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世再生”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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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唐卡中的六道轮回图

人死亡之后会去哪里?纵观人类历史,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被来世的信仰所吸引,相信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生命轮回,投胎转世就是多种宗教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尽管这一古老的信条存在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变种”,但是都认为在人死亡之后,某种非物质的要素并不会因肉体的腐烂而消亡,而会在另一个新的躯体中再生。其中中土人士最为熟知的是佛教的“六道轮回”说。这种理论认为,一切众生都要依据其所造之业,在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六道中生死流转,直至涅槃解脱,即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千年来,佛教轮回说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发挥了深远影响。在今天这个倡导实证的“科学时代”,这样的观念至多只能被视为信仰看待,“信则有,不信则无”。然而骇人听闻的是,有人竟声称发现了轮回转世的经验性证据,而且就在中国。

我国湖南侗乡的“再生人”案例

今年(2015年),知名媒体《新京报》报道了在我国湖南、贵州、广西交界处的侗族村落有一百余名村民自称是死者转世的奇闻。这些人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前世”的事情,有人甚至还与“前世”的家庭再续前缘。其中湖南省通道县坪阳乡是“再生人”群体最为集中的区域,据通道县文史办主任吴文治的调查统计,这里有“前世回忆”的人所占的比例竟达到了坪阳乡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坪阳乡“再生人”群体是目前所知的世界范围内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再生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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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石爽人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石爽人称她的“前世”名叫姚家安,生于1936年,24岁时因病死去,3年后转世投胎到垒阳寨,成为了石爽人。根据一些村民的说法,1960年5月的一天,24岁的姚家安去地里种豆子,回来在鱼塘洗脚时中毒,回到家后高烧不退,3天之后就死了。据石爽人说,她在两岁左右就开始讲述“前世”的事情。姚家安的儿子对于石爽人前世是自己母亲的说法深信不疑,因为石爽人所讲述的故事符合他母亲的情况。

在坪阳乡的“再生人”中,也有带着“前生”的躯体印记“投胎”的。1963年的一天深夜,坪阳乡定溪村村民龙章贵的孩子龙永华突发急病,痛苦不堪,最终不幸夭折。然而疼爱孙子的奶奶却难以接受龙永华病死的事实,她取出了孩子父亲龙章贵的私章,将孩子父亲的名字印在了孩子的臀部,希望将来能够凭借这枚印记找回自己的孙子。就在不久前,龙永华的奶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孙子告诉她自己死后将会投生到邻村的吴家。龙家人虽然为此感到疑惑,但由于丧子的悲痛,并没有十分在意。不久后,邻村一户人家的孩子出生了,取名吴鹏。这时,村里人都认为吴鹏就是龙永华的转世,因为他们在吴鹏的耳朵后面发现了龙永华身上的那枚印记。根据吴鹏小学班主任老师郭世英的说法,吴鹏用汉语向她讲述了自己“前世”的事情,令她十分震惊。同时她还发现了吴鹏耳部的印记,黑质白纹,并且写着龙章贵的名字。她用唾液擦拭了这个印记,认为印记不是人为弄上的。更奇怪的是,对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吴鹏竟然能够做到不学自通。后来,在郭世英的帮助下,吴鹏回到了邻村的“前世”家庭,他不仅认出了“前世”的父母,而且说出了很多“前世”家庭的细节。吴鹏的这些说法还得到了龙章贵小儿子龙开民的证实。在此之后,吴鹏就经常到“前世”的家庭探亲。但随着吴鹏年龄的增长,他耳部的印记却逐渐消褪了。

上述的两个案例的确相当惊世骇俗,但还有更为惊人的。有人竟然回忆起自己的“前生”是动物。坪阳乡谱头寨有个吴姓男孩声称自己的前世是一头白猪,转世投胎为人后因认出了曾经杀死它的屠夫容某,而引发了村里的轰动,屠夫容某也因此发誓今生不再杀生。男孩的母亲陆居桃发现,儿子非常害怕屠夫容某,每次见到容某,他都会哭喊并拼命向家里跑去。村民为此感到不解,就询问小男孩是何原因。哪知小男孩仍然说,他的前世是外公家的大白猪,是屠夫容某将它买走并杀掉了。

