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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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文化广场,坐落于上海市中心,东接茂名南路、西靠陕西南路、北邻复兴中路、南以永嘉路为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曾是远东最大的跑狗场;上海解放后,在陈毅市长提议下,跑狗场被改造成上海重要的群众集会和文艺演出的综合场所。享誉海内外的俄罗斯小白桦舞蹈团、朝鲜大型歌剧《卖花姑娘》、《血海》,以及国内东方歌舞团等先后在这里演出,盛况空前。“文革”中的荒唐闹剧也曾给文化广场蒙上阴影,而改革开放之后复建的文化广场,还一度成为上海最早的证券交易市场和最大的花卉市场。

三十年代的“逸园跑狗场”

  大凡上了些年纪的上海人,都还留着这样的记忆:当公交车途经陕西南路或复兴中路站时,售票员总会这样叫道:“文化广场、跑狗场到了!”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这种独特的报站方式还一直保留着,足见当年曾经显赫一时的“跑狗场”,在上海人心中烙下的深刻印记。

  1928年1月28日,一个名叫邵禄的法国人,通过法国巡捕房的关系,结识了操控沪上民间金融市场的黄金荣和杜月笙,并向黄、杜二人提出动议,想把盛行于欧洲的赛狗活动引进上海,成立“法商赛跑会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将用地圈定在英国商人马立斯的私人花园约78亩的土地上,也就是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迈尔西爱路(现茂名南路)以及西爱咸斯路(现永嘉路)这块四四方方的黄金地段。邵禄通过上海工部局法商事务协理处,准备将这块土地以66万两规银(约合93万银元、美金150余万元)的价格购买下来。

  因为所使用的土地属于法租界,黄、杜二人自感不宜出面,而考虑应由法国人出任该公司的董事为宜,便以月薪1万银元的高薪,经由万国储蓄会董事长斯彼蒙等人的引荐,请来法国上海商会的迪斯德·司比门出面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而万国储蓄会的老板之所以能够推荐入选担任“法商赛跑会股份有限公司”的掌印人,缘由在于该储蓄会已答应向购买土地的黄、杜以及法国投机家邵禄等借款135万银元,这就满足整个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而迪斯德·司比门恰好是这一庞大投资的中间人之一。

  1928年4月,跑狗场正式动工兴建。在初步设计中,整个建筑包含了7大功能区域,分别为:逸园大厦、跑狗道、大看台、足球场及附属的旅馆、餐厅和舞厅等建筑,由当时生活在上海的法国建筑师P·费谢尔德设计,中国建筑师范文照、赵深、陈植等也参与了设计。或许是因为这个豪奢现代化建筑物地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又借助了这位亚尔培先生是比利时的国王,于是这一美差就落到了比利时建筑商瑟西·杜谢兰身上。

  整个施工历时1年6个月,跑狗场于1930年初正式开张营业。当时,上海已有另外2处以经营跑狗博彩为主业的“跑狗场”,分别是地处华德路(今长阳路)、占地约53余亩的“明园跑狗场”,另一处是英国人伊文斯在胶州路87号建造了上海第二个跑狗场“申园跑狗场”。新开张的“逸园跑狗场”,由于地段好、设备新而齐全,规模大,加之有黄、杜两位大佬的撑腰,不到几年时间,便以后来居上的姿态雄踞于上海滩,生意远远超过了“明园”与“申园”。

  在这过程中,三家狗场曾召开过一次“巴黎和会”一般的分赃协议,并作出规定:“明园”每周一、四晚上开彩,“申园”在每周三、六、日的晚上,而“逸园”则是在每周二、五的晚上营业。但时隔不久,“逸园”另出花头,又在每个星期天下午加开了一场,渐渐的,“明园”与“申园”因实力不及,生意急速下降,而“逸园”则一跃而成为上海最红火的博彩中心。

“远东第一大赌场”

