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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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事变的要角之一:陈济棠
两广事变的要角之一:李宗仁
两广事变的要角之一:白崇禧(青年时)

  两广事变汉语拼音:Liangguang Shibian;英语:Guangdong and Guangxi Incident),又称六一事变。是一次由桂系策划的、由两广地方实力派共同发动的、以“北上抗日”为招牌的地方实力派反对中央统一的斗争。其结果,陈济棠下野,广东半独立地位取消,桂系也与蒋介石中央实现了部分和解。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新桂系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两广地方实力派1931年以来即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与南京中央政权相对峙。蒋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的割据势力。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进兵湖南。蒋一面调集军队入湖南防御,一方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就任蒋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蒋解决了广东陈济棠后,使转而对付广西,数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包围广西。广西也征集上10万军队把守边关,摆出决斗架势。后来在调停下,双方妥协,南京答应白崇禧、李宗仁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等条件。9月中旬,蒋介石、李宗仁在广州会晤,言归于好,广西问题遂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两广与南京蒋氏政权对峙的状态,这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中正蒋桂战争中重创势力如日中天的新桂系,并在中原大战中击败国民党内部的其他实力派如西北军冯玉祥晋绥军阎锡山等,巩固了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和政治地位。蒋中正又通过围剿红军,将其影响力深入西南各省。

  蒋中正的中央军系对各地方实力派的步步进逼,引起了各地方实力派的强烈反弹。

  新桂系早期与日本的关系十分复杂。新桂系曾接受了大批日本武器和日本军事教官。但新桂系首领白崇禧则称“胡服骑射”,“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等理由。1936年,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公开发表“焦土抗战论”,谴责日本侵略;攻击蒋中正中央当时的“不作为”,令到中国进入“不死不活”的状态;宣言全中国必须“焦土抗战”。李宗仁此书,含有对日本侵略的强烈愤慨。随后,李宗仁,白崇禧又多次发表文章,攻击蒋中正中央对抗日之不作为,并声称地方实力派愿共同出兵抗日。

  而国民政府中央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比如统一全国之后,才可以倾全力反击日本之侵略。蒋中正亦派人游说新桂系之政治盟友广东陈济棠,企图得到陈济棠的配合,一举消灭新桂系。1935年末,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蒋中正向其透露了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并要求陈济棠配合,同时驱逐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陈济棠得知后,甚为猜忌,认为唇亡齿寒,新桂系一旦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蒋中正吞并之命运。故反而积极主动联络新桂系,一同反蒋。

  1936年1月,国民党元老,反蒋派人物,粤系名义上的首领胡汉民(实权归于陈济棠),突然因急病死亡。蒋中正借胡汉民之死,立即宣布五条建议:第一,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地位;第二,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之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第三,原粤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第四,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第五,取消广东货币,统一以法币。此五条建议意图将广东权力收归中央。五条建议一出,立即引起陈济棠的强烈反弹。陈济棠不愿坐以待毙,立即联络新桂系,决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蒋。

经过

  1936年6月1日,由粤桂地方实力派组成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攻击蒋中正中央对抗日不作为,声称两广愿意与日寇决一死战,要求蒋中正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立即回电驳斥,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并痛斥两广为“地方将吏抗命”。同时军委会亦通电两广,严令两广部队不得擅自行动,双方矛盾激化。

  新桂系派出李品仙拉拢主政湖南的何键。但何键坐山观虎斗,一面敷衍李品仙,一面向蒋中正报告粤桂两军的行动。6月10日,中央军两个军抢先占领衡阳,封锁粤桂两军的北上道路。6月中旬,蒋中正调集部队,准备武装解决两广。而粤桂两军则出动30万人马,飞机100多架,内河舰艇20多艘,抢先进攻湖南。但当时何键已经投向中央,和中央军一道防堵粤桂两军。粤桂两军暂停于湘南,不再前进。

  另一方面,长期与南京政府方面有暗中联络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发表通电,宣布归顺中央。蒋中正则允诺倒陈后以余汉谋主政广东。7月4日,数十架广东空军飞机飞离广东投蒋,粤军实力大损。新桂系三大首领赶紧与陈济棠见面商议,统一军政,财政,并且将军心已经不稳的粤军布置在内线,而桂军布置在外线。