诸如此类的神奇案例吸引了国内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进行调查,但至今仍无定论。可是这种小孩子能够“回忆前生”的故事不仅在中国有,外国也有。

外国的代表性案例

印度少女“再生”案

1926年,小女孩桑蒂•德维(Shanti Devi)出生在印度的德里。她刚出生时,并未表现出异常。可当她到了四岁时却突然莫名其妙地向母亲述说自己曾经在马图拉城居住过。她还向母亲讲述了马图拉家庭的情况,说自己的丈夫在那里开了一家布匹店,并且还生了儿子。之后,桑蒂又多次讲起她在马图拉的生活。父母为此感到十分担忧,特别请教了医生,但医生也没有发现异常。桑蒂的父母认为孩子可能是在讲述“前一世”的事情。随着桑蒂逐渐长大,她开始要求父母带她回“前世”马图拉的家。

某日,一位客人找到桑蒂的母亲。桑蒂一下子认出这个人是他“从前丈夫”的表兄,也住在马图拉。这位客人为此感到诧异不已。

这件事情传开后,引起了印度政府的密切关注。政府为此专门组建了特别调查委员会,带桑蒂到马图拉进行走访调查。尽管桑蒂在出生后一直没有离开德里,可到了马图拉,她竟然能够用马图拉方言与当地人打招呼。之后,她又认出了“前世”所居住的房屋和“前世”的丈夫,而且认出了“她的”两个孩子。她还毫不费力地认出了“曾经使用过”的旧物,并且详细地讲述了她在马图拉的各种生活细节,包括她与朋友间的交往活动,马图拉的风景以及她当时所在学校的情形。她所说的事情完全符合事实,因而当地人听了她的描述都感到十分吃惊。据此,所有参与调查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桑蒂是1925年因病死去的23岁马图拉女孩卢迪(Lugdi Bai)的转世再生。

英国小姐妹“投胎”到同一家庭

在轮回观念未成为主导信仰的西方欧美国家,这种人死后“投胎再生”的故事也时有发生。英国一对双胞胎姐妹吉琳•波洛克(Gillian Pollock)与詹妮弗•波洛克(Jennifer Pollock)的故事就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案例。1957年5月,约翰•波洛克(John Pollock)与弗洛伦斯•波洛克(Florence Pollock)的一对女儿琼安妮(Joanne Pollock)和杰奎琳(Jacqueline Pollock)在一场可怕的车祸中不幸丧生。约翰笃信人死转世的说法。1958年10月,他的妻子弗洛伦斯生下了吉琳与詹妮弗这对双胞胎姐妹,约翰就此确信姊妹俩一定是琼安妮与杰奎琳的转世。

此后两姐妹不仅能够认出她们用正常途径难以认识的事物,而且人们还在她们的身上发现了不可思议的胎记证据。妹妹詹妮弗身上两颗胎记的位置及尺寸都同杰奎琳身体上的两处印记相符。该案例在英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直至1979年,这个故事还被搬上了伦敦周末电视台(London Weekend Television)的“信条”(Credo)栏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姐妹关于“前世”的回忆逐渐减退,最后竟完全不复存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类似这种儿童能够“记忆起前世”的案例在世界范围内竟多达数千例。那么这种奇特怪异的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西方学者的调查与研究