  当年上海百姓根据“逸园”的英文读音“canidrome”,取其谐音,将它读作“看你穷”。的确,当时众多的中国赌客进入跑狗场,谁又不是十赌九穷。

  跑狗赌博,使用的赛狗主要是产自英、法或澳大利亚等国的格力犬,其形如豹,全力奔跑起来,10秒内时速可最高达到70余公里,是犬科动物中奔跑速度最快的。赌家参赌的方法有点类似押宝。在赛狗的起跑点陈列着一只只关着赛狗的铁笼子,每只笼子外面均标着该狗的名字和号码。赌客看中了哪条狗,就买某号的狗票。狗票面值有1元、2元、5元之分,其中又有独赢、双独赢、位置、联位赢之别。每票可赌一次,一般每个回合均有6条狗同时参赛。开赛时,先以一只电子兔绕场一周作为诱饵,接着六扇狗笼门同时掀起,参赛的狗便如离弦之箭冲出追赶电子兔,以最先到达终点的狗为优胜,持有该狗狗票的赌客就成为赢家。因为度率均在1:20以上,颇具刺激,因而每次狗赛,总能吸引数千人参加投注。

  格力犬从海外运至吴淞口后,由杜月笙包运,下小船,入嘉定县小港,上卡车到跑狗场,以逃避海关检查。逸园跑狗场为了不断吸引赌客,进口了大量的赛狗,配备驯狗师。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他们多次走私赛狗,以致被海关查获。以法商为首的赛跑会敛财有方,邵禄和迪斯德·司比门通过租界引荐,聘用华裔买办,将赌场事务全都承包给中国人去打理,自己则躲在幕后按“营业收入”提成,保证自己“旱涝保收”。

  乍一看,跑狗博彩似乎很简单,只要花点心思,多观察参赛狗,投注的准确率不会太低。其实,各种报刊所披露的信息,或者是九牛一毛以偏概全,或者干脆是赌场有意的误导,故意散布虚假信息,想要靠其发财,无异于痴人说梦。而赌场经营者或是私下接受大赌客的贿赂,让其中意的狗跑赢,从中获利;或是利用麻醉药、兴奋剂等改变赛狗的奔跑速度,甚至可以随意操纵电兔来影响赛狗;因此,当年“跑狗场爆冷门”的消息常常见诸报端。时间一长,内中猫腻引起很多心怀疑窦的赌客们强烈不满,但赌场依仗巡捕房、警察局的保护,我行我素,照样赚得盆满钵满。

  逸园跑狗场主要收入来源是狗票,跑狗场老板最初照票款总数抽取15%,后来改为20%,最高时竟达到45%。法商赛跑会究竟榨取了多少钱财,已无法统计,但是仅从1931年到1934年四年的账面资料看,盈余便高达120万元。赌场另一项收入便是卖门券,门券分为1元、2元两种,如果交纳会费成为跑狗会会员则可少花钱,有点类似当今的“VIP”会员制,而会员的坐席通常也是优等的。赌客进门除观看赛狗,还可以喝酒、跳舞,买狗票、领“彩金”统统有赌场人员代劳,当然这些服务都是有偿的。

  除此之外,逸园内的其他项目在上海滩也属最为时髦、前卫的。逸园夜总会三楼的西餐厅专门从法国请来厨师,亲自掌勺,法国大餐的风味非常纯正,席间还伴有十分地道的爵士音乐。那里的夜总会也是当年上海最高级的夜总会之一,1937年,订购一张圣诞夜入场券的价格要合到二两黄金,这一价格,相当于一个银行中级职员(如部门主任)一个月的薪金,或一个纱厂女工半年以上的工资。尽管收费如此昂贵,却还得提前一个多月去预订,否则便有向隅之虞。

   如此红火的经营业绩,使逸园在不到10年的借款期,即1939年5月,便还清了万国储蓄会的借款,资本额从93万余银元,升值到192万元,疯涨一倍多。这还不包括大批房地产。从开办起到1941年被日军强占,逸园跑狗场共向法国总领事馆、公董局巡捕房上缴的各项费用高达1600万银元,成为名符其实的“远东第一大赌场”。

在日寇铁蹄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进入同盟国所属英法美等国的租界,强令逸园将所收票款的50%上缴作军费,法商因无利可图,被迫宣告歇业,此后,跑狗场相继成为日军的军用仓库,靠近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一侧的整排仓房也被日军改做车库,成为“全日大东联运社”停车库。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依据同美英政府签署的新约定,对外宣布收回上海租界,将原来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直接并入上海市政府管辖。此后不久,以法国总统戴高乐为首的法国临时政府,于1946年2月28日派出专员,与国民政府签署了《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例》,至此,租界在上海滩的历史彻底宣告终结。此时的逸园,赛狗赌博已被禁止,但其他的经营依然进行,园内设有足球场、旅馆、舞厅和露天电影院等经营设施,并开设逸园大饭店。总营业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但昔日的红火已不复存在。

