产生钱重物轻的现象,农民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交纳税钱,无形中增加了负担,到后来比之定税时竟多出三四倍。再次是两税制下土地合法买卖,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到后来无法交纳,只有逃亡。于是土地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农民沦为佃户、庄客者更多。由于这些弊病,它遭到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如陆贽等的强烈反对,但是他们拿不出更好的办法代替它,只是主张恢复租庸调,而租庸调已根本无法再实行,地主私有经济的发展趋势不可能逆转。两税法的实行在赋税制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宋承唐制,两税仍是基本的税项。但宋代两税为相对较为单一的土地税,只有在输纳两税的“支移”、“折变”的规定中,要和户等联系,有一定程度的户税成分。两税分夏秋二征,皆依田亩肥瘠,定出等级(一般为三等,也有的为二等)征纳。税率大致每亩一年。夏税征收丝、绵、丝织品、大小麦、钱市等,秋税征收稻、粟、豆类、草等。宋代两税较唐代更为简单,税额并不算重。但是,官府却用各种名义,如沿纳、支移、折变、脚钱(运输费)、加耗(以税物损耗为名的加税)、预借、重催(纳税后重叠催税)、义仓、大斗、大斛、斗面、斛面(纳税时,税粮高出斗面斛面的堆尖部分)、呈样(以官员检查税物样品为名的加税)等,进行加税,使两税成为很重的负担。官僚、地主又千方百计进行逃税、漏税和抗税,而将两税转嫁给广大农民。宋代还有包揽赋税输纳的“揽户”,他们与官吏相勾结,对纳税者进行中间剥削,更加重了农民的两税负担。

  金循宋制,民田征收两税(唯猛安谋克户只征牛头税)。夏税每亩三合,秋税每亩五升,又纳秸一束(15斤)。缴纳期限,夏税以六、七、八月,秋税以十、十一、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三百里以外展限一月。泰和五年(1205),秋税改以十一月为初限,寒冷地区夏税改以七月为初限。输纳粟麦,每三百里减免5%;输秸,自百里至三百里,减免3%~10%。

  元代税粮制度南北不同,江南地区沿用宋制征夏、秋两税。明代全国田赋通行两税制,夏税征米、麦、钱、钞、绢,秋税征米、钱、钞、绢。大抵以米麦为主,丝绢及钞次之。万历时推行一条鞭法,赋税制度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