伊恩•史蒂文森博士

美国医学博士,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伊恩•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1918-2007)是这一研究领域多产的权威。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的40多年时间里,他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调查,总共收集了2500多例“转世再生”的案例,并将这种儿童自发回忆“前世”的案例称为“转世类型案例”(cases of the reincarnation type)。他还出版了《暗示转世的二十个案例》(Twenty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以及《轮回与生物学》(Reincarnation and Biology)等研究性著作。史蒂文森退休后,塔克(Jim Tucker)和密尔斯(Antonia Mills)等学者仍在继续着他的研究工作。经过多年的研究,史蒂文森归纳出了这种“转世类型案例”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般来说,这类儿童在清醒状态下自发回忆起“前生”的案例主要发生在轮回转世信仰较为盛行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东方国家、黎巴嫩德鲁兹穆斯林的聚集区以及北美某些印第安人的聚落等),而在西方国家则较为罕见。这些儿童一般在2-4岁开始述说自己的“前世生活”,而在5-7岁之间“前生的记忆”就会逐渐消退。在报告前世体验的儿童当中,男性约占63%,女性约占37%。通过调查,研究者们还发现,在三分之二的案例当中,都能够找到一个曾经存在过的活人与小孩描述的“前世人格”相对应,史蒂文森称这类案例为“以解决”(solved)案例,反之则称之为“未解决”(unsolved)案例。在这类“以解决”的案例当中,儿童所说“前世人格”的居住地与其今生居住地距离的中间值约为14KM。而且,所谓的 “前世人格”因非正常原因而死亡的在这种“死后再生”案例中占有绝对高的比例。这些小孩往往能够精确地描述“前世生活”的细节,表现出“前世人格”的喜好与行为方式,说出“前世”的死因,有的还伴有与“前世人格”死因相关的恐惧症(比如声称“前世”是溺水身亡的小孩,则表现出了对水的异常恐惧)。

在一些小孩的身体上,甚至还能够找到与“前世人格”所受致命伤位置相似的胎记。史蒂文森为此还特别找来相应的尸检报告予以核查,发现在很多案例当中伤痕与胎记能够精确地对应。他对此还进行过这样的计算:将成年人全身的皮肤划分为160块10平方厘米的网格。计算后得出每块网格内一处胎记与先前躯体一处伤口相对应的机率是1/160,而两处胎记与两处伤口相对应的机率是1/25600。对于某些案例而言,则需要更高的标准:如果把儿童身上的两块胎记“投射”到成年人的躯体上,那么就需要刚好放入5平方厘米的网格。在这种情况下,一块胎记与一处伤口对应的机率为1/645,而双重对应的机率只有1/416025。因此他认为,胎记与伤口的这种对应几乎不可能用巧合来解释。

史蒂文森等研究者对转世案例的看法

究竟该如何解释这些奇怪的案例?史蒂文森等研究者也试图寻求除了转世之外的其他可能解释。不得不承认,大多数的案例都发生在轮回转世之说被广为接受的地区,这就说明了这些案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化的影响。史蒂文森同时还提出了所谓的“压抑”假说来说明这种特性。他认为,在排斥轮回观念的西方国家,当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在讲述“前世的事情”,他们自然会去压制。而在普遍接受转世观念的东方世界,孩子的父母并不会这样做。

史蒂文森还考虑了这些案例是否可能只是骗局或者是潜隐记忆(cryptomnesia,即来源性失忆,指小孩可能把听到或看到的信息当作了自己的真实记忆,但是却忘记了这些信息的真实来源)的结果。但是他却否定了这些可能。因为在很多的案例里,两个家庭之间并未有过相互的接触,小孩若要通过正常的感官渠道获得这些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大量的、精确的信息讲述也不符合潜隐记忆的特征。至于恐惧症和胎记,则更难以用记忆错觉来解释。另外,史蒂文森也并没有发现这些家庭存在编造谎言的明显动机。因此他以为,对于这些案例,只能诉诸以下的几种超常解释。

1. 超感官知觉(ESP):儿童可能依靠遥视等超常感知能力或者与死者家庭成员间的心灵感应获得了关于死者的信息,并通过“人格化”(personification)将这些信息融入自己的第二人格。但该假说的问题是:小孩为何偏要用ESP捕捉某个死者的信息进行“人格化”?事实上,捕捉某个仍然在世的活人的信息会更加容易。另外,ESP假说也难以解释小孩所表现出的“前世人格”的性格特性,其所承袭的某些“前世的技能”以及胎记这种躯体上的证据。

2. 精灵附体(spirit possession):小孩可能是被某个死者的离体灵魂附身,因而能够获知与死者相关的信息,并表现出死者的性格特征。但这种说明仍然难以对胎记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3. 转世: 史蒂文森虽然并不认为这些案例必然证明转世的存在,但他却又认为对这些案例而言,转世似乎是最说得通的解释。而且,转世说还能够为医学和心理学领域里的许多疑难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比如,音乐神童现象就可以用著名音乐家的转世来说明;胎记和先天缺陷可以用前世躯体所受的伤害予以解释。