逸园回到人民怀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府面临极大的财政压力,如何以最快速度收取必要的税款以解燃眉之急,是人民政权急需解决的问题。时任上海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建议并与时任上海地政局长的王维恒联手,拟定了一条方案:用收缴上来的地产税,去回收“跑狗场”之类当时仍由外国人占有及使用的著名建筑和土地。

  此时“逸园”在经营上已难以为继,加上拖欠的罚单和滞纳金日涨夜高,1951年10月,逸园资方因拖欠国家巨额税款、无力支付职工工资,经上海市人民法院中区分庭判决,将逸园饭店、跑狗场及所属土地、建筑全部判归上海市文化局,由文化局支付14亿元(旧币)抵充欠税,另l亿元(旧币)支付职工工资和遣散费,余款则属于香港赛马总会,上海方面将款项交给法方代表,请他带往香港赛马总会。从此,逸园回到了人民手里,开始成为上海人民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

  1952年4月,经上海市政府批准,陈毅市长亲笔题写,逸园正式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文化广场”。11月,经市文化局申请,报市政府同意,将“人民文化广场”改称“文化广场”。从此,“文化广场”成为了上海市中心一个最为重要的群众集会、文艺演出以及接待国外艺术团体的场所之一。

  至1954年,建成钢屋流桁式结构大会场,可容纳1.5万余人,并新建1224平方米舞台和1920平方米后台。开辟7000平方米展览馆,开设人民图书馆、少年儿童文化馆及3000平方米的文化休憩花园。

  上世纪50年代,是文化广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热闹的时期。194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在逸园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庆祝大会,宋庆龄、邓颖超等出席。7月2日,南下干部中的主要领导和上海地下工作者两千余人在逸园大会师,陈毅、曾山、刘长胜出席并讲话。7月7日,在纪念聂耳音乐会上,万人齐唱《义勇军进行曲》。8月5日,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逸园举行,饶漱石、陈毅分别作报告。12月5日,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也在此举行。

  政治性聚会是文化广场的重要特点。1949年11月,上海地下党组织追悼王孝和烈士大会在此举行,会后,上海市总工会同时宣告成立;1951年6月,赴朝鲜慰问总团在这里作首场报告,掀开了祖国人民慰问“最可爱的人”的序幕;1953年3月,志愿军烈士黄继光所在部队调防回国后,也是在文化广场举行了第一场英雄事迹报告会……

  1953年,陈毅市长在这里作了《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1956年,前苏联英雄卓娅的母亲做了卓娅事迹的报告;1957年,刘少奇、周恩来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

  在“文革”之前的十多年里,文化广场极大地丰富了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最具号召力的大型文艺演出,因其上万的座位数,亦非文化广场莫属。1955年由世界芭蕾大师乌兰诺娃领衔的苏联国家芭蕾舞团、法国芭蕾舞团等举世闻名的艺术团体都曾在此登台演出。周信方、梅兰芳、盖叫天等也在这里的舞台上演出过经典曲目。

劫难之后重获新生

  “文革”动乱岁月中,文化广场也在劫难逃,曾经上演过一幕幕疯狂、荒诞的闹剧。1966年12月,“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1967年1月9日,史称“一月夺权”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在这里举行。之后“文化广场”被改名为“上海市文化革命广场”。由此开始,发生在文化广场内的武斗等各种闹剧不断上演,仅1968年8月至次年11月的1年多时间内,文化广场已被人为损坏到了破败不堪的地步。