  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军委会则宣布撤销陈济棠的职务,以余汉谋取而代之。同时为了分化粤桂,宣布李宗仁、白崇禧的本兼各职不变。但是新桂系没有上当,还尽力扶持陈济棠,建议陈济棠立即将钱粮,武器和可靠部队掌握,退往粤西,背靠桂系,同时准备派桂军入粤,稳定广东局面,但是形势已经急转直下。

  7月14日,余汉谋向陈济棠发出通牒,要求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时出兵向广州进攻,陈济棠所部第二军不战而退,准备迎余汉谋以代替陈济棠,陈济棠所部军心大乱。白崇禧立即电告陈济棠,形势危急,劝陈济棠不惜血本迅速稳定军心。但仅过了一日,陈济棠之广东空军便在司令黄光锐的率领下全数北上投蒋,陈济棠已经心灰意冷,决心下野,遂不再理会白崇禧的提议。18日,陈济棠在将过渡政务军务安排妥当后,前往香港,淡出政坛。陈济棠最亲信的陈汉光师,被陈济棠命令入桂,并且附送军费数十万元。但陈汉光师不愿入桂,被余汉谋部收编,至此,陈济棠在广东之势力被连根拔起,除了数十万军费归新桂系所有外,全部被余汉谋接收。

  陈济棠倒台,蒋中正立即威逼新桂系,顾祝同薛岳等部自贵州进逼,余汉谋所部自雷州半岛进逼,陈诚部自西江沿江而上,何键湘军则自湘桂边境窥探桂林,新桂系形势危急。新桂系立即以民团制度动员全省后备兵源准备迎战,建制军队扩充兵力至44个团,另外尚有近10万地方民团。约兵力20余万,据险固守。同时为了争取舆论支持,驱逐桂军内部所有的日籍教官、顾问。由于新桂系不同于粤系,以李、白二人为核心的团体组织向心力十分稳固,蒋中正对新桂系的收买分化未能成功,新桂系内部居然没有军政人物投蒋。

  新桂系盟友众多,东北军西北军都通电声援。新桂系亦利用西南各地方实力派与蒋中正中央军系的矛盾,分化,游说。使得黔军湘军等都观望不前。在福建事变中下台的蔡廷锴还出资30万港元组建了一个师增援新桂系。

  6月后,广西连日发生新桂系支持下的抗日示威游行、集会,声势浩大。大批文化界、新闻界人士亦被邀请来桂。新桂系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7月15日,国民政府通电全国,宣布将李宗仁、白崇禧外调,明升暗降,同时委任原属新桂系,但早在中原大战后投蒋的黄绍竑主政广西,企图分化新桂系。李、白二人拒不到职,而黄绍竑暗通桂系,居然公开表示不愿就职。两广事变陷入僵局。

结果

  7月底,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和对新桂系的同情,全国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开始倾向于新桂系。冯玉祥亲自上庐山劝告蒋中正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加上当时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陕军)杨虎城已经同中共秘密达成了停战协议,蒋中正急于调兵北上剿共,也逐渐倾向于和平解决两广事变。

  8月初,蒋桂双方不断派人互相试探,刘斐朱培德程潜居正等人不停来回南宁和广州,劝说双方各退一步。最后新桂系提出,中央停止进逼地方,维持广西现状不变,日人如更进一步,立即全面抗战,战端一起,广西立即出兵。在此基础上,新桂系宣布服从蒋之领导,不再争夺中央名器。双方台前幕后的争斗持续到9月初,终于达成了协议。

  9月4日,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发布命令,李白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员之职位不变,新桂系官员则隆重在南宁就职,宣布服从蒋之中央。至此,两广事变解决。9月中旬,蒋中正与李宗仁在广州会晤,新桂系与蒋之矛盾暂时得以解决。两广事变在历经3个多月,双方出动高达80万部队对峙后,最终不发一枪一弹而告终。

评价

  在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中,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各起了什么作用,即谁是事变的策划者和发起者,事变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说法。后来的研究者一般都采纳李宗仁一面之词,认为陈济棠是事变的发起者,而且他发动事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迷信思想作怪。