怀疑论者的意见与解释

对于这些令人费解的神秘案例,是否只能求助于超常的解释?现有的科学知识真的就束手无策吗? 主流科学界对于这种所谓的超常现象,一般倾向于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也少有争论和批判。但是,当然也有一些持自然主义立场的学者针对证据本身和史蒂文森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不少批评。

一是研究者自身存在的问题。史蒂文森等研究者对于各种超常现象一般都深信不疑,因而他们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就不可能不带有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会忽略证据中存在的缺陷、疑点和漏洞。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在进行客观地调查,倒不如说是在为自己的信仰搜集证据。而且,史蒂文森不懂得任何的亚洲语言,因此他在调查中不得不借助翻译。而在转世信仰被广为接受的东方国家,翻译往往会不自觉地被灌输“前世回忆是一种真实现象”的文化期望。由于语言的障碍和相关文化知识的缺乏,史蒂文森无法对翻译所提供信息的可信度与可靠性进行评判。

二是证据本身存在的严重缺陷。比如,在绝大多数的案例当中,儿童当下的家庭与其所认同的“前世人格”之家庭在调查进行之前就已经有过接触了。要么两个家庭本身就存在生物学上的关系或者彼此之间十分熟悉。曾协助史蒂文森参与调查的律师兰松(Champe Ransom)在一份未发表的报告里指出:在大约1114例“再生”的案例中,只有11例个案中的两个家庭在调查之前未曾有过接触。而且在这11例个案当中,7个案例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而,两个家庭之间的信息交换抑或仅仅是当地的各种传言就会很容易地成为儿童精确信息的来源。并且,小孩自发性“前世回忆”的报告在调查开始之前就被记录下来的非常之少,这就为事后的记忆扭曲和添油加醋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事实上,“前世回忆”中的很多错误都反映了小孩是在重复无意中听到的信息。例如,有个小孩把他声称的“前世人格”的真实名字Saco与一个发音相似的名字Seco予以了混淆。在有的案例当中,还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错误。譬如有的小孩完全说错了“前世”妻子的名字,“前世”邻居住所的位置和“前世”的死因。还有的孩子“回忆起了”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比如所谓的“前世人格”打折了他小叔的腿;穿了他实际上根本没有穿的服装;驾驶了他实际上根本未曾驾驶的车辆。当调查者采用引导性问题(leading questions)询问目击证人时,这些证据的缺陷则会被加剧。而且,作为来自完全不同文化环境的研究者通常也只是采用一天半到四天的顺便走访式调查,更何况还缺乏对小孩玩伴的调查。这种仓促而又不深入的调查进一步地降低了证据的质量。

三是“转世”案例所具有的明显文化差异性。研究者发现,不同文化与宗教群体中的“转世报告”都与其关于转世再生的社会期望相符合。例如,土耳其的阿雷维斯人(Alevis),黎巴嫩的德鲁兹穆斯林(Druses)和阿拉斯加的特林吉特(Tlingits)印第安人相信人在转世当中不能够改变性别,事实上研究者也并未在上述这些群体中发现“跨性别转世”的报告;而在缅甸的案例中,“跨性别转世”的比例达到了33%。与此相似的是,阿拉斯加的特林吉特人普遍相信转世发生在同一家庭之内,因而96%的特林吉特案例都是家庭内的“再生”,而这一比例在印度案例中为16%,在斯里兰卡案例中为19%,在德鲁兹穆斯林案例中为24%。最后,土耳其阿雷维斯人普遍地认为只有因暴力死亡者才会转世,因此回忆起“前生人格”因暴力而死亡的案例在土耳其案例中所占比例为73.7%,在特林吉特案例中为36.2%,斯里兰卡案例中为40%,印度案例中为46.8%。上述的特征无疑暗示着所谓的“转世记忆”更有可能是文化和信仰的产物。

四是某些“反常”的个案本身就排斥转世的解释。比如,在个别案例里,“前世人格”在小孩出生之后才死去;还有一个死者“转世为”多个同时在世的活人的情况;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个小孩竟然是两个同时在世的活人“转世”。或许,“轮回转世”还有另外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形式吧!