  1969年12月29日,正在修缮中的文化广场还发生了一场火灾,造成重大损失。

  作为上海的文化标志之一,文化广场的重要位置是不可替代的。1971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文化广场开始修复,并于1972年底修复完工。此次修复,将文化广场的座椅全都换成了木制长排椅;同时,观众大厅也安装了我国第一幅宽银幕布,开始放映一些从国外引进的宽银幕电影:《巴布索亚历险记》、《第八个是铜像》等影片,就是从这时开始走进中国观众的视线。1975年,《解放》、《三本五十六》、《攻克柏林》等几部当时还只属于“内参影片”的战争电影也曾在此一度热映,那时,普通上海市民都以曾在这里看过这些电影而颇感自豪。

“卖花姑娘”唱响文化广场

  1973年8月,朝鲜平壤歌剧院第一次把原汁原味的大型歌剧《卖花姑娘》带到上海观众面前。票子很早就被一抢而空,当时能容纳8000人的文化广场场场爆满,演出轰动一时。“花了两角五,哭了一下午,晚上没吃饭,还看下一场。”这是当年上海观众争相观看《卖花姑娘》时的真实写照,有的观众甚至是从头到尾哭着看完整场演出的。“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出花来。”剧中女主角的这句台词给观众留下了难忘印象,而剧中 “卖花来哟,卖花来哟……”的主题歌也广为流传。《卖花姑娘》走进文化广场,也走进了上海观众的心中,成为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时代烙印。之后,朝鲜歌剧《血海》也来到文化广场演出,其新颖、华丽、庞大的舞美设计,令每一个多年文化生活单调枯燥的中国观众惊讶不已。而随着《卖花姑娘》、《血海》的热潮,不少朝鲜电影也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等影片在中国大受欢迎,上座率远远超过如今的好莱坞大片。

  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广场的“文化”含义日渐恢复。1980年4月,日本著名芭蕾艺术家松下洋子率领“日本松下芭蕾舞团”来到上海,将芭蕾名剧《天鹅湖》搬上了文化广场的舞台。上海观众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身穿洁白天鹅裙的女演员,在宽大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当时的门票经过黄牛的手,从原来的4角钱,直涨到15元一张,虽然票价相当于当时一个青年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但仍一票难求。尽管坐在后排的观众,如果不借助望远镜,根本无法看清演员的面容,但在演出的3天时间里,依然是场场座无虚席。

  1982年底,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率领日本NHK交响乐团登上文化广场的舞台,演出了各种经典交响乐选段、协奏曲等共14首乐曲,令上海的交响乐迷们趋之若鹜。尽管因受场地、设备等条件的局限,演出效果并不理想,但人们为久违了的美妙乐曲而倾倒,也为小泽征尔那一头如雄狮般的长发而耳目一新。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诸多艺术团体也纷纷来到文化广场,登台演出,国外如俄罗斯的小白桦舞蹈团、美国杨百翰舞蹈团、英国伦敦青年交响乐团以及国内的东方歌舞团等,都将文化广场作为赴沪演出的首选场地。

世界最大地下音乐剧场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文化广场的“文化”氛围又在经济大潮中逐渐消褪。1990年5月,文化广场成为上海最早的证券交易市场,一时间,文化广场再度成为上海最热闹的中心。

  1997年,为了解决逐渐加大的就业需求,经卢湾区与徐汇区有关部门的协商,文化广场被改建成华东地区最大的鲜花批发市场——上海精文花市。那些年,文化广场周边的大小马路上,每天都是车水马龙,其花团锦簇的特殊景观,折射出改革开放以后富裕起来的上海市民浓浓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追求。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经过大量的论证、研究和资本运作,上海市政府决定整体改造文化广场,确定了“文绿结合,以绿为主”的文化剧场建设蓝图,设计充分考虑了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风貌和建筑环境。整个文化广场改造工程占地4.7万平方米,绿化面积达2.6万平方米。未来的剧院大门面向复兴中路,观众通过一条林荫大道走进剧院。剧场建筑面积为6.5万平方米,其中5.7万平方米建在地下,最深处达到26米,拥有座位2010只,是世界上最大、最深、座位最多的剧场。

  历经三年的建设,原先的文化广场区域现已成为一片郁郁葱葱的绿地,一顶如坡形帽子般的建筑镶嵌其中,分外醒目。这幢最高点只有22米的地面建筑,将利用原文化广场的球形网架结构,建造一座可容纳1000多名观众的露天剧院。眼下,一个颇具现代特色、包含当代人文意境的新文化广场已初显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