  在两广事变之前,两广地区的基本政治格局是:两广地方实力派以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以西南两机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招牌,与蒋介石中央政权相抗衡,保持一种独立和半独立的状态;陈济棠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两广地方实力派中起着主导作用,桂系要仰仗陈济棠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才能与蒋介石对抗,但陈济棠并不干预桂系内政,桂系却一直在推动陈济棠反蒋。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因脑溢血突然在广州逝世。蒋介石乘机要拔除西南两机关,统一西南。两广地方实力派心有不甘,便发动了两广事变。由于陈济棠的作用和影响,他当时的态度实际上是事变能否发动的关键因素。但究竟是他的态度影响了桂系,还是桂系影响了他的态度,当事人的说法却大相径庭。

  在策划两广事变的过程中,白崇禧和陈济棠联系最为密切,活动最为频繁,影响也最为深刻。但白崇禧的回忆录对事变只字未提,陈济棠则语焉未详。他在其自传稿中对事变的记述相当简略:“廿五年六月,余以抗日准备工作已将完成,抗日时机亦已成熟,及决心派兵十师北上抗日。同时发表抗日主张通电,并由党部募捐款项逾数十万元,分别援助之抗日军,及韩国革命志士,以增进抗日声势。而中央认为时机不到,制止余之行动,国人亦间有误解余之主张,诸多揣测。余以耿耿忠心,既不为中央及国人所谅,为表明心迹及避免分裂计,即发表通电,自动下野赴港。”(注:《陈济棠自传稿》,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年,第43页。)显然,白崇禧和陈济棠都在淡化两广事变的严重性,而且陈济棠把发动事变的原因归结于“北上抗日”,这是不完全真实的。

  李宗仁是两广事变的另一主角,他在回忆录中也是尽量淡化事变的严重性。在关于两广事变的章节中,李宗仁对于“活龙口”(陈葬生母于洪秀全祖坟风水穴上)、“机不可失”(迷信相士之言,以为反蒋“大运已到”)、“陈维周为蒋介石算命”(称蒋“骨相”不如陈济棠,难过1936年这一关)等故事,大肆渲染,可是对于桂系如何暗中策划事变及事变的真正预期目标却毫未提及。仿佛事变的责任完全在于陈济棠,他与白崇禧早就料定事变必败无疑,参与事变无非是碍于情面为陈抬轿子而已,而陈一走事变就告结束。(注: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5年,第433-437页。)桂系的重要成员、李宗仁的幕僚程思远也持相同说法。他称胡汉民去世后,陈济棠和其兄陈维周得知蒋介石将对桂用兵,“兄弟密商竟日,以为粤桂相依为命,蒋如得了广西,广东安能幸免。与其坐以待毙,何如铤而走险,先发制人,以北上抗日为名,举兵反蒋。计议已定,遂以此一决策与广西方面商讨。”此后,李、白、陈曾多次讨论,“李、白主张慎重,邹鲁也反对用兵,但陈济棠却要求采取积极行动。至是,李、白认为,粤桂不能各行其是,于是与陈济棠共同行动”。(注: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86页。)李宗仁和程思远都把两广事变发动的责任推到陈济棠身上,桂系似乎是迫不得已的追随者。