基于反对者提出的上述理由,以下几种非超常的自然主义解释都是有可能的:

父母共谋说

英国的超自然现象调查者伊恩•威尔逊(Ian Wilson)指出,在一个转世信仰被普遍接受的社会,父母很有可能会诱导孩子编造前世的故事,以期获得财产或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因为他发现,在相当数量和比例的印度和斯里兰卡“转世”案例中,儿童所说的“前生”都属于较高的社会等级或较为富裕的家庭,而其今生的家庭往往相对贫困。但是基于印度和斯里兰卡巨大的贫富分化,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小孩的“前生人格”应该是穷人。史蒂文森也发现,在10例斯里兰卡案例中的7例,以及三分之二的印度案例中,“前世”的生活条件都优于今生。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小男孩声称想要获得“前世”父亲三分之一的土地。然而在“前世”的父亲失去土地后,他就不再谈及自己的“前世”。研究者还在印度、斯里兰卡、土耳其和以色列发现了7例明确的欺骗性案例,其中除去以色列的案例,其他案例都表现出了“转世类型案例”的典型特征。另外一种可能的动机就是: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当地的宗教名流,为此而捏造转世的谎言,以期吸引大量人群的聚集,并获得媒体的关注。但是很显然,这种观点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案例。

文化幻想说

儿童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有大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学龄前儿童都拥有“假想玩伴”(imaginary playmate),因此很多小孩述说自己拥有“妻子”、“丈夫”、“子女”等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是在相信轮回转世的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看来,这显然是在谈论“前世”。特别地,当一个有转世信仰的家庭推定自家的孩子是某个特定的死者转世时,他们往往会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信念、态度和回应影响孩子,稀里糊涂地把这种正常的儿童幻想“扭成前世的记忆”。而富于幻想的小孩也会不自觉地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更多有关死者的信息,进而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承担着幻想性的角色扮演。印度马德拉斯基督学院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查里(C. T. K. Chari)指出,西方儿童的“假想玩伴”和东方儿童的“转世幻想”是小孩子接触外在世界的两种不同文化路径,一种是拥有一个理想化的对象(假想玩伴);另一种是作为一个理想化的对象(即某个人或动物的“转世”)。查里还特别地举了这样一个受到了不同文化影响的例子:一个印度小男孩(他的父亲对转世说有这十分浓厚的兴趣)所描述的“前世生活过的”城镇只符合北印度的地域特征,但那里的习俗和饮食却又明显符合南印度的特征。这也就说明了所谓的“前世”是虚构的。

记忆错误说

有心理学家做过实验,让一个事件的几名目击者在一星期后再来回忆事情的经过,结果有半数的目击证人“回忆起了”根本就不存在的“事实”。这就说明了人的记忆其实是十分不可靠的。而史蒂文森等研究者一般是在“转世”事件发生后的几年甚至几十年才介入调查的,加之在调查之前就已经有文字记录的案例是少之又少,这样目击证人提供的消息很有可能已经完全背离了事实。有些案例中的家庭成员或其他目击证人错误地将关于死者的精确信息来源归因于儿童的讲述,而事实上这些信息另有来源。比如在一个案例中,目击者也不能肯定小孩是否认同了所谓“前世人格”的名字,直到人群中有人说出了这个名字。

超常论者的反驳

虽然怀疑论者对“转世”的证据提出了不少质疑与另外的解释,但是转世说与其他超常解释的支持者并不会因此而放弃原先的立场,他们反而对怀疑论者的观点抛出了种种诘难。

一是尽管社会文化的构建与幻想确实可以解释一些案例,但在另一些案例中,双方家庭不仅相距遥远,而且彼此之间完全陌生,可是儿童却说出了他根本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承认存在某种超常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二是虽然父母和其他目击证人的记忆错误的确影响了案例的可靠性,但是有三十多个案例,在调查开始前,父母就用文字记录下了孩子的陈述,这就大大加强了案例的可靠性。而且,研究者还把有文字记录的案例与没有文字记录的案例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前者的准确度是76.7%,后者是78.4%,二者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研究者还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排除记忆错误的可能。他们在调查之后的几年,让另一个研究者在不看先前调查资料和案例记录的情况下,再次去走访相同的家庭。假设存在记忆错误的可能,那么案例的强度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但事实却正好相反,案例的强度反而有所减弱。