  与上述说法相反,广东军事将领将发动两广事变的责任归结于桂系。两广事变爆发后通电投蒋导致陈济棠下野的余汉谋称:“二十五年(1936年)上半年,他(陈济棠)受不了李、白的怂恿,再加上韩复榘、刘湘等派人来广东游说,遂又称兵反抗中央。陈济棠太自信,又相信他的那位老哥陈维周。陈维周脑筋不清楚,李、白利用他,把他捧上了天,他就嗾使陈伯南反判中央。”(注:《余汉谋先生访问记录》,《军系与民国政局》,台湾近代史所“口述历史”之七,第226页。)两广事变爆发后“封金挂印”的李汉魂称,白崇禧早在5月17日即已悄然来穗活动,并约李汉魂、邓龙光夜谈二三小时,对此次事变起了重要策划推动作用。(注:《李汉魂将军日记》,香港1975年版,转引自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3页。)陈济棠的另一将领李洁之称:胡汉民去世后,白崇禧以吊丧为名来穗与陈济棠会晤。“白对陈治粤成绩备及推崇,然后谈论形势,竭力怂恿陈济棠反蒋抗日。白大说蒋如何不得人心,内部如何互相猜疑,财政如何困难等等,以加强陈的反蒋信心和决心”,接着白又大谈两广的有利条件,称反蒋机会千载难逢,不应错过。“陈济棠听了白的形势分析以后,认为十分精确”,加之“陈一向相信乃兄的星相之术,故亦认为此时反蒋正合时机,一经白崇禧提出粤桂联合反蒋的建议,他便欣然接受,决心大干一场”。(注:李洁之:《陈济棠主粤始末》,《南天岁月:陈济堂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24页。)余汉谋、李汉魂和李洁之都把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说成是受桂系怂恿推动的结果。

  粤桂将领均把责任推给对方,自然不可全信。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李宗仁和程思远都称胡汉民去世后的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就致电陈济堂,请陈派亲信人员赴京,共商善后。陈济棠乃派其兄陈维周入京谒蒋。陈维周得知蒋将对桂用兵后回广州与陈济棠商议对策,最后决定联桂反蒋。按当时条件,陈维周去宁返穗,到最后作出决策,不会早于5月15日。而白崇禧已于15日来穗活动,劝陈反蒋。这些说明桂系作出发动事变的决策早于陈济棠。相比之下,桂系重要将领、湖南籍的刘斐的说法更值得注意:“当蒋提出彻底统一两广的要求后,陈济棠当然不愿意,桂系则极力主张趁此时机反蒋。这时,陈济棠若不共同反蒋,就会陷于孤立地位。他感到与其坐以待亡,不如和桂系一起反蒋,以便进可以争取全国舆论的同情,扩大西南声势,进一步瓜分蒋介石的政权;退也可以使蒋投鼠忌器,多少向西南让点步,以便维持西南现状。”(注:刘斐:《两广“六一”事变》,《南天岁月》,第463页。)刘斐曾和李宗仁长期驻留广州,推动陈济棠反蒋。胡汉民去世后,刘斐和白崇禧同飞广州,后又作为两广代表到湖南劝说何键共同行动,他应该知道相关内情。他属于桂系,但又是湖南人,他的话应该说更可靠一些。

  两广事变的性质既不是“抗日反蒋”,也不是“联日反蒋”,或是单纯的派系之争,而是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斗争,即“安内”与反“安内”的矛盾和斗争。事变主要是蒋介石要解决西南问题而起,是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和两广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一方要扫除异己力量,实现对全国的统一;一方要巩固地盘,进而争夺全国的统治权。争夺的中心是地方,依靠的是实力。蒋要利用胡汉民去世之机取消西南两机关这个地方主义的大本营,粤桂均不能接受。蒋要先对桂系用兵,有着“反蒋情结”的桂系不愿坐以待毙,便联合广东对抗。陈济棠不愿彻底统一两广,要保持两广的半独立地位,便和桂系一起行动。尽管他们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招牌,但很显然他们只是利用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作掩护,而不是在这一潮流推动下去抗日反蒋。就广东方面而言,陈维周后来承认事变原意不是抗日反蒋,不过想虚张声势,挡住蒋指向广东的锋芒而已。(注:黄启汉:《两广的“六一”运动》,《学术论坛》1987年第1期。)就桂系而言,李宗仁、白崇禧决心反蒋后,“想来想去,只有用出师抗日这块招牌,才能取得各方的同情与支持。”(注:程思远:《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学术论坛》1987年第2期。)于是,打出了“抗日救国”的旗号,宣布“反蒋抗日”。白崇禧劝陈反蒋时尚称:“至于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系。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代表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练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陈维周鼓动广东将领时介绍了自己与日本领事接洽的情况,“并说我们的策略是‘明修见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注:李洁之:《陈济棠主粤始末》,《南天岁月:陈济堂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5页。)因此,两广事变只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权利之争,派系斗争只是其表现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