第三点是,胎记这种物理上的证据是转世的铁证,无论骗局、幻想、记忆错误还是其他的解释都不能够对此做出说明。

机会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

现在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不诉诸超常因素,对这些案例做出完全的自然主义解释究竟有多么困难?道格拉斯学院的哲学教授莱纳德•安吉尔(Leonard Angel)认为我们不应当忽视机会发挥的作用,很多精确的对应或许仅仅是巧合。若要彻底排除机会的作用,只有通过控制性的对比实验。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研究者做过这样的实验,因此有关超常因素的证据最起码也是不充分的。

这个实验需要两种类型的案例。首先,我们需要某个人甲对其自身生活记忆的陈述,以及另一个人乙的生活事实,而乙绝对不可能是甲的前世。保证这一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甲和乙是共同在世生活了多年的人。我们把上述的这种案例称为X案例。第二步,我们需要某人对在其出生前不久死去的另一人生活的回忆以及陈述。我们姑且把有“前世回忆”的人叫做丙,先前的死者叫做丁。这类案例我们称之为Y案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是检验X案例中对应的精确程度能否赶上Y案例中对应的精确程度;二是考察相对于X案例,实验的参与者(参与者对哪些案例属于X组,哪些属于Y组并不知情)是否更加倾向于为Y案例寻求特别的解释。为了保证X案例中的相似度与Y案例中的相似度同样好,我们必须双盲地要求实验参与者进行辨别,看他们能否区分X案例与Y案例。只有当参与者不能够对二者做出区分时(即X案例中的相似程度已经达到了Y案例中的相似程度),实验才能继续进行。

假设X案例中的相似度达到了足够好的程度,让我们继续实验。我们需要把混有X案例和Y案例的总共20例个案通过双盲的方式交给特定的人群,并询问这些人哪些案例需要特别的解释。随后,需要由一人来寻找超越相似性的内容,另一人则去查找需要特别解释的案例。接下来,需要有人判断经过挑选的X案例之均衡百分比与经过挑选的Y案例之均衡百分比相比是否背离了人们所期望的机会。如果没有偏离机会,那么就不仅说明了X案例在相似度上与Y案例同样好,而且对于任何的Y案例都不需寻求特别的解释。同样地,如果所选X案例的均衡百分比高于所选Y案例的均衡百分比,那么对于Y案例,则更无必要去诉诸任何的超常解释。

那么,胎记与伤口的对应也仅仅是基于巧合吗?安吉尔指出,史蒂文森在胎记的问题上犯了与所谓的“生日谬误”(在35人的群体里,可能有两人的生日会在同一天,但人们通常会低估这种可能性)相似的统计学错误。安吉尔举例说,假设在一座拥有2500名儿童的城镇上,有170名儿童的身体上带有两颗胎记,而且镇上还生活过5名死于枪击的人(其身体上有子弹进出的两处伤口),那么这两处胎记与两处伤口相对应的机率又是多少呢?经过计算,双重对应的机率竟然高达71%!更何况,史蒂文森用超过三十年的时间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走访调查,能够收集到一些胎记与伤口精确对应的例子不足为奇(医学家研究发现,超过90%的亚洲婴儿都带有蒙古斑)。据此,我们有理由去问,相信轮回转世的父母是否会诱导带有胎记的儿童想象自己是某个特定死者的转世,因为小孩身上的胎记与死者身上伤口或疤痕的位置相似。而且,所谓的“胎记”究竟是出生时就带有的印记还是出生后获得的某些疤痕也往往是很难弄清的问题。因此,胎记并不能够作为证明前世的证据。

总而言之,所谓的“转世”案例并没有经受得起严格的科学检验,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找到支持转世和其他超常因素存在的确凿证据。轮回转世说作为信仰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试图依靠实证科学方法为其寻找证据的做法却失